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居乌克兰23年娶过3个妻子，发现乌克兰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一、基辅的雪

2003年的冬天，我第一次踏上乌克兰的土地。

那年我二十七岁，刚从北京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毕业没多久，在一家外贸公司做翻译。公司派我来基辅处理一批纺织品的清关问题，原本只需要待两周，谁也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二十三年。

飞机降落在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的时候，外面正下着大雪。我裹紧了身上那件在北京秀水街花两百块买的羽绒服，拖着行李箱走出航站楼，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基辅的冬天比我预想的还要冷，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让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变成白雾，迅速消散在灰蒙蒙的天空里。

来接我的是一个叫安德烈的乌克兰男人，四十多岁，胡子拉碴，会说几句蹩脚的英语。他是我公司合作方的司机，开着一辆破旧的拉达轿车，车里的暖气几乎没什么作用。一路上他不停地抽烟，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雪花从缝隙里飘进来，落在我冻得发红的鼻尖上。

“你第一次来乌克兰？”他用俄语问我，夹杂着手势。

我点点头，用同样生涩的俄语回答：“是的，第一次。”

安德烈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你会爱上这里的，小伙子。乌克兰的女人，全世界最美。”

我当时只当他是酒后胡言——他身上确实有一股伏特加的味道。但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话虽然粗俗，却并非没有道理。

那次出差因为各种原因延长到了一个月。我住在基辅市中心一家老旧的苏联时期酒店里，每天步行去客户的公司处理文件。基辅的街道很宽，两旁的建筑大多是斯大林时期的风格，厚重而庄严。雪后的城市有一种说不出的美，第聂伯河静静地流淌，两岸的白桦林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场景。

就在那个月里，我认识了第一个改变我命运的人——卡捷琳娜。

她是我客户公司的一名秘书，二十五岁，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的形状，让人想起乌克兰田野里盛开的向日葵。她的英语很好，这在我们沟通时帮了大忙。起初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往来，她会帮我整理文件，安排会议时间，偶尔在我加班到深夜时递给我一杯热茶。

有一天晚上，基辅又下起了暴雪，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白色的寂静。我加班到晚上十点，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发现积雪已经没过脚踝，出租车根本打不到。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心里涌起一阵孤独感。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连语言都不通，这种感觉让我突然很想家。

“陈先生，你没走吗？”

身后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我回头，看见卡捷琳娜披着一件红色的大衣走出来，手里拿着包。

“打不到车。”我苦笑了一下。

她想了想，说：“我住得不远，如果你不介意，可以跟我一起走一段路，那边有个公交站，也许还能赶上末班车。”

我答应了。于是我们并肩走在基辅深夜的雪地里，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路灯昏黄的光线把雪花照得像碎金一样，纷纷扬扬地洒落。她走得很慢，似乎并不急着回家，偶尔会停下来，仰起头看天空。

“你知道吗，”她说，“我最喜欢基辅的雪夜。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好像只剩下你自己。”

那一刻，我看着她侧脸的轮廓，忽然觉得这个陌生的城市不再那么冰冷。

后来的事情发展得很快。工作结束后我回了北京，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电子邮件、MSN、电话，那时候的通讯方式还很原始，却反而让人觉得珍贵。半年后，我又去了基辅，这次是专门去看她。再后来，我辞掉了国内的工作，搬到了乌克兰。

2005年春天，我和卡捷琳娜在基辅登记结婚。婚礼很简单，在她父母家的花园里举行，摆了长桌，上面放着红菜汤、萨洛腌猪油、土豆饺子，还有数不清的伏特加。她的父亲是个退休的工程师，母亲是小学教师，都是很朴实的乌克兰人。他们对我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女婿既好奇又热情，虽然交流全靠卡捷琳娜翻译，但我能感受到那份真诚。

新婚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们在基辅租了一套小公寓，在第聂伯河右岸的老城区，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金色穹顶。卡捷琳娜在一家贸易公司继续做秘书，我自己则开始做一些中乌之间的小生意，倒腾服装、电子产品，什么赚钱做什么。日子不算富裕，但也过得去。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卡捷琳娜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她是典型的乌克兰女人，美丽、善良、顾家，但她骨子里有一种我始终无法理解的东西——一种近乎固执的宿命感。

有一次，我们的生意遇到了麻烦，一批货物被海关扣押，可能要损失一大笔钱。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找人托关系，整夜睡不着觉。可她却异常平静，甚至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还拉着我去教堂做礼拜。

“你不着急吗？”我问她，语气里带着埋怨。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哀伤：“着急有什么用呢？上帝自有安排。”

“上帝？上帝能帮我把货拿出来吗？”

“陈，你不懂。”她摇摇头，没有再说话。

后来货物还是拿出来了，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那两个月里，我无数次因为她的“不着急”而愤怒。在我看来，那是消极、是逃避、是对生活的不负责。而在她看来，我的焦虑和挣扎则是缺乏信仰的表现，是对命运的不敬畏。

