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岁上海老人讲出心里话：我活着，好似在给保姆打工

我叫周正庭，今年八十五了，住上海虹口。房子是老式公房，两室一厅，五十来平，在五楼，没有电梯。我每天趴在阳台上，能看见楼下的菜市场和那一排歪歪扭扭的梧桐。我在这间屋子里住了三十八年。我和我老太婆，两个儿子，一个丫头，都在这屋里住过。现在，这屋里只剩下我和一个保姆。

保姆姓曾，叫曾桂香，今年六十二，湖南人。她来我家三年了。大儿子周明从网上找的，一个月五千二，包吃包住，说好照顾我起居，做饭洗衣，有病送医。刚开始那两个月，她勤快，嘴也甜，一天到晚“爷爷长爷爷短”地叫。我那时候刚犯过一次脑梗，腿脚不大利索，心想着来个人搭把手也好，不给儿女添麻烦。谁知道，这三年下来，我越来越觉得，这房子不是我的了，我像是借住在别人家的一个老头子。而我的退休金和房租，都成了一份给保姆打工的工资。

我先说说我这几个孩子。老大周明，在深圳一家物流公司做中层，结婚十几年，有一个女儿，我见过照片，长得很像我死去的老太婆。老二周正，在北京，做程序员，三十九了，没结婚。小女儿周芸，嫁在苏州，丈夫开小厂，日子过得去。他们三个，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以前老太婆在的时候，他们还会轮流回来过年。老太婆走了以后，第一年他们回来了，第二年说疫情，第三年说工作忙。我习惯了。人老了，不能太指望小辈。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懂。

可让我心里发凉的，不是他们回来得少，是他们把我往保姆手里一交，就什么都不管了。曾桂香是他们三个在微信群里商量后请的。工资和买菜的钱，他们三个平摊，每月打到一个专门的卡上。那卡在曾桂香手里。我自己的退休金，一个月六千八，再加上楼下那间小门面收的租金，一千五，总共八千多。这些钱，大儿子说我年纪大了，糊涂，容易被人骗，就替我管着。每个月，他给我打两千块零花，剩下的说存着，将来给我看病用。我不傻，心里有本账。可我不爱争。我活到八十五岁，什么没见过？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他们把保姆工钱付了，我吃口热饭，有几件干净衣裳，也就罢了。可问题在于，这口热饭，越来越难吃上了。

曾桂香这个人，表面上看，老实本分。可处久了，就露了底。她一天做三顿饭，早饭不是泡饭就是白粥，就着一碟子酱菜，连个鸡蛋都少见。我说曾阿姨，你给我煮个鸡蛋。她说，鸡蛋胆固醇高，你血管不好，不能吃。我心想，我吃了几十年鸡蛋，也没见血管崩掉。可她这么说，我也就不说了。午饭和晚饭，多是青菜豆腐，偶尔有点肉丝，切得细得不能再细，像施舍。我儿子打电话问她我吃得怎么样，她就说：“好着呢，天天有荤有素，我变着花样给爷爷做。”我在旁边听着，也不戳穿。戳穿了，显得我这个老头多嘴。

有一回，大孙女从深圳给我寄来一箱车厘子。快递员送到楼下，喊我下去拿。我下不去，就让曾桂香去。她拿上来，箱子已经拆开了。她洗了一小碗，端给我，说：“爷爷，你尝尝鲜。”我一看，那一小碗里也就五六颗。剩下的，她说先收在冰箱里，慢慢吃。我也没在意。过了几天，我半夜口渴，扶着墙去厨房倒水，打开冰箱一看，那箱车厘子少了半箱。剩下的，还都用保鲜膜包着，整整齐齐放在最上层。我站在冰箱前，腿有点抖，不是气的，是寒的。我不是心疼那几颗果子，我是觉得，这个每天睡在我隔壁屋里的人，我竟然看不透她。

