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借精子库生下儿子 多年后儿子外出打工 竟发现和上司长相一个样

女子借精子库生下儿子 多年后儿子外出打工 竟发现和上司长相一个样

我叫许小军，今年二十四岁，在省城一家装修公司做水电工。我跟我妈过了一辈子，从记事起家里就没见过男人的影子。我妈叫林月英，在镇上的裁缝店给人做衣服做了三十多年，两只手被剪刀和针线磨得全是老茧，可做出来的活儿精细，方圆十几个乡镇的人都来找她裁裤边改旗袍。我们家住在镇东头老供销社后面那排平房里，两间屋加一个灶披间，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每年五月结一树黄澄澄的果子，我妈摘下来腌成枇杷膏，给我治咳嗽用。

我从小就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家有爸有妈，我家只有一个妈。逢年过节人家一家子走亲戚，我跟我妈两个人包饺子，她擀皮我包，包完了煮一锅，两个人一人端一碗坐在电视机前面吃。邻居家的小孩有时候问我你爸呢，我说不知道。跑回去问我妈，她正踩着缝纫机给人绞裤边，头也不抬地说你爸死了。我说咋死的，她说出车祸，轧死了。我那时候小，信了，可后来长大了觉得不对劲，因为她说到这事的时候脸上从来不难过，平平淡淡的像在说别人家的闲事。

有一回我翻家里的老相册，从头翻到尾，除了我妈年轻时候在裁缝店门口的留影和她跟我几个姨的合影，一张男人的照片都没有。连她跟我爸的结婚照都没有。我问她你们结婚不照相的吗，她手里的剪刀停了一下，说照了，后来搬家弄丢了。我不信，可我不敢再问了。我妈这个人看着脾气好，整天笑眯眯的，可有些事情她不想说的时候你怎么也撬不开她的嘴，她就把眼睛盯到缝纫机的针头上去，一踩踏板哒哒哒响起来，你问什么她都听不见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生物课讲了遗传，说孩子长得像爸妈。我回家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我妈。我妈是圆脸单眼皮小眼睛，我是长脸双眼皮大眼睛，鼻梁高挺，下巴方方正正的。我妈一米五八，我一米七八，脚比她大出两号去。我们俩站在一起，谁看都不像一家人。我那时候青春期，心里头乱七八糟地想着，我不是我妈亲生的，或者我是抱来的。这个念头折磨了我好一阵子，直到有一天我偷看我妈的户口本，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母子关系，出生日期也对得上，我才稍微安心了些。可那张没有男人的全家福始终是一根刺，横在我心里头拔不掉。

我妈供我念完了技校，学的水电安装。她说你学门手艺好，饿不死。临毕业那阵子她把我叫到缝纫机跟前，从机台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一本存折递给我，说小军你长大了，妈攒了点钱，你在城里租房子用。我打开存折一看，三万二，五块十块地攒起来的，不知道踩了多少万脚缝纫机才踩出来。我把存折推回去，说妈你留着养老，我自己能挣。我妈把存折塞进我背包夹层里，说拿着，城里花钱的地方多，别委屈了自己。

我到省城头一份工是在一家装修公司干水电小工，跟着老师傅跑工地，一个月两千八，住在工地的板房里。干了一年多考了电工证，又跟了一年的线，技术慢慢上手了，经人介绍跳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叫"鑫瑞装饰"，规模不算小，专门做家装和工装，老板姓周，叫周建平，四十多岁，听说开了七八年的公司了，手里攒了不少项目和客户。

第一次见周老板是在公司早会上。那天我挤在一群工人后头等着安排活儿，会议室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男人，穿一件深灰色的polo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个子大概一米八，长脸，双眼皮，高鼻梁，下巴方正。他站在前面讲项目进度的时候我盯着他看了半天，越看越觉得哪儿不对劲，那眉眼那个脸型那个轮廓，怎么看怎么眼熟，可我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散会后我在卫生间洗手，抬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水龙头滴着水，镜面上蒙了一层薄雾，我拿手擦了擦，雾气底下的那张脸清清楚楚地映出来，长脸双眼皮高鼻梁方下巴。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像有根弦崩了，整个人定在那儿，手举在半空中，水顺着指头往下淌。