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越来越多。她想要孩子，我说再等等，等事业稳定一些。她觉得我不够浪漫，不会说甜言蜜语，而我则认为过日子实实在在就好，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她每周都要去教堂，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我喜欢跟朋友喝酒聊天到深夜，她觉得我不够顾家。

我们开始争吵，冷战，然后和好，然后再争吵。循环往复，像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2008年秋天，卡捷琳娜的父亲去世了。那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她哭得撕心裂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天不出来。我试图安慰她，但她把我推开了，说她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第四天她终于出来了，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红肿，但表情却出奇地平静。

“陈，”她对我说，“我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

“多久？”

“不知道。”

我同意了。我以为她只是需要时间疗伤，但一个月后她打电话给我，说她不打算回来了。

“为什么？”我在电话里几乎是吼出来的。

“因为我们不一样，陈。”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我，就像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想要的那种女人。”

“我们可以慢慢磨合——”

“不，”她打断了我，“有些东西是磨不掉的。谢谢你给过我的爱，但我需要回到属于我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的婚姻结束了。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没有财产纠纷，没有孩子，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多年以后，当我经历了更多的人生起伏，才渐渐理解了卡捷琳娜当年的选择。她不是不爱我，而是她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那种对内心秩序的坚持，那种宁可失去也不愿妥协的决绝，是很多乌克兰女人骨子里的东西。

二、利沃夫的雨

离婚后我没有离开乌克兰。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也许是不想承认失败，也许仅仅是因为懒。总之我留了下来，继续做我的小生意，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和乌克兰语。

2010年，因为业务需要，我搬到了乌克兰西部的城市利沃夫。利沃夫和基辅完全不同，它更欧洲化，街道狭窄而弯曲，到处都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和咖啡馆。空气中常年飘着咖啡和巧克力的香气，据说这里是乌克兰的“文化之都”，也是民族主义情绪最浓厚的地方。

就是在利沃夫，我遇见了奥莉加。

她是一家画廊的老板，三十三岁，离异，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她的长相不像卡捷琳娜那样惊艳，但有一种独特的韵味。栗色的卷发随意地披散在肩上，眼睛是深褐色的，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有细细的鱼尾纹。她说话的声音很低沉，带着一点点沙哑，像是收音机里播放的老歌。

我们是在一次商业聚会上认识的。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点上头，靠在阳台上吹风。她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水。

“喝太多伏特加对身体不好。”她说，语气平淡，不带任何情绪。

我接过水杯，道了声谢。我们聊了起来，从天气聊到艺术，从艺术聊到人生。她说话的方式很有意思，总是先停顿几秒，好像在脑子里把话过了好几遍才说出来。她说她经营这家画廊已经有五年了，生意一般，但她很喜欢。

“为什么不找个更赚钱的行当？”我问。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赚钱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赚钱。我需要一些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这句话让我对她产生了兴趣。在乌克兰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为生计奔波的人，很少有人会说出这样的话。她身上有一种从容，一种对生活的笃定，这是我在卡捷琳娜身上没有看到的。

后来我们开始约会。她带我去看歌剧，去听音乐会，去郊外的城堡野餐。我也带她去吃中餐，虽然利沃夫的中餐馆做得实在不怎么样，但她每次都吃得很开心。她的儿子马克西姆一开始对我很抵触，毕竟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突然冒出一个外国叔叔跟自己妈妈在一起，换谁都接受不了。但我花了很长时间陪他踢足球、拼乐高、看动画片，慢慢地，他开始接纳我了。

2012年夏天，我和奥莉加结婚了。婚礼在她的画廊里举行，宾客不多，都是她的一些艺术家朋友。墙上挂满了油画，有风景有人物，色彩浓烈得像要滴下来。朋友们弹着吉他唱乌克兰民歌，气氛温馨而美好。

我以为这次会不一样。奥莉加比卡捷琳娜成熟，经历过一次婚姻，应该更懂得如何经营感情。而且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都喜欢音乐、电影、美食，总能找到话题聊。

但现实再次给了我沉重的一击。

婚后的第一年还算平稳。我和奥莉加住在利沃夫老城区一套翻新的公寓里，楼下就是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每天清晨都能听到教堂的钟声。马克西姆上学，我们各自忙各自的事业，晚上回来一起做饭、看电视，周末出去走走。日子平淡但充实，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问题出现在第二年。

奥莉加的画廊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收益甚微。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作为丈夫，我当然想帮她。我提出给她注资，或者帮她引进一些中国的客户资源，但都被她拒绝了。

“这是我的事，我自己能解决。”她说。

“我们是夫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试图说服她。

“陈，你不明白。”她摇摇头，表情倔强，“我不想靠别人，哪怕是你。”

“这不是靠别人，这是互相帮助！”

“对我来说就是。”她的语气不容置疑，“我有我的骄傲。”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因为这件事吵架。我认为她太固执，不懂得变通；她觉得我不尊重她的独立性，总是想插手她的人生。我们的争吵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激烈。有一次，我气急了，摔门而出，一个人在利沃夫的街头走了整整一夜。