更让我难受的，是晚上。我年纪大了，夜尿多，有时候一晚上起来三四回。我腿脚不好，得扶着墙慢慢挪。曾桂香睡在小房间，门从来不关。她说怕我摔了听不见。可有几次，我喊她，她装睡，要喊三四声才应。应了，也不起来，就在床上喊：“爷爷，你慢点啊，别摔了。”我只能自己一点点挪到厕所。后来我学聪明了，晚上少喝水，再渴也忍着。有一次，我起夜时头一晕，撞在门框上，额头磕出个包。第二天她看见了，第一句话不是问我疼不疼，是问：“爷爷，你怎么不叫我？这要是让周明知道了，还以为我没照顾好你。”我摸着额头上的包，笑了笑，说：“没事，我自己不小心。”她松了口气，转身去给我端稀饭。我看着她胖墩墩的背影，忽然觉得，我活着，好像就是为了让她有一份工作。

我们楼下的王阿婆，跟我年纪差不多，也是一个人住。她请的保姆是个安徽阿姨，人家每天推着她去公园晒太阳，中午包饺子、蒸鱼，伺候得妥妥帖帖。有一回我在楼下碰到她，她拉着我的手，说：“周老师，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摸摸脸，说：“瘦点好，瘦点不用减肥。”她就笑。可我回家，往穿衣镜前一站，里面的老头两颊塌陷，背也驼了，像一截被抽干水分的黄瓜。我年轻的时候在中学教历史，人称周夫子。那时候腰板直，声音亮，站在讲台上能讲两节课不喝一口水。现在，连走到阳台去，都要歇两回。

去年冬天，我得了重感冒，发烧到三十八度九。曾桂香给我吃了两片退烧药，就用被子把我捂起来。我想让大儿子回来看看，她说：“周明在深圳，回来一趟多不容易。我照顾你就行了。”我烧得迷迷糊糊，想喝水，喊她，她在外头打电话，声音很大，跟谁在聊她孙子的事。我嗓子干得冒烟，挣扎着坐起来，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杯子。杯子是空的。我躺回去，望着天花板，心里说，周正庭，你怕是老了老了，要渴死在自己的床上。后来她终于进来，我听见她跟电话里的人说：“不跟你说了，老头子醒了。”她给我倒了杯水，水温温的，我喝了几口。她看我脸色不好，也怕了，又给我量体温。第二天，她破天荒给我煮了碗馄饨，还放了几根青菜。我吃着馄饨，眼泪差点掉进碗里。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我知道，她不是真想对我好，她是怕我死了，她不好交代。

我小女儿周芸回来过一次，去年十一月。她是出差路过上海，顺便来看我。那天曾桂香可忙坏了，里里外外擦了一遍，中午烧了四个菜，有红烧肉、清蒸鱼、炒菜心，还有一个排骨汤。周芸见了，说：“爸爸脸色不错，辛苦曾阿姨了。”曾桂香搓着手，笑得跟个菩萨似的。我坐在旁边，看着那桌菜，心想，要是周芸不回来，我可能还是白菜豆腐。可我没说。我是做父亲的，不能挑拨孩子和保姆的关系。再说，周芸临走时，偷偷塞给我两千块钱，说：“爸，你想吃什么，就让曾阿姨买，别省。”我拿着那钱，等她走了，又抽了两百给曾桂香，说：“这个月辛苦你了。”她接过去，脸上堆满笑，说：“爷爷，你太客气了。”我心里像吞了只苍蝇。

其实，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太要面子。我这一辈子，教历史，讲体面。老太婆在世时，常说我“死要面子活受罪”。她走了八年了。这八年，我越过越窝囊。儿女们给我请了保姆，是他们的孝心。我要是说保姆不好，他们不一定信，反而觉得我老糊涂了。我曾跟大儿子委婉提过一次，说曾阿姨做饭油水少。大儿子在电话里笑了，说：“爸，油吃多了对血管不好。曾阿姨那是为你好。”我还能说什么？再说下去，倒显得我不识好歹。

