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遗像上的倒计时
长寿的父亲，像是从五个早逝的子女身上偷走了年岁。
村里人都这么说。
我整理老宅时，发现父亲床底有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块停走的怀表。
每块表盖内侧，刻着同一个日期——他们各自死亡的前一天。
父亲的遗像挂在堂屋正中央，黑框，白底，笑得不咸不淡。一百零三岁，村里人搭了戏台子唱了三天，都说这是祖坟冒了青烟。可那青烟底下，埋着我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整整齐齐，像田垄边的五棵矮树，没一棵活过六十岁的坎。
我排行最末，今年五十八。算起来，还有两年。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渐渐变了，从“老幺命硬”变成了“下一个该他”。这话不当着我的面说，但我从他们躲闪的目光里读得出来。父亲的牙口还好，能啃得动腊肉骨头，耳背得厉害，但眼睛亮得吓人。有时候我半夜起来解手，经过他房门口，能听见里头窸窸窣窣的响动，像老鼠在啃什么东西。
“爹，你睡了吗？”我敲了敲门。
响动停了。过了一会儿，他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声音又老又黏，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糯米浆。
大哥死在五十三岁上，那年我才十九。记得大哥下葬那天，父亲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磕在石阶上，一下，一下，像在给什么数着数。二哥走的时候五十七，三哥五十五，四哥五十八，大姐走得最早，四十九，胃癌。一个接一个，中间隔不了几年，整整齐齐，像被人用尺子量过。
母亲走得早，我记不清她的脸。只记得有一年冬天，她把我搂在怀里，手冰得像井水。她说：“幺儿，你要活得久一点。”那时候我不懂她为什么哭。
老宅要拆了，镇上要修公路，正好从我们家地基上过。补偿款谈好了，我回来收拾东西。父亲的遗像得请下来，他生前睡的那张架子床要拆，樟木箱子要搬，还有床底下那些积了几十年的灰。
我趴在地上，手电筒的光扫过床底的黑暗。灰扑扑的角落里蹲着一个铁盒子，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巴掌大小，沉甸甸的。我把它掏出来，用袖子擦了擦，是那种老式的饼干盒，铁皮上印着的牡丹花都模糊了。
盒子没上锁，但盖子卡得很紧。我用了点力，“咔”一声弹开。
里头躺着五块怀表。
黄铜壳子，玻璃表蒙，大小样式都差不多，像是同一个地方买的。我捏起第一块，翻过来，表盖内侧刻着一行小字：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那是大哥死的前一天。第二块：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号。二哥走的前一天。第三块、第四块、第五块……每一块都刻着对应的日期，分毫不差。
五块表都停了。指针停在不同的位置上，有的指向凌晨，有的指向黄昏。我试着拧了拧发条，纹丝不动。锈死了，连秒针都黏在表盘上，像五只死掉的昆虫被钉在玻璃底下。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每天晚上都会在堂屋里坐一会儿，面前摊着什么东西，借着煤油灯的光看。我问他在看什么，他说在看时间。我说时间有什么好看的，他说时间会走，也会停。那时候我不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又好像更不懂了。
堂屋里空荡荡的，父亲的遗像还挂在墙上，眼睛微微眯着，嘴角那点笑意，现在怎么看怎么像藏了什么东西。我把铁盒子放在供桌上，五块怀表一字排开，表蒙反射着窗外的天光，冷冷地亮着。
门外传来推土机的轰鸣声，镇上的工程队来得比预计的早。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催我快点搬。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些怀表，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表盘上的罗马数字写得有点歪，像是手刻的。我凑近了看，每个数字的刻痕深浅不一，边缘还有毛刺。这不是厂里出的，是有人用刀子一点一点划出来的。
五块表，五组时间，同一个笔迹。
我摸出手机，翻到大姐的忌日——她走的那年是八六年。第三块表上刻的日期是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九。没错。我又查了四哥的，也没错。
门口的人喊得急了，我把怀表一块一块装回铁盒里，合上盖子。盒子沉甸甸地压在手心，带着地底的凉气，顺着掌纹往骨头缝里钻。
我走出堂屋，太阳明晃晃地照着老宅的青瓦。推土机就停在院墙外面，司机叼着烟冲我招手。我回头望了一眼，父亲的遗像在堂屋的阴影里，那点笑意似乎更深了。
铁盒子抱在怀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五块表，五个日期，都是他们各自死亡的前一天。可父亲死在去年秋天，他的那块表呢？
我站在院子里，阳光烫着后脖颈。耳边响起了什么声音，细细的，轻轻的，像一根生了锈的发条，在什么地方慢慢地、慢慢地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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