凌晨三点，我坐在市集广场的长椅上，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发呆。利沃夫的夜晚很安静，只有偶尔经过的电车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路灯把石板路照得泛着青光，远处的教堂尖顶在夜色中若隐若现。

我突然想起了卡捷琳娜，想起了她说过的那句话——“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我”。难道我真的不理解她们吗？还是说，我根本就不愿意去理解？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家，奥莉加已经起来了，正在厨房煮咖啡。她看起来也很疲惫，眼眶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我们沉默地对视了几秒钟，然后她开口了。

“陈，我不是不需要你的帮助，我只是……不想欠任何人。”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前夫就是这样，他总是替我决定一切，替我安排好一切，最后他告诉我，如果没有他，我什么都做不成。我不想再经历那种感觉了。”

那一刻，我明白了。她的固执不是因为不爱我，而是因为她害怕失去自我。那段失败的婚姻给她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让她对依赖别人产生了恐惧。她要证明自己可以独立生存，哪怕代价是毁掉现在的感情。

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没办法袖手旁观。看到她为了画廊焦头烂额，我怎么可能心安理得地坐在旁边喝茶？这种矛盾成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鸿沟，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跨越。

2014年春天，乌克兰爆发了政治危机，局势动荡不安。利沃夫作为西部重镇，自然也受到了影响。街上经常有游行示威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我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冲击，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

压力之下，我和奥莉加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比如谁忘了关灯，谁没洗碗，谁接孩子迟到了几分钟。这些琐碎的矛盾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压垮了我们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

2014年底，我们协议离婚。这一次，我比上次更加痛苦，因为我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努力，结果依然失败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适合婚姻，或者说，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生活在乌克兰。

离婚后，我离开了利沃夫，回到了基辅。我想重新开始，但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那段时间我很消沉，整天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喝酒，谁也不见。生意也不管了，任由它自生自灭。

直到有一天，一个老朋友来看我。他叫谢尔盖，是我在基辅认识的一个商人，比我大十来岁，经历丰富，说话总是一针见血。

他看到我颓废的样子，二话没说，先给了我一巴掌。当然不是真的打，但他拍桌子的力度差点把上面的酒杯震倒。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他指着我说，“像个什么样子！不就是离了个婚吗？天塌下来了？”

“你不懂。”我嘟囔着。

“我不懂？”他冷笑一声，“我离过两次婚，你说我不懂？陈，我跟你说，乌克兰女人就是这样，她们爱你的时候全心全意，但一旦决定了离开，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以为你了解她们？你根本不了解。”

“那你告诉我，她们到底想要什么？”我抬起头看着他。

谢尔盖沉默了半晌，然后给自己倒了杯伏特加，一口喝完，抹了抹嘴说：“她们想要的，恰恰是她们永远不会说出口的东西。她们需要安全感，但又不想显得软弱；她们渴望依靠，但又害怕失去独立；她们希望被爱，但又担心爱会让她们迷失自我。你明白吗？她们本身就是矛盾的集合体。”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谢尔盖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一时半会儿也参不透。

三、敖德萨的海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这句话一点不假。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我终于走出了离婚的阴影。生意逐渐恢复，我也交了一些新朋友，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

2016年，我认识了一个叫娜塔莉娅的女人。她比我小五岁，是敖德萨人，在基辅一家IT公司做项目经理。我们是通过共同的朋友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烧烤派对上。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扎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坦白说，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我对感情已经没有太多的期待了。但娜塔莉娅的出现，还是让我心动了一下。她很开朗，很阳光，说话做事干脆利落，跟大多数乌克兰女人不太一样。她不会拐弯抹角，想说什么就直接说，想做什么就马上去做。

“我喜欢你，我们交往吧。”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时她说的原话。

我被她的直率吓了一跳，但同时也觉得很新鲜。跟她在一起，我不需要猜来猜去，不需要揣摩她的心思，一切都简单明了。

2017年春天，我们在敖德萨举行了婚礼。之所以选在敖德萨，是因为那是娜塔莉娅的家乡。她说她从小就想在海边举办婚礼，穿着白色的婚纱，赤脚踩在沙滩上。我满足了她的愿望。

婚礼当天，天气好得出奇。三月的敖德萨还有些凉意，但阳光很温暖，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咸的味道。我们在海边的一家餐厅办了酒席，宾客们喝着香槟，跳着舞，欢声笑语回荡在海岸线上。

娜塔莉娅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在医院做护士。他们对我这个中国女婿很满意，尤其是她父亲，一个魁梧壮硕的乌克兰汉子，拉着我的手说了半天，大意是让我好好照顾他的女儿。

“我会的。”我郑重地承诺。

婚后我们住在基辅，娜塔莉娅继续做她的IT项目经理，我则扩大了自己的生意规模，开始做木材进出口。经济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们买了车，换了更大的房子，日子过得蒸蒸日上。