今年开春，我的老同事梁老师来看我。他也八十多岁了，身体比我还差，坐在轮椅上，他儿子推着。我们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他问我：“正庭，你怎么样？保姆对你怎么样？”我笑了笑，说：“还行。”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别糊弄我。你这脸色，比上次见你差多了。是不是受委屈了？”我叹了口气，没说话。他儿子在旁边说：“周叔叔，现在有些保姆，两面三刀。你得多留个心眼。”我点点头。他走后，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梧桐树发了新芽。风吹过来，暖暖的。我忽然想，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我这条老命，就真成给保姆打工了。

我决定自己管钱。我给大儿子打电话，说：“周明，你把我的退休金和房租还给我。”他愣了一下，说：“爸，你现在自己管钱，能行吗？万一被人骗了怎么办？”我说：“我活了八十五，还没糊涂。真被骗了，我也认。”他不说话。我又说：“我不是不信任曾阿姨，我是想，自己手里有点钱，心里踏实。我一个月给曾阿姨五千二，买菜钱另算。剩下的，我自己存着。”他沉默了半天，说：“那行。不过爸，你得答应我，每月给我报个账，让我心里有数。”我答应了。当天晚上，曾桂香就知道了。她脸色不大好看，坐在小房间里，用手机发语音，声音不大，但我耳朵不聋。我听见她说：“现在老爷子自己管钱了，以后买菜我都不敢多花。”我装作没听见，心里却想，这房子是我的，钱也是我的，怎么到头来，我像个贼？

钱拿回来后，我按月给曾桂香发工资。买菜的钱，我也自己出，让她记账。她记了几天，就嫌烦，说：“爷爷，买个菜还记账，搞得跟防贼一样。”我笑着说：“不是防你，是我这个人，教了一辈子历史，不记账心里没底。”她哼了一声，不说话了。从那天起，她对我的态度更冷了些。早饭还是白粥酱菜，午饭晚饭依旧清汤寡水。我不争，但我开始自己点外卖。我让楼下小餐馆送饭，多给两块钱跑腿费。第一次送上来时，曾桂香站在厨房门口，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说：“爷爷，你嫌我做的饭不好吃？”我剥着一次性筷子，说：“不是，是我馋了，想吃点重口味的。”她转头进了房间，把门摔得山响。我吃着饭，觉得那天的狮子头格外香。

真正撕破脸，是在四月中旬。那天下午，我坐在客厅里看书，听见有人敲门。我慢慢挪过去，从猫眼里往外看，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面生。我没开门。曾桂香从房间里出来，说：“是我儿媳妇。”她打开门，那女人进来，手里拎着个包，也不跟我打招呼，直接进了小房间。母女俩关着门，嘀嘀咕咕说了半天。我在客厅里坐着，心里不是滋味。这到底是谁的家？过了好一阵子，曾桂香出来，跟我说：“爷爷，我儿媳妇来上海打工，暂时没地方住，先在我房里挤几天。”我看着她，说：“曾阿姨，这恐怕不合适。这是我家。你住，是我们说好的。你儿媳妇来，你至少该先问问我。”她脸一沉，说：“又不是长住，就几天。我出来打工，家里人来看看我，怎么就不行了？”我深呼吸一口，说：“我不是不近人情。可这房子，是我儿女花钱请你看护我的。你带外人进来，出了事算谁的？”她嗓门高起来：“什么外人？我儿媳妇是外人？那我在你眼里算什么？”我也不急，慢慢说：“你是我的保姆。保姆可以请假，但不能把家里人往雇主家里带。”她像被戳了痛处，脸涨得通红，指着我，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话。最后她转身进屋，把门锁上了。那天晚饭，她没做。我自己泡了碗方便面。那碗面，我吃得很慢，心里却出奇地平静。我知道，有些事，躲不过去了。