那天晚上我回了出租屋翻来覆去睡不着。周老板那张脸跟我自己的脸像得离谱，如果把我们俩的照片放在一起，说不是父子都没人信。可我那个"爸"不是出车祸死了吗？我妈亲口说的。我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把各种可能都想了一遍，最后剩下最荒诞的一个，那个念头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它像钉子一样扎在那儿挪不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公司里偷着观察周老板。他走路的时候微微抬着下巴，右肩膀比左肩膀低一点点，这个习惯我也有，我妈说我从小走路就这样。他说话的时候喜欢拿右手拇指搓食指关节，我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也有这个动作，紧张了或者想事情的时候不自觉就搓上了。他爱喝绿茶，茶杯里永远泡着毛尖，我也是，我妈说我喝白水嫌淡非要抓几片叶子。这些零碎的东西加在一起，我整个人越来越慌，像在照一面看不见的镜子，镜子里头是我自己，又好像不全是我自己。

有回跟老师傅们喝酒，我假装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周老板是哪儿人。一个老工长说周总是本地人，从小在河西长大的，他爸以前在机械厂当工程师，他妈在小学当老师，书香门第。我听了心里踏实了些，又觉得更乱了。河西离我们镇隔了一百多公里，八竿子打不着。可在酒桌上我又听说一句，周总结过婚又离了，没孩子，前妻嫌他天天钻工地不顾家，跟人跑了。这么多年他就一个人过，也没再找。老工长说着还叹了口气，说周总这人能干是能干，就是命里缺个热灶头。

我那个荒唐的念头越来越压不住了。周末我回了一趟家，我妈正在缝纫机跟前做一件旗袍的盘扣，我坐在她对面半天不知道怎么开口。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有事就说，别憋着。我鼓起勇气把周老板的事跟她说了，说我们老板长得跟我特别像，好多人说我们站一块儿像父子。我妈手里的盘扣掉了，落在缝纫机的踏板下面滚了两圈。她弯腰去捡的时候我看见她肩膀抖了一下，可她直起身来的时候脸上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她说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你看电视上那个谁跟谁不也像嘛。

我说妈你跟我说实话，我爸到底是谁。我妈手里的针扎进了指头肚，血珠子冒出来她用嘴嘬了一下，好半天没说话。缝纫机旁边的老座钟滴答滴答走着，院子里的枇杷树被风吹得哗啦响。她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走到柜子跟前从最顶上的暗格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打开来是一份厚厚的文件，上面印着某医院的精子库供精协议书。

我妈坐在床边，把那张纸递给我的时候手在抖。她说小军你猜得对，你爸不是出车祸死的，你根本没有爸。九十年代那会儿她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在裁缝店干活认识了一个在医院妇产科上班的老大夫，老大夫跟她说省城有家医院可以做人工授精，用精子库的精子，生出来的孩子跟母亲有血缘关系，供精者的信息是保密的。我妈说她想了半年，最后还是去了。那时候这事儿在小地方是天大的秘密，她谁都没告诉，连我姥姥都没说。怀了我就从医院回了镇上，对外说男人跑了，大着肚子在裁缝店里照常踩缝纫机，街坊邻居都同情她，说林月英命不好，找了个负心汉。

我妈说完这些的时候眼泪没掉下来，可眼眶红红的，整张脸绷得紧紧的。她说小军妈对不起你，让你没爸，可妈这辈子做得最不后悔的一件事就是生了你。你小时候发烧我整夜不睡守着你，你上学我卖了多少件衣服给你攒学费，妈没本事给你大富大贵，可妈把你养大了，养得好好的。

我拿着那张协议看了一遍又一遍，上面写着供精者编号，身高一米八零，血型A型，五官特征，双眼皮高鼻梁方下巴，无遗传病史，其他信息按照当时的规定全部封存保密。我看着那行"双眼皮高鼻梁方下巴"愣了很久，那些字从纸上跳出来，跟我早上在卫生间镜子里看见的那张脸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