那两年是我在乌克兰最安稳的时光。娜塔莉娅是个很会生活的人，她把家里布置得温馨舒适，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生机。阳台上种满了花草，客厅的墙上挂着她亲手画的画，厨房里永远飘着食物的香气。她喜欢研究各国料理，尤其喜欢学做中国菜，虽然做的味道总是不太正宗，但我每次都会吃光，然后夸她进步了。

我们也吵过架，但从来不会冷战。她会直接把不满说出来，我也会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两个人一起寻找解决办法。这种沟通方式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对的人，以为这一次的婚姻会走到最后。但命运又一次跟我开了玩笑。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乌克兰也没能幸免。封城、停工、宵禁，整个国家陷入了停摆状态。我的木材生意受到重创，订单大量取消，仓库积压了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货物。更要命的是，我之前扩张得太快，借了一笔不小的银行贷款，每个月都要还利息。疫情一来，现金流瞬间断裂，我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那段时间我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整个人瘦了十几斤。娜塔莉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想方设法地安慰我，鼓励我，但巨大的压力让我变得暴躁易怒。我会因为一件小事就大发雷霆，会把工作中的怨气带回家里，会对她恶语相向。

“你能不能别管我！”有一次她又试图安慰我，我却冲她吼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压力吗？你根本不懂！”

她被我的反应吓到了，愣在原地，眼睛里噙着泪水。但她没有哭出来，只是默默转身走进了卧室，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抽了整整一包烟。我知道自己不该那样对她，但我控制不住。那种无力感和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让我失去了理智。

第二天早上，我做好了道歉的准备。但还没等我开口，娜塔莉娅就先说话了。

“陈，我想跟你谈谈。”

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有些不安。我们在餐桌前坐下，她给我倒了一杯咖啡，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我也知道你很难受。但是陈，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个人，我也有承受极限？你可以难过，可以发脾气，但不能把所有负面情绪都倾倒在我身上。我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垃圾桶。”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温和，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我的心里。我张了张嘴，想说对不起，却发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们需要一些空间，”她继续说，“不是分开，而是各自冷静一下。我打算回敖德萨住一段时间，陪陪我爸妈。你也趁这段时间好好想想，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要走？”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不是走，是暂时离开。”她纠正道，“我需要保护自己，陈。我爱你，但我也爱我自己。”

她走了，坐火车回了敖德萨。我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孤独。以前离婚的时候我也孤独过，但那种孤独是愤怒和悲伤混合在一起的，而这次的孤独是纯粹的、冰冷的，像基辅冬天的风一样刺骨。

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每一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真的是乌克兰女人的问题吗？还是说，问题其实出在我自己身上？

卡捷琳娜，奥莉加，娜塔莉娅，三个完全不同的女人，三段完全不同的婚姻，却走向了相似的结局。她们都有各自的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也都曾真心实意地爱过我。是我亲手把这份爱一点点消耗殆尽的。

我太自以为是了。我以为只要努力工作，赚足够的钱，就能给她们幸福。但我从来没问过她们，她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卡捷琳娜需要精神上的陪伴，我却觉得那是矫情；奥莉加需要独立的空间，我却认为那是疏远；娜塔莉娅需要平等的沟通，我却把她当成了情绪的宣泄口。

我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她们的感受，用自己的逻辑去判断她们的行为。当她们表现出不符合我预期的一面时，我就会失望、愤怒、抱怨，然后把责任推到她们头上。

“乌克兰女人太难搞了”——这是我以前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现在我才明白，不是她们难搞，是我根本没有用心去搞懂她们。

四、第聂伯河的夜

娜塔莉娅在敖德萨待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我们每天都会视频通话，但话题都很浅，聊聊天气，聊聊疫情，聊聊各自的日常。谁都没有提起我们之间的矛盾，仿佛那是一块禁忌之地，碰都不能碰。

三个月后，她回来了。我去火车站接她，远远就看到她拎着一个行李箱走出来，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头发剪短了一些，看起来精神不错。我的心跳莫名加快了，像个初恋的少年一样紧张。

“你瘦了。”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道。

“你也是。”我说。

我们相视一笑，所有的隔阂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回家的路上，她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呼吸均匀而轻柔。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色，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女人。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在努力修复这段关系。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遇到问题先冷静下来再沟通。她也学会了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给我适当的空间，而不是一味地追问。我们就像两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彼此的距离，生怕一不小心又摔倒了。

2021年夏天，乌克兰的疫情有所缓解，经济也开始复苏。我的生意慢慢好转，虽然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至少不用再担心破产了。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

那年八月，我和娜塔莉娅去了第聂伯河边度假。我们在河边租了一间小木屋，每天早上被鸟鸣唤醒，白天划船、钓鱼、晒太阳，晚上在院子里烤肉、喝酒、看星星。那种远离尘嚣的宁静让我们都放松了下来。

有一天傍晚，我们坐在河边的码头上，双脚悬在水面上，看着夕阳缓缓沉入地平线。天空被染成了橘红色，河水倒映着晚霞，美得让人窒息。

“陈，”娜塔莉娅突然开口，“你觉得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吗？”