第二天，曾桂香像没事人一样，照常做饭。可她儿媳没走。第三天，还在。我实在忍不了了，给大儿子打了电话。我说：“周明，曾阿姨的儿媳妇住在我们家了。你知不知道？”周明说：“我不知道。曾阿姨没跟我们说。”我说：“那我来处理。”周明说：“爸，你别跟她闹僵，万一她撂挑子，你怎么办？”我笑了笑，说：“你怕她走了，没人管我？我告诉你，你爹还没到离了保姆就活不了的地步。”挂断电话，我回屋翻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这三年曾桂香做过的那些事。车厘子的事、半夜喊不醒的事、买菜的账对不上、克扣我零花的事。我原本想留点情面，可有些人，你越让，她越觉得你老糊涂。我不能再让了。

我去社区找了居委会。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姑娘，姓方。我把情况一说，她瞪大了眼，说：“老人家，您别急，我们帮您联系她。”我又给周明打了电话，让他在家政公司那边重新找人。周明这次没再劝我，只说：“爸，这次我找正规家政，签合同，你在家看着。”曾桂香知道我去居委会后，彻底翻了脸。她在客厅里指着我的鼻子，说：“周正庭，你个糟老头子，我伺候你三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倒好，背后捅我刀子。”我坐在藤椅上，抬头看她，说：“曾阿姨，这三年，是你伺候我，还是我养活你？你心里有数。我一个月给你五千二，买菜另算，到头来我连个鸡蛋都吃不上。你儿媳妇大摇大摆住进来，问都不问我一声。到底是谁捅谁刀子？”她怔住了，大概没想到我这么能说。最后她收拾东西，带着她儿媳妇走了。临走时，把我给她买的那件羽绒服也塞进包里。我没拦。她走以后，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我坐在窗边，看她的身影拐出巷口，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

当天晚上，周明从深圳赶了回来。他进门时，看见我在厨房下面条。他叫了声“爸”，声音有点哽。我回头看他，笑：“回来的正好，面条多下了。”他放下包，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锅铲。那天晚上，我们爷俩坐在灯下吃面。他说：“爸，你对不住你，我没想到曾阿姨是那样的人。”我摆摆手，说：“不怪你。你也是为我好。是爸以前太要面子，有什么话都憋着。”他低头，说：“爸，以后家里的事，你说了算。我们三个都听你的。”我看着他，发现他也老了，鬓角有了白发。我心里一软，说：“我不求你们天天回来。只求你们隔三差五打个电话，别让我真成了孤老头子。”他红着眼圈，点头。

新的保姆是周明从一家正规家政公司请的，姓刘，五十八岁，干净利索。她来那天，我直接对她说：“刘阿姨，我这个人，爱干净，也爱吃。菜你买，但得记账。工资我按时给。只要我吃得舒服，我每个月再给你加两百。”她笑着说：“周爷爷，您放心。我干活，您满意就留我，不满意就换。”果然，她做的饭对胃口，红烧肉炖得烂乎，早上有蛋有奶。我也不用再担心自己半夜想喝水没人应。更重要的是，她从不往家里带闲人。来了一个月，体重涨了三斤。楼下王阿婆看见我，说：“周老师，你气色好了。”我笑，说：“饭能吃饱了。”

现在，我的退休金和房租还是自己管。大儿子每月帮我核对一次账。我给三个孩子一人开了一个账户，每月存点钱进去。我告诉他们，这钱是给孙辈的。周明让我别存，说我们不缺。我说：“我存着，心里踏实。你爹我一辈子没留什么大钱，这点心意，不能少。”他们也就由着我。我每天早上去楼下小公园散步，跟几个老邻居下棋。中午回来，刘阿姨饭做好了。下午睡一觉，起来看看书，听听评弹。日子过得清淡，却不再憋屈。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曾桂香。想起她端着稀饭走过来的样子，想起她半夜装睡不应声。我不恨她。她也不容易，为了她那个家，出来打工。可她忘了，我也是一个有家有尊严的人，不是一张每个月会吐钱的银行卡。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死，是活得没个人样。我给保姆打工的日子，到头了。现在，这房子是我的，日子也是我的。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楼下的梧桐叶沙沙响，心里很定。我活了八十五岁，终于又做回了我自己。这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