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1位女士每天早上走12公里不抽烟不饮酒去世8人她今年89了

北京11位女士每天早上走12公里不抽烟不饮酒去世8人她今年89了

我娘走的那天早晨，天还没亮透，窗外的梧桐树上落着两只灰喜鹊，叫得比平时都响。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菜市场挑莲藕，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那头是养老院的小刘，声音压得很低，说老太太可能不行了，让我们赶紧过去。我扔下莲藕就往回跑，裤腿上溅了泥点子，跑起来扑扑地响。

到养老院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半，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护士站那盏白炽灯嗡嗡地响。推开房门，娘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却睁着，望着天花板。我喊了声娘，她慢慢转过脸来，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像是想说话。我凑近了听，她气若游丝地说，今早没走成，她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了。

这话说得没头没脑，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说的是一起走路的那些老姐妹。

娘这辈子，最值得说的事就是那支走路队。北京十一号院的十一个老太太，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在小区门口集合，走十二公里，风雨无阻。这事儿在我们那片儿很有名，晚报还登过，标题叫“十一位银发健将的晨间长征”。照片上十一个老太太穿着统一的红色运动服，排成一排，精神抖擞地走在河边步道上，领头的是我娘，那时候她七十三岁，腰板挺得笔直。

那十一个人，各有各的故事。

张姨是退休会计，算盘打得噼啪响，走起路来也利索，步子迈得又大又匀，从来不多一步也不少一步。她老伴儿死得早，一个人拉扯大俩儿子，儿子们都有出息，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上海，一年到头见不着人。她每天早上走完路就去买菜，买够一天的，一个人吃。她总说，多走走，少给孩子们添麻烦。

李婶是河南人，说话嗓门大，笑起来整个小区都能听见。她以前在食堂做饭，颠大勺颠了三十年，胳膊上有劲，走路的时候两只手甩得跟风车似的。她有个闺女，嫁到了通州，每周末回来看她，给她带自己蒸的馒头。李婶逢人就显摆她闺女的馒头，说比外面卖的强一百倍。

王老师是退休教师，教了一辈子语文，走路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有时候是背诗，有时候是念叨学生名字。她说她怕忘，趁还能记住，多念几遍。她儿子在国外搞科研，好几年没回来了，她屋里挂着儿子的照片，穿白大褂站在实验室里，笑得挺腼腆。

赵奶奶最大，今年要是活着该九十四了。她以前是纺织厂的女工，手上全是茧子，走路的时候喜欢哼歌，哼的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歌，什么《我的祖国》《茉莉花》之类的。她老伴儿也是厂里的，早早没了，她就一个人过。她闺女在昌平，隔一个月来接她去住两天，她老说昌平太远，住不惯。

还有孙姨、周姐、吴妈、郑大姐、钱奶奶、冯婶、陈姨，十一个人，不多不少。

她们每天走的那条路，从小区东门出去，沿着护城河一直往南，走到玉蜓桥再折回来，刚好十二公里。走完正好七点半，然后一起去小区对面的早点铺喝豆浆吃油条。那家铺子的老板姓马，跟她们都熟了，每次都给她们留靠窗的大桌子，豆浆免费续。娘说，那会儿她们十一个人坐一桌，叽叽喳喳的，比菜市场还热闹，旁边吃早点的人都嫌吵，可马老板从来不赶她们。

这事坚持了快十年。娘说最开始是张姨提议的，说老年人要多锻炼，一个人走没意思，就挨家挨户叫人。叫来叫去凑了十一个，都是小区里的独居老太太，年纪最大的七十八，最小的也六十五了。她们定了个规矩，不管刮风下雨下雪，都得走，除非谁病得起不来床。为了这个，每人交了五十块钱做押金，缺勤一次扣五块，扣下来的钱年底一起吃涮羊肉。

这事听着好玩，可我知道，娘她们那会儿是真当回事儿。有一年冬天刮大风，电视里说风力有七级，树都刮断了好几棵。娘还是穿上运动服要出门，我拦她，她说不行，今天轮到她领队，她不去别人就不走了。结果那天真就去了十一个，大风里缩着脖子走，跟一排企鹅似的。回来的时候头发里全是土，耳朵冻得通红，可一个个笑得跟孩子似的。