“当然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她笑了笑，但笑容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很害怕。”

“怕什么？”

“怕失去你，也怕失去自己。”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脆弱，“我妈妈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乌克兰女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寻找平衡。既要照顾好家庭，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既要爱别人，又不能忘记爱自己。这个平衡太难找了，很多人找了一辈子都没找到。”

我握住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指尖微微发凉。“我们一起找。”

她没有说话，只是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晚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的气息和远处草地的香味。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触摸到了什么，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关于她，关于所有乌克兰女人。

但命运显然不打算让我这么容易就找到答案。

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了。

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突然被一阵剧烈的爆炸声惊醒。整个房子都在震动，窗户发出嗡嗡的响声。我以为是地震，但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比刚才更大，更近。

娜塔莉娅冲进卧室，脸色苍白：“是轰炸！基辅在打仗！”

我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新闻涌进来。俄罗斯发动了全面进攻，导弹正在轰炸乌克兰各大城市。基辅周边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市区内都能听到爆炸的回响。

接下来的几天是我人生中最混乱、最恐惧的日子。街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汽车排成长龙，加油站排着长队，超市里的食物和水被抢购一空。防空警报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响起，我们不得不躲进地下室避难。

娜塔莉娅表现得异常冷静。她有条不紊地收拾行李，准备应急物资，联系家人确认安全。她甚至还记得带上护照和重要的文件，而我当时已经完全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们要离开基辅。”她对我说，语气不容置疑。

“去哪里？”

“先去利沃夫，然后想办法出境。我爸妈已经在去波兰的路上了。”

“可是我的生意——”

“陈！”她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摇了摇，“现在不是考虑生意的时候！命最重要！”

我被她吼醒了。是啊，命最重要。什么生意，什么财产，在战争面前都不值一提。

我们开着车加入了逃难的车队。高速公路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人和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天空中时不时传来战斗机的轰鸣声，远处的地平线上冒着滚滚浓烟。孩子们在车里哭闹，老人拄着拐杖艰难地前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恐和茫然。

开了整整十二个小时，我们才到达利沃夫。这座城市虽然也受到了威胁，但相对基辅来说还算安全。我们在娜塔莉娅的一个朋友家暂住下来，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那段时间，我看到了娜塔莉娅的另一面。她不再是那个开朗活泼的女孩，而变成了一个坚韧不拔的女人。她每天关注战况，联系各方渠道，安排下一步的计划。她还会安慰其他难民，给他们送食物和水，帮助他们联系亲人。她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

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发现她不在身边。我起身去找她，发现她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漆黑的夜空发呆。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发现她在无声地哭泣。

“怎么了？”我轻声问。

她摇摇头，擦掉眼泪，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没事，就是想家了。”

“家就在这里。”我说。

“不，”她看着远方，声音颤抖，“我的家在乌克兰，但乌克兰可能很快就没了。”

那一刻，我心如刀绞。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绝望的样子。她一直那么坚强，那么乐观，以至于我都忘了，她也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害怕，也会无助。

我搂住她的肩膀，把她抱在怀里。她趴在我的肩膀上放声大哭，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我轻轻拍着她的背，不知道该说什么。在战争的巨大阴影下，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五、华沙的秋

2022年3月，我们辗转来到了波兰首都华沙。同行的还有娜塔莉娅的父母和她的一些亲戚。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套临时租来的公寓里，虽然拥挤，但至少安全了。

华沙的春天来得比基辅早一些，街道两旁的树木已经开始冒出嫩芽。但这个城市对我们来说终究是陌生的，语言不通，环境不熟，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靠着之前积累的一些人脉，在华沙找到了一份翻译的工作，收入不高，但勉强能维持生计。娜塔莉娅也在当地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职位，凭借她的专业能力和流利的英语，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战争的创伤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

娜塔莉娅变了。她变得更加沉默，更加敏感，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发呆，盯着某个方向一看就是半天。她开始失眠，经常半夜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她还变得特别容易受惊吓，哪怕是街上突然响起的汽车喇叭声，都能让她浑身一颤。

我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长期的治疗和调理。但娜塔莉娅拒绝吃药，也拒绝接受系统的心理治疗。她说她没事，只是需要时间适应。

“你不相信我？”有一次我劝她去看医生，她突然生气了。

“我相信你，但你需要专业的帮助——”

“我不需要！”她打断我，声音尖锐，“我不是病人！我只是……只是需要时间！”

我闭嘴了。我知道跟她争论没有意义，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但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下去，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2022年秋天，娜塔莉娅的弟弟在前线牺牲的消息传来。她才二十三岁，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参军不到三个月就……

那天下着绵绵细雨，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上班。电话那头是娜塔莉娅的母亲，她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断断续续地把消息告诉了我。我整个人都懵了，手里的电话差点滑落。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推开门，看到娜塔莉娅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像是凝固了一样。她已经知道了。