那个周末我没回省城，在家帮我妈把院子里的枇杷树修了枝。她拿剪刀站在树下仰着脖子往上够，我搬了凳子踩上去帮她剪高处的枝条，剪下来的一串串青枇杷掉在地上骨碌碌滚。我妈说今年枇杷结得多，等熟了腌膏子给你带去城里喝。我蹲在地上把枇杷一颗一颗捡进筐里，我说妈我不查了，你别担心。她手里的剪刀悬在半空顿了一下，说你能查就查，妈不拦你。你心里有疙瘩解不开，日子过不舒展。

我回了省城之后偷偷查了很多关于精子库供精者的信息，按照当年的规定，现在政策改了，供精者的后代在成年后可以通过合法渠道申请查询部分非身份信息，如果供精者本人同意，甚至可以建立联系。我在网上查到了那家医院生殖中心的联系方式，打了电话过去咨询，对方说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和当年供精协议的原件去现场办理申请。我拿着那张协议翻来覆去看了很多天，最后一咬牙请了一天假去了医院。

生殖中心的人很客气，我填了一堆表格，交了一沓材料，等了将近两个月才收到回信。信里说当年的供精者档案还在，按照最新法规，他们联系了本人，对方同意在匿名的情况下提供部分信息。信里附着一些基本情况，供精者当年捐精的时候是大学教师，在省城一所高校教土木工程，已婚，妻子也是教师，供精出于善意的公益目的，不愿意透露更多。那封信的末尾写着，该供精者如今仍然在省城，从事工程领域相关工作。

我看完信坐在出租屋的床上发了一下午呆。大学教师，土木工程，如今在省城做工程。周建平早会的时候跟我们讲过，他大学念的就是土木工程，后来在省建工院做了几年设计才下海开的公司。这些信息跟信上写的对上了，一个扣一个，链子越抽越紧，把我往那个方向牢牢地拽过去。

我没敢直接去问周老板。这种事太特殊了，弄不好就是天大的误会。我找了公司的一个老会计旁敲侧击地打听，说周总的家庭情况。老会计跟我熟，私底下跟我说周总父母都过世了，家里就他一个独子，没有兄弟姐妹，年轻时候捐过血捐过东西，别的也不知道了。老会计说完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说小许你打听老板家事干啥，想当女婿啊。我干笑了两声把话岔开了。

真正出岔子的是上个月的事。公司在做一个酒店工装项目，水电管线布完了，我带的新手小刘接错了一路零线，总闸一推崩了条线路。周老板那天下来巡视，看见我们在配电箱跟前忙活，走过来蹲下来看了看，说零排接错了，然后顺手拿起螺丝刀把那根线重新卡进了端子排。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袖口卷起来，右手小臂内侧有一道浅褐色的胎记，玉米粒大小，椭圆的。

我站在他身后，整个人像被迎面泼了一瓢凉水。我右小臂内侧同一个位置，有块一模一样的胎记，颜色大小形状分毫不差。我妈给我洗澡的时候就问过，我说是胎记，她就没再问了。可我在医院那封信上看到过一行说明，供精者医学特征备注栏里写了，右手前臂内侧有浅褐色痣状斑块。我当时看完就过去了，现在那行字从记忆深处浮上来，清清楚楚印在我眼前。

那天晚上周老板请工人们吃夜宵，在工地旁边的大排档摆了两桌。他端着啤酒杯一桌一桌敬，敬到我们这桌的时候拍了拍我肩膀说小许你水电活儿干得利索，下个项目你带队。我端着杯子站起来，跟他碰了一下杯，酒花溅出来撒了两手。我看着他转身回自己那桌的背影，那个微微抬着下巴的走路姿势，那个右肩略低的体态，像在看电影里的另一个我。他四十四岁，我二十四岁，他人生最好的二十年里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儿子流落在一百公里外的小镇上，而我用了二十四年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上的。

夜宵散了之后我送喝多了的老工长回宿舍，在路边拦出租车的时候周老板的车从旁边开过去，摇下车窗问我要不要捎一段。我说不用了，我住得近。他点点头把车窗摇上去，车子汇入车流里走远了。我看着那辆黑色轿车的尾灯一红一红地远去，站在路灯底下把两只手插进裤兜里，心里头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要不要让他知道。