变化是从前年开始的。

先是张姨不来了。那是个秋天，树叶刚黄，张姨说腿疼，走路使不上劲。大家让她歇几天，她就歇了。歇了一个礼拜还没好，去医院一查，骨癌，晚期。从查出来到走，不到三个月。娘说，张姨走的那天下午还给她打电话，说院子里的柿子熟了，让她去摘。第二天人就没了。

张姨走了以后，走路队变成了十个人。那段时间气氛有点闷，大家走路的时候话都少了。李婶走在最前面，步子比平时快，好像走快点就能把难过甩在后面似的。

过了两个月，王老师开始忘事儿。先是忘了路，有一天走到一半突然站住了，说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不认识。大家把她领回来，第二天她又忘了。去医院看，说是阿尔茨海默症，早期。她儿子从国外赶回来待了半个月，又走了，走之前把王老师送进了一家挺贵的养老院。王老师去养老院那天还挺高兴，说那里有人陪她说话。头几个月她还记得给娘打电话，后来电话也不打了，再后来，娘打过去她已经不认得人了。

王老师走了以后，走路队变成了九个。

赵奶奶那年冬天摔了一跤，胯骨碎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她闺女把她接去了昌平，临走的时候赵奶奶拉着娘的手哭，说怕是回不来了。娘说没事，等你好了咱们还一起走。可赵奶奶到底没能再站起来，在床上躺了半年，走了。

钱奶奶是心脏病，有一天早上走到半路突然捂着胸口蹲下了。娘赶紧打120，救护车来得还算快，可到医院人已经没了。大夫说心脏骤停，救不过来了。

郑大姐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没的，脑溢血，一句话都没留下。

孙姨是去年走的，肺癌。她从来不抽烟，也从来不喝酒，可还是得了。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化疗做了几轮，头发掉光了，人瘦得脱了相。娘去医院看她，她还笑着跟娘说，等我好了还得跟你们走呢，我这双鞋才穿了半年。那双运动鞋是白色的，摆在病床下面，干干净净的。

周姐是被车撞的。有一天早上她出来晚了，过马路的时候没注意，让一辆电动车撞了，腿骨折了。养了几个月好了，可走路不利索了，跟不上大家的步子。她自己退出了，说不能拖累你们。后来她搬去跟儿子住了，再没回来过。

吴妈是今年年初走的，睡梦中走的，没受罪。她闺女说，早上叫妈吃饭叫不醒，一看已经走了。走的时候七十九岁，脸上还挺安详。

冯婶和陈姨是今年春天一起走的，相差不到半个月。冯婶是脑梗，陈姨是心衰。娘那阵子天天去殡仪馆，一个月去了两趟。回来以后坐在沙发上发呆，一天都不说话。

到今年夏天，十一个人的走路队，就剩我娘一个了。

她还在走，每天早上一人出去，走十二公里。我劝她别走了，不安全，她说习惯了，不走浑身难受。可我知道，她是想她们。有一次我跟在她后面偷偷看，她一个人走在河边步道上，步子慢了很多，走走停停，时不时回头看看，好像身后还跟着那十个人似的。河边的柳树还是那几棵，路还是那条路，早点铺的马老板还在，可那张靠窗的大桌子，现在只坐她一个人了。

马老板跟我说，老太太每天来，就点一碗豆浆一根油条，吃得很慢，吃到豆浆凉了才走。有时候吃着吃着就掉眼泪，用袖子擦擦，接着吃。

娘的身体是今年入秋开始垮的。先是感冒，老不好，咳嗽。去医院拍了片子，肺上有阴影。大夫说情况不太好，建议住院。娘不肯，说住什么院，我每天早上还走十二公里呢，能有什么事。可她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从十二公里减到十公里，又从十公里减到八公里。到后来，她只能在小区里转圈了，一圈一圈的，跟驴拉磨似的。

那天早上她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被邻居看见送去了医院。再查，已经是肺癌晚期，骨转移了。我拿到结果的时候手抖得拿不住单子，在走廊里蹲了好半天才站起来。娘这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天天锻炼，吃得清淡，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呢。大夫说跟那些没关系，有时候就是命。

娘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瘦得脱了相。她清醒的时候跟我说，她想回家，不想在医院里耗着。我就把她接回了养老院，请了护工。她每天躺在床上，看看窗外，电视开着也不看。偶尔有老邻居来看她，她就笑笑，说不了几句话就累了。