“娜塔……”我走过去，想抱住她。

她猛地站起来，后退了两步，伸出手示意我不要靠近。

“别碰我。”她的声音冰冷得像冬天的河水。

“你听我说——”

“我说了别碰我！”她尖叫起来，眼泪夺眶而出，“你们男人都是骗子！你说你会保护我，你说你会让我幸福，结果呢？我弟弟死了！我的国家没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这不是我的错——”

“那是谁的错？！”她歇斯底里地喊道，“你告诉我，是谁的错？！”

我无言以对。战争的罪责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任何人都无法给出答案。

那天晚上，娜塔莉娅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管我怎么敲门都不开。我坐在门外，听着里面传来的压抑的哭声，心如刀绞。我想告诉她，我理解她的痛苦，我愿意陪她度过难关。但我知道，此刻的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她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发泄。

第二天早上，她开门出来了。眼睛红肿，头发凌乱，但表情已经恢复了平静。她走到我面前，蹲下来，看着我。

“对不起，昨天我不该那样对你说话。”她的声音沙哑。

“没关系。”我握住她的手，“我知道你很难过。”

“不只是难过，”她摇摇头，“是绝望。陈，你能理解什么是绝望吗？就是你明明活着，却感觉不到任何希望；就是你明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却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我能理解。”我说，“因为我也有过这种感觉。”

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真的吗？”

“真的。”我点点头，“你忘了吗？我也经历过战争，也失去过很多东西。虽然我的祖国没有陷入战火，但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乌克兰早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你们的痛苦，我感同身受。”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但这一次，她没有哭。

“陈，”她低声说，“我想回国。”

“现在？”我吃了一惊，“可是战争还没结束——”

“我知道。”她打断我，“但我必须回去。那里是我的家，我的根在那里。我不能一辈子躲在国外，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国家流血。”

“太危险了。”

“我知道危险。”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坚定，“但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尊严，自由，还有责任。你明白吗？”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了卡捷琳娜，想起了奥莉加。她们都是这样的女人，看似柔弱，却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代价。

“我陪你回去。”我说。

“不行。”她摇头，“你不能回去，太危险了。”

“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握住她的手，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是夫妻，生死与共。”

她哭了，这一次是感动的泪水。她紧紧地抱住我，把脸埋在我的胸口，闷声说了一句：“谢谢你，陈。”

2022年11月，我们回到了乌克兰。不是回基辅，而是去了相对安全的西部城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那里距离前线较远，生活相对正常一些。娜塔莉娅加入了一家志愿者组织，帮助安置难民和运送物资。我则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语言优势，协助一些国际救援机构开展工作。

日子艰苦，但充实。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每天都能看到人性的光辉和黑暗。有人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却依然保持着善良；也有人趁机发战争财，丧尽天良。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

六、基辅的重逢

2023年夏天，因为工作需要，我独自回了一趟基辅。这座城市已经面目全非，曾经繁华的街道变得满目疮痍，很多建筑物被炸毁，到处都能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但这座城市的精神没有被摧毁，人们依然在废墟中顽强地生活着。

我办完事后，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以前住过的那条街。那栋老旧的公寓楼还在，只是外墙上有几个弹孔，玻璃窗也碎了好几块。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回忆着当年和卡捷琳娜在这里度过的点点滴滴。

“陈？”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过身，看到了一个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人——卡捷琳娜。

她老了，头发里有了白发，眼角也有了皱纹，但那双蓝眼睛依然清澈明亮。她穿着一件朴素的花裙子，手里提着一个购物袋，看样子是刚从市场回来。

“卡捷琳娜……”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的是你！”她笑了起来，笑容里没有怨恨，只有惊喜，“我还以为自己认错了呢！你怎么会在基辅？”

“我回来办事。”我说，“你呢？你还住在附近吗？”

“是啊，我就住在隔壁那条街。”她指了指方向，“要不要上去坐坐？我泡茶给你喝。”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她的家很小，是一室一厅的老式公寓，但收拾得很干净。客厅的墙上挂着几幅宗教画像，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角落里放着一架旧钢琴。她让我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去厨房烧水泡茶。

“你还好吗？”我环顾四周，问道。

“还不错。”她从厨房探出头来，“我现在在教堂做义工，帮一些老人和孤儿。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心里踏实。”

“你……没有再婚吗？”

她摇摇头，端着两杯茶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没有。有过几个追求者，但都没有合适的。你呢？听说你又结婚了？”

“嗯，第三次了。”我苦笑了一下，“她现在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做志愿者。”

“战争真的改变了一切。”她叹了口气，低头看着茶杯里漂浮的茶叶，“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想起我们以前的日子。虽然那时候也有很多矛盾，但至少是和平的，至少不用担心明天会不会被炸弹炸死。”

“是啊。”我也叹了口气，“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想着心事。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

“你恨我吗？当初我执意要离开你。”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认真想了想，我摇了摇头：“不恨。那时候年轻，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现在回过头来看，你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我们确实不合适。”