我想了一个月，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事放下了。那份医院的回信和当年的供精协议原件我重新收进了牛皮纸信封，压在出租屋抽屉的最底层。周老板是什么人跟我没关系了，他捐的那份精子在三十年前帮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让她有了个儿子。那个儿子是我，我已经长大了，有了手艺有了工作有了奔头。我妈在镇上还在踩缝纫机做旗袍，每年夏天给我腌枇杷膏寄过来。我每个周末跟她视频，她问我城里的枇杷贵不贵，我说贵，不如咱家院子里的甜。她说那就回来吃，树上的该摘了。

我没回去摘枇杷，可是上周末我回了一趟家。我妈把摘下来的枇杷洗干净剥了皮去核，装在砂锅里熬枇杷膏，小火咕嘟咕嘟地响着，满屋子都是清甜的香气。我坐在灶台旁边的小马扎上，帮她往瓶子里灌熬好的膏子，灌满一瓶拧紧盖子倒扣着放凉。她弯腰灌的时候后颈露出来一截，花白的头发茬子贴在汗湿的皮肤上，细细的。

我说妈我查了，那个人现在在省城，过得挺好的。我妈灌枇杷膏的手顿了一下，说那他知不知道你。我说不知道，我没让他知道。我妈直起腰来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头的东西我读不太懂，像松了一口气又像憋了一口气，最后她什么也没说，把最后一勺膏子刮进瓶子里，拿抹布把瓶口擦得干干净净的。

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妈送我到镇口公路上等车，路灯把我们娘俩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叠在一起。她站了一会儿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注意身体，别熬夜。我说嗯。她又说那个人的事你想告诉就告诉，不想告诉就不告诉，妈都依你。我说我知道了。长途车的灯光从远处照过来，她往后退了两步让开，我上了车趴在窗户上跟她招手，她站在路灯底下举起一只手摇了摇，瘦瘦小小的一个影子，被路灯的光罩在一团暖黄色的圈里。

车子启动了我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模糊的点融进了镇口的夜色里。我靠在座椅背上闭上眼睛，司机放了首老歌在唱，旋律飘飘忽忽的听不清词，可调子柔柔软软的，像我妈缝纫机的节奏。我想起来她做旗袍盘扣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扣子再小再密，一颗一颗扣好了一件衣裳就齐整了。日子也是一样，一件件小事做瓷实了，人这一辈子就不散架。

周老板是谁这个答案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了。这件事对我不重要了，对他来说也许更不重要。他捐了一份东西出来，医院把它给了我妈，我妈把它变成了一条命，那条命长成了我。链条上的每一环都清清白白的，没有亏欠也没有对不起谁。我欠我妈的那份这辈子还不完，他欠我的那笔账我用不着算，因为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他也签过字同意匿名，三十年前那个选择是善意的。善意跟善意之间不需要对账。

回省城那天晚上我路过公司楼下，二楼的灯还亮着，周老板大概又在加班画图纸。我抬头看了一眼那扇窗户，灯光白莹莹地洒在窗帘上，里头那个人影低着头伏在桌上。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迈开步子走了。街边的梧桐树被风摇得唰啦响，路灯把树影摔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的，我从那些影子上面踩过去，步子轻快，心里头稳当得很。明天上班还要带队走水管的线，楼上新来的木工班子听说干活毛糙，得盯着点别让他们把刚布好的管线砸了。

我摸摸右手小臂内侧那块胎记，它还在那儿，玉米粒大小，椭圆的，颜色浅浅的。我二十几年从来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现在我知道了它的来历，反而觉得它轻了，像一粒落在我皮肤上的尘埃，干干净净的，不压人。这世上有些血缘是拿来相认的，有些血缘是拿来安放自己的。我把它安放在右臂内侧那个地方，跟我妈熬的枇杷膏放在一块儿，都在我能摸得着的地方，不沉不重，刚好够我带着它安安稳稳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