那天早晨，我刚到菜市场就接到了小刘的电话。我在医院走廊里跑的时候鞋都跑掉了一只，光着脚冲进病房，看见娘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嘴唇发紫。大夫正在做心肺复苏，一下一下按着，可心电图已经是一条直线了。

我跪在床边喊娘，喊了好多声。她的手还是温的，可人已经不在了。小刘在旁边抹眼泪，说老太太走之前说了句话，说今早没走成，她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了。

娘走后的第三天，我去收拾她的遗物。养老院的柜子里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个收音机，一个相册。相册里有那张晚报的剪报，十一个老太太穿着红色运动服并排站着，笑得跟向日葵似的。照片边上，娘用圆珠笔写了个名单，每个人名字后面画了圈，活着的打对勾，走了的打叉。我数了数，十一个人，十个叉，一个对勾。

那个对勾本来是打在我娘名字后面的。

我拿着相册坐在娘床上哭了好久。窗外那棵梧桐树上的喜鹊还在叫，跟那天早晨一样。我忽然想起来，娘说过，她们十一个人约定好了，谁先走，谁就在那边等着，等到最后一个到了，大家再一起走。那时候我当成笑话听，现在想想，她们那代人，是真的相信这些的。

办完娘的后事，我又去了那家早点铺。马老板看见我，愣了一下，说好久没见你了。我说我娘走了。他沉默了半天，给我端了碗豆浆，说这碗我请。我坐在那张靠窗的大桌子上，一个人喝豆浆，喝着喝着就看见窗外的河边步道上，有几个老太太在走路，穿的五颜六色的运动服，排成一排，有说有笑的。我看着她们，忽然想起娘说过，人来这世上走一遭，能碰到几个真心待你的人不容易。她们十一个，谁也不是谁的亲戚，可走了十几年，比亲戚还亲。

她走的那天早晨，护工说天还没亮她就醒了，让护工帮她穿运动服。护工说您这身体还穿这个干嘛，她说她要出去走走，不然她们该等着急了。护工没让她出去，她就在屋里走了几圈，然后躺回床上，再没起来。

我现在每天早上也出去走，沿着娘她们走了十几年的那条路，从小区东门到玉蜓桥再折回来。我走得不快，一边走一边看着河边的风景。秋天了，柳树叶开始黄了，落在水面上漂着。路上跑步的年轻人戴着耳机从我身边经过，看都不看我一眼。可我老觉得身后有人，回头看看，空荡荡的步道上，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

那十一个人里，我娘是最后一个。她今年要是活着，应该八十九了。走的那天是八十九岁的生日，我们本来打算给她在养老院办个寿宴，蛋糕都订好了。可她没等到。

收拾娘的东西时，我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十双运动鞋。每一双都旧了，鞋底磨得平平的，鞋带系得整整齐齐。我认识其中几双，那双白色的运动鞋是孙姨的，那双蓝色的布鞋是张姨的，那双红色的回力是赵奶奶的。娘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些鞋都收了起来，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每天晚上枕着它们睡觉。

我把那些鞋带回来，摆在阳台上晒了晒。阳光照在上面，鞋面上泛着旧旧的光。我忽然想起张姨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她说人的一辈子就像走路，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可不管快慢，最后都得到同一个地方去。重要的是路上有没有人陪你走。

娘她们那十一个人，这辈子都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普通的老太太，退休了，没事干，凑一块儿走走路，唠唠嗑。可她们就那么互相陪着走了十几年，从一头黑发走到满头白发，从健步如飞走到步履蹒跚。她们看着彼此从好好的一个人，慢慢生病，慢慢老去，一个一个地离开。最后剩下的那个，还得继续走。

我想起有一次我陪娘去体检，排队的时候她跟我说，她不怕死，就怕走的时候身边没人。她说张姨走的时候身边只有护工，王老师走的时候她儿子还在飞机上没赶回来，赵奶奶走的时候她闺女在厨房做饭没听见她叫。娘说，她们说好了，等到了那边，谁先到谁就等着，到时候一起走，不孤单。

我当时还笑话她，说您这还组团呢。她瞪我一眼，说你不懂，你们年轻人不懂。现在我想想，我确实不懂。我这一辈子，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同事走了一拨又一拨，来来去去的，谁也没跟谁走到底。可她们那代人，认准了一件事就认到底，认准了一个人也是一样。