“但你当时一定很伤心。”

“是很伤心。”我承认，“但时间会治愈一切。你看，我们现在不是还能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吗？”

她笑了，笑容里有释然，也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你知道吗，陈，”她说，“我后来常常想，如果当时我们能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理解，也许结局会不一样。但人生没有如果，走过的路就回不去了。”

“是啊。”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过有些事情，经历过才会明白。如果不是你，我不会学会珍惜；如果不是奥莉加，我不会学会尊重；如果不是娜塔莉娅，我不会学会包容。你们每个人都在我的人生里留下了印记，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

“奥莉加？”她疑惑地看着我，“那是谁？”

“我的第二任妻子。”我解释道，“我们在利沃夫认识的，她是个画家。”

“哦。”卡捷琳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们为什么会分开？”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我太想保护她了，而她恰恰不需要这种保护。”

卡捷琳娜笑了，笑得很意味深长：“你看，你还是不懂我们乌克兰女人。”

“什么意思？”

“我们不需要被保护，我们需要的是被理解。”她说，“你总觉得我们固执、任性、难以捉摸，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街道。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她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因为这片土地教会了我们一件事——没有人能永远依靠。”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几百年来，乌克兰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都来过，都统治过我们。我们的祖先经历过无数次战争、饥荒、迫害，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因为他们知道，放弃就意味着灭亡。”

她转过身，看着我：“所以乌克兰女人天生就有一种危机感。我们知道幸福是短暂的，所以我们拼命地抓住当下；我们知道依靠别人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拼命地保持独立。这不是固执，这是生存的本能。”

我怔住了。她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那扇一直紧闭的门。

“所以你们总是在推开爱你们的人？”我问。

“不是推开，”她摇摇头，“是在测试。我们在测试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是否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站在我们身边。可惜，大多数人都通不过这个测试。”

“包括我？”

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微微一笑：“你通过了三次测试，不是吗？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你至少尝试过。”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尝试。”

“不，你应该尝试。”她走回来，在我对面坐下，“因为只有尝试过，你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爱。爱不是占有，不是控制，不是保护。爱是理解，是包容，是即使不理解也要选择相信。”

那天下午，我和卡捷琳娜聊了很多。关于过去，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我们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没有任何尴尬和隔阂。临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给了我一个拥抱。

“保重，陈。”她说。

“你也是。”我说。

我转身走下楼梯，走出那栋老旧的公寓楼，走进基辅的阳光里。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放下了，轻松了许多。

七、战火中的顿悟

回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后，我把和卡捷琳娜重逢的事情告诉了娜塔莉娅。她没有生气，反而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关于卡捷琳娜的事情。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听完我的讲述，娜塔莉娅由衷地感叹道。

“是啊。”我说，“我以前不理解她，现在终于懂了。”

“那你理解我吗？”她歪着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调皮。

“还在努力中。”我笑着说。

她哼了一声，假装生气地扭过头去，但嘴角的笑意出卖了她。

那段时间，我们的关系改善了很多。战争虽然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但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我们不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因为我们都明白，在这个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的时代，能活着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2023年秋天，我们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收养一个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那是一个名叫阿廖娜的小女孩，只有五岁，有着一头金色卷发和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她的父母都在马里乌波尔的围城中丧生了，她是在废墟中被发现的，身上裹着一张沾满血迹的毯子。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蜷缩在福利院的角落里，像一只受惊的小猫。不管谁靠近她，她都会尖叫着往后退。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她来了快两个月了，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跟任何人交流。

娜塔莉娅蹲下身，慢慢地朝她挪过去。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一只手，掌心向上，静静地等待着。阿廖娜警惕地看着她，身体紧绷着，随时准备逃跑。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阿廖娜终于动了。她慢慢地伸出小手，碰了碰娜塔莉娅的手指，然后又迅速缩了回去。娜塔莉娅没有动，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又过了几分钟，阿廖娜再次伸出手，这一次，她握住了娜塔莉娅的手指。

那一刻，我看到娜塔莉娅的眼睛湿润了。她小心翼翼地把阿廖娜抱起来，轻声说：“别怕，以后有我陪着你。”

办理领养手续的过程很复杂，尤其是在战时状态下。我们跑了无数个部门，填了无数份表格，等待了漫长的审批时间。但最终，我们还是成功了。

阿廖娜来到我们家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敞开心扉。最开始她什么都不肯吃，只喝牛奶和水。晚上经常做噩梦，尖叫着醒来，浑身冷汗。娜塔莉娅会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哼唱着乌克兰的摇篮曲，直到她再次入睡。

慢慢地，阿廖娜开始说话了。先是单个的词，然后是简短的句子，再后来，她能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她告诉我们，她记得那天妈妈把她藏在地下室里，告诉她不要出声，然后就没有再回来。她在地下室里待了三天，又渴又饿又害怕，最后是被救援人员发现的。

