基辛格曾自信称：美国已经搞垮四个“世界老二”，全球再无敌手

在国际关系史上，能够连续见证并深度参与多轮大国兴衰的政治人物屈指可数，亨利基辛格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公开表达过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相继压制或击垮了四个”世界老二”，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手。这句话既是对战后国际格局变迁的一种概括，也折射出美国长期奉行霸权战略的深层逻辑，值得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加以审视。

与此相对，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本土始终未遭受地面战争的破坏。战争期间美国工业产能被大规模动员，从飞机、坦克、舰艇到军服、罐头食品，美国工厂昼夜不停地为盟国生产战略物资。1941年通过的《租借法案》成为美国向盟国输送资源的主要渠道，累计援助金额达数百亿美元，而这些物资的相当一部分最终以债务形式记在英国、苏联等国的账上。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已超过一半，黄金储备也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主要货币与美元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机构相继成立，美国由此掌握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制定权。

军事领域，美国率先掌握原子弹并在1945年8月对日本投下两枚，随后又建立起覆盖全球的军事基地网络。1949年北约成立，美国正式接管了西方阵营的集体防务领导权。从贸易到货币、从军事到科技，美国在多个维度上完成了对国际权力的重新整合，这为其此后半个多世纪压制潜在挑战者提供了坚实基础。

第一个被削弱的对象是英国。 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英国虽然保住了国家主权，但其代价极为惨重。战争期间英国的海外投资被大量变现用于支付战争开支，英镑区的国际影响力急剧收缩。战后英国政府不得不向美国申请大规模贷款以维持基本运转，1946年签订的《英美财政协定》向英国提供了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贷款，条件之一便是英镑必须实现自由兑换。这一条款在实施后不到几周便迫使英国耗尽外汇储备，最终被迫暂停执行。1947年印度独立、随后一系列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相继脱离英国控制，帝国体系加速瓦解。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法联军军事行动本已取得局部进展，但美国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抛售英镑作为要挟，迫使伦敦下达撤军命令，英国自此彻底告别了独立主导重大国际行动的能力。

第二个被彻底击垮的是苏联。 苏联在战后依靠计划经济迅速完成重建，并在军事、航天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61年将首位宇航员送入太空。然而其经济结构长期偏重军工与重工业，消费品短缺问题始终未能缓解。冷战期间，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严格的技术封锁，同时以美元体系为杠杆影响国际能源价格。1985年以后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苏联赖以获取硬通货的石油出口收入锐减。军备竞赛长期消耗大量国防预算，导致民用经济领域投入不足。加之改革方向失误与民族矛盾激化，1991年12月这个存在近七十年的联盟宣告解散，冷战以美国单方面获胜的方式落幕。

第三个被系统性遏制的是日本。 日本战后依靠美国占领当局主导的经济改革与朝鲜战争期间的军需订单实现了经济起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汽车、家电、半导体等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据大量份额，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影业、三菱地所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等事件在美国社会引发强烈反响。1985年9月，美、日、德、法、英五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美元贬值。协议实施后，日元汇率在两年内几乎翻倍，日本出口竞争力遭受沉重打击。为对冲升值压力，日本央行大幅降低利率，宽松资金流入房地产与股票市场，形成巨大泡沫。1990年前后泡沫破裂，日本经济由此陷入长期停滞。此外，美国还通过《美日半导体协议》直接干预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迫使日本市场向美国厂商开放并接受价格监督机制。

第四个受到全面挤压的是欧盟。1999 年欧元正式启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达到新的高度，作为区域集团，欧盟经济总量一度位居全球前列。美国对欧洲的战略牵制体现在多个层面：军事上通过北约不断东扩强化对欧安全议程的主导；情报与外交层面，“棱镜门”事件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监听欧洲盟友包括多国领导人通讯的行为；经济层面则借助美元结算体系与长臂管辖机制打压欧洲跨国企业，法国阿尔斯通、德国德意志银行等均曾面临美国司法部的巨额罚款。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结构被迫重塑，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大幅减少，美国液化天然气以更高价格填补市场，欧洲高耗能产业不得不向北美转移，欧盟经济活力进一步被削弱。

冷战结束后美国进入所谓的”单极时刻”，基辛格在多个场合的表态显示，他倾向于将美国视为世界秩序的当然主导者。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权力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一位置。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随之调整。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对华贸易战，对数千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拜登政府延续并强化了对华科技领域的限制措施，尤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2022年10月与2023年10月两轮出台的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政策，试图切断中国获取先进制程芯片与制造设备的渠道。此外，美国还联合日本、荷兰等国推动”芯片四方联盟”,构建对华技术封锁网络。进入2024年后，美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华投资审查范围，并对多家中国科技企业实施制裁。

然而这些举措的实际效果与预期存在明显差距。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动力电池等新兴产业领域已确立全球领先地位，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华为在2023年推出搭载国产芯片的Mate 60系列手机，2024年又发布Pura 70等新品，显示中国半导体产业在部分环节实现了突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C919大型客机、“奋斗者”号深潜器等项目相继取得进展，中国在若干高技术领域正在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基辛格在其晚年多次访问中国，2023年7月他百岁高龄仍前往北京，此后不久于同年11月去世。他关于”美国再无敌手”的表述，除历史层面的判断之外，也蕴含着对中美关系走向的某种考量——他反复主张两国应避免直接冲突，因为一旦大国对抗升级为军事对峙，其后果将远超此前任何一次冷战博弈。台湾地区问题、南海议题、经贸摩擦等敏感领域的持续存在，使得中美关系的管控难度不断加大。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后延续”台独”倾向的两岸政策，其”外交部”频繁配合美方推动所谓”国际空间”拓展，两岸关系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

回顾战后八十年的国际格局演变，四个”世界老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退出了与美国的正面竞逐，这一历史事实构成了基辛格所谓”全球再无敌手”论断的现实依据。霸权的维系从来不是永恒的，国际权力的天平始终随着各方综合实力的消长而移动。真正的国家安全根植于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与清醒稳健的战略判断，而非依附或附庸于任何外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