娘走后的第一个月，我每天下班都去河边走一圈。走着走着，发现河边步道上多了好些老太太，有的独自一人，有的三三两两，都穿着运动鞋，慢慢悠悠地走。有一天我碰见一个老太太，看着眼熟，走近了才认出来是周姐。她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的。看见我，她先是一愣，然后问，你娘走了？我点点头。她叹了口气，说那十一个人，算是齐了。她让我跟她并排走，边走边跟我说她搬去儿子家住的日子。说儿子媳妇都挺好，可她还是想回来，想那条河，想那个早点铺，想那些老姐妹。她说她最后一次见娘的时候，娘拉着她的手说，你好好活着，替我多走几年。

周姐那天跟我走了很远，走到天都黑了。分开的时候她说，明天还来，你下班要是没事也来，咱俩走。我答应了。从那以后，我每天下班都去河边走一圈，有时候碰见周姐，有时候碰不见，可不管碰不碰见，我都走。

走到冬天的时候，河面结了薄薄一层冰，柳树光秃秃的。我穿着娘留下的那件红色运动服，走在步道上，呼出的气成了白雾。路上人很少，冷清清的。走到玉蜓桥的时候，我看见桥栏杆上系着一根红绳，风一吹飘飘的。走近了才看清，那上面绑着一个小小的布条，布条上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张淑芬，等我们。

张淑芬是张姨的名字。

我站在桥头看了好久，猜这红绳是娘系上去的。她大概是想张姨了，就来这儿系一根绳子，说几句话。桥栏杆上不止这一根，我顺着看过去，大大小小有十来根，有的旧得发白了，有的还是新的。每一根上面都系着布条，写着不同的名字。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一个东西，是娘枕头底下那双白色运动鞋里藏着的一根布条。我掏出来看，上面用娘的笔迹写着：十一个人，一个不少。

那天我在桥上站到天黑，眼泪在脸上冻成了冰碴子。风很大，吹得那些红绳哗啦啦地响，像是有人在说话。我把那根布条也系在了栏杆上，跟那些旧的系在一起。系的时候我心里说，娘，你们到了那边，还是十一个人，还是每天早上走十二公里，还是去喝豆浆吃油条。我在这边替你们走，替你们看着这条河，这棵树，这个早点铺。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五点半，我也出门了。走娘她们走了十几年的那条路，从小区东门沿护城河到玉蜓桥，再折回来。我走得不快不慢，刚好十二公里。走完了就去马老板的铺子喝碗豆浆，坐在那张靠窗的大桌子上。马老板现在见了我也不说话了，直接端豆浆上来，有时候还多给一根油条。

河边的步道上，慢慢有了新的人。几个退休的老头老太太，看见我每天走，就跟上来了。一开始跟在后头走，后来并排走，再后来就开始说话了。有个姓刘的阿姨问我，你这运动服是哪儿买的，挺好看。我说是我娘的。她愣了愣，就没再问。

现在跟着我走的大概有五六个人，也都是退了休的，也都是一个人住。我们走得不快，边说边走，跟当年娘她们一样。刘阿姨走在我旁边，说起她闺女在上海，说想闺女了。我说我也想我娘了。我们都不再往下说，就那么并排走着，河面上的风吹过来，凉凉的。

有一天早晨，我走到玉蜓桥的时候，看见桥栏杆上那些红绳又多了一根。新的，红艳艳的，上面的布条写着：王秀兰，我们来了。

王秀兰是王老师的名字。

我站在桥上往下看，河水在晨光里泛着金色，两只野鸭子慢悠悠地游。远处步道上，刘阿姨她们正慢慢走过来，红色的运动服在绿色的柳树中间特别显眼。我忽然觉得，其实她们从来没有走远过，那十一个人，就在这条路上，这段河边上，在这个城市的早晨里。她们走成了一股风，吹在每个人的脸上；走成了一道光，亮在每个早起的人的眼里。

娘说过，人来这世上走一遭，得留下点什么。她这辈子没留下钱，没留下房子，就留下了这段路，这个习惯，这些早晨。她现在不在了，可每天早晨五点半，我还是会准时醒来，穿上运动鞋，走出门去。因为我知道，在那条路上，在那座桥上，在风里，在光里，她们都在。

十一个人，一个不少。

我今年四十五岁，比娘她们开始走路的时候还年轻。我想，我也要走到八十九岁，走到走不动为止。等到那时候，我大概就能明白，娘她们那代人，到底是靠着什么，走了这么多年。

靠的不过就是一句——明天早上还来啊，我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