每次听到这些，我的心都像被刀割一样疼。一个五岁的孩子，本该在幼儿园里玩耍，在父母的怀抱里撒娇，却经历了如此残酷的事情。战争夺走的不仅是生命，更是无数人的童年和未来。

但阿廖娜也在慢慢康复。她开始笑了，开始跑跳了，开始在院子里追逐蝴蝶了。她叫娜塔莉娅“妈妈”，叫我“爸爸”。虽然我们都不是她的亲生父母，但在她心里，我们已经成了她的家人。

有一天晚上，哄阿廖娜睡着后，我和娜塔莉娅坐在客厅里喝茶。窗外的月亮很圆，银色的月光洒在地板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陈，”娜塔莉娅突然开口，“你说，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不知道。”我诚实地回答，“但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到时候我们回基辅吧。”她说，“我想回到我们的家。”

“好。”我握住她的手，“我们一起回去。”

她靠在我的肩膀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知道吗，我以前总觉得你不够爱我。你总是忙着工作，忙着应酬，很少有时间陪我。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明白了，爱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用行动。你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抛下我，你陪我回到了乌克兰，你还跟我一起收养了阿廖娜。这些才是真正的爱。”

“我以前确实做得不够好。”我承认，“但我在学着改变。”

“你已经改变了很多。”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你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工作的中国商人了。你现在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男人。”

“这都是因为你。”我说，“是你让我学会了什么是爱。”

她笑了，笑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她凑过来，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我爱你，陈。”她说。

“我也爱你，娜塔莉娅。”我说。

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满足。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八、共同的特点

2024年春天，战争仍在继续，但局势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乌克兰军队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逐渐收复了一些失地。虽然胜利还很遥远，但至少人们看到了希望。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奥莉加的邮件。她已经离开了利沃夫，搬到了波兰的克拉科夫，在那里重新开了一家小小的画廊。她说她过得很好，马克西姆也已经长大了，考上了大学。她在邮件末尾写道：

“陈，听说你和娜塔莉娅收养了一个小女孩。我真为你高兴。你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总说我太固执，太独立。现在我明白了，那不是固执，那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乌克兰女人从小就被告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除了土地和信仰。所以我们不敢轻易依赖任何人，因为我们害怕失去。但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历史教给我们的生存法则。”

看完这封邮件，我沉默了很久。然后我打开了电脑，开始写下这些年来在乌克兰的经历和感悟。

二十三年的时间，三段婚姻，三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卡捷琳娜、奥莉加、娜塔莉娅，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命运，但她们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她们都很美。不是那种肤浅的外表美，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历经沧桑的美。她们的笑容里有阳光，眼泪里有力量，沉默里有故事。

她们都很坚强。面对生活的磨难，她们从不退缩。无论是贫穷、疾病还是战争，她们都能咬牙挺过去。她们不会轻易向命运低头，即使被打倒了，也会拍拍身上的土，重新站起来。

她们都很独立。她们渴望爱情，但不依附于爱情；她们需要伴侣，但不依赖于伴侣。她们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梦想，自己的人生轨迹。她们愿意为爱付出，但绝不会为了爱失去自我。

她们都很深情。一旦认定了一个人，就会毫无保留地付出。她们的爱热烈而纯粹，像乌克兰的黑土地一样肥沃，能孕育出最美丽的花朵。但她们的爱也很脆弱，一旦受到伤害，就很难再愈合。

最重要的是，她们都很真实。她们不会伪装自己，不会刻意讨好别人。高兴的时候就笑，难过的时候就哭，生气的时候就发脾气。她们活得坦荡，活得通透，活出了最真实的自己。

这些特点，既是她们的优点，也是她们的缺点。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她们才能在逆境中生存下来，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她们才常常让身边的人感到困惑和无奈。

但正是这些特点，让她们成为了世界上最迷人的女人。

我合上电脑，走到窗前。窗外是一片宁静的夜色，远处传来几声狗吠，近处有虫鸣声此起彼伏。阿廖娜已经睡了，娜塔莉娅还在书房里加班。生活平淡而充实，这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向往的状态。

手机响了，是娜塔莉娅发来的消息：“亲爱的，能帮我倒杯咖啡吗？”

我笑了笑，回复道：“马上就来。”

走进厨房，我一边煮咖啡，一边想着刚才写的那些文字。二十三年了，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的答案。

乌克兰女人到底有什么共同特点？

答案是：她们都是一样的，又都不一样。她们都有着相似的性格底色——坚强、独立、深情、真实。但她们又是如此的不同，每个人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而我，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男人，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三段婚姻，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经历了失去与获得，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去理解，如何去珍惜。

咖啡煮好了，我端起来，走向书房。娜塔莉娅正对着电脑屏幕皱着眉头，看到我进来，她露出一个疲惫但温暖的笑容。

“谢谢你，亲爱的。”

“不客气。”我把咖啡放在她面前，然后俯身在她额头上印下一个吻。

她握住我的手，抬头看着我：“陈，你说我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吗？”

“会的。”我说，“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她笑了，笑容里有信任，有满足，也有对未来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