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个病人、5杯咖啡，外科医生的特点就是能忍——忍渴，忍饿，忍尿，忍累

7月27日，星期一，晚10时，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黄埔院区门诊楼早已没了白日的喧嚣，104诊室门口仍坐着十几位患者和家属。

他们几乎都是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多从外省赶来。结直肠癌已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二位，每年新发病例超50万例，且日渐年轻化。

夜已深，104诊室外仍有候诊患者及家属

陈功教授从早上9时30分开诊，正常号连加号共放出48个，此时才看到第28号。患者“投喂”的咖啡已喝掉四杯；除匆匆上过一次厕所，他没离开过诊室。

助理戴静仪把没看完的病人名单和记录交给当晚轮值的博士后吕广钊。后半程，由这位年轻人提前问诊、录入病历，把检查单、出院小结和用药记录梳理成“治病故事”，复杂病例要整理二三十分钟。

病人坐到陈功面前，故事已讲通一半。剩下的，陈功逐句追问，影像一张张过。助手提醒快餐到了，他摆摆手，叫下一个号。

“满天星”与一线生机

第29号陈晓枫，34岁，湖南人。去年生第三胎，坐月子时腹痛，查出晚期结直肠癌。“淋巴、肺、肝、骨……肿瘤已转至多个系统。肺部CT里，肿瘤像满天星一样分散。”陈功说。

细问病史、治疗史和家族史，反复翻看影像资料，他找到了线索。“你这么年轻就得这个病，和KRAS G12V基因突变有关。”这种突变恶性度更高，国内尚无针对性药物。最新研究显示，泛RAS抑制剂RMC-6236瞄准这类突变，但仍处在胰腺癌临床试验阶段，尚未用于结直肠癌。

从庞杂资料中找寻一线生机

“你留意新闻。如果相关的药进入临床试验，赶紧去参加。在这之前，继续用标准全身治疗，尽可能延长生命。”这是深夜最好的消息：不是现在，但有一个“以后”。

陈功是外科医生，但来找他的大多是晚期患者。“别的肿瘤到了晚期，基本没外科什么事。结直肠癌不一样——全身治疗有效时，如果能把转移瘤都切干净，生存期能明显延长。”

所以，他每天都在两个恐惧间走钢丝：怕因为匆忙，错过还有手术机会的人；也怕因为鲁莽，把不该手术的人送上手术台。他要从庞杂资料里找出一线生机。对于复杂的病例，他需要看30至40分钟。“你读他的故事，十分钟都读不完，怎么可能两三分钟打发一个病人？”

一份病历，写“爆”了系统

后半夜来的都是加号。家属守在门口，等快到了，才把在附近酒店休息的患者叫过来。

凌晨2时，52岁的深圳患者陈蕾走进诊室。2018年发病，经历三次手术，输尿管里放着支架，如今肿瘤转移到骶骨。“当时的目标是活十年，现在已经八年了。从发病到现在，我没哭过。想哭，但没眼泪。如果哭有用，我肯定就哭了。”

她的报告和出院小结能铺满半张诊桌；陈功电脑里，仅她的门诊病历就有十几页。这一夜，他把记录一页页看过，再补进最新情况，像续写一本未写完的书。

患者在认真记笔记

陈功对病历近乎执拗：“病人走出诊室，我可能就记不清他是谁了。但看到病历，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情况。”每个病人都写清现状、判断依据和下一步建议。“有些病人拿来的病历只是罗列检查结果，没有医生的思辨。我希望别的医生一看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在外派兰州工作期间，他的病历两次超出医院信息系统默认字数上限；信息科调整一次仍不够，最后放宽到五万字。

临走前，陈蕾叮嘱：“功哥，别把自己累坏了。”陈功开玩笑道：“你们有点口是心非啊。一边让我别辛苦，一边又来加号。”

凌晨的生命算术

夜越深，谈话越重。

凌晨3时，45岁的河南患者刘芳走进诊室。特殊基因突变让她的肿瘤恶性程度很高，确诊即晚期，此前已辗转多地求医。进门前，她发朋友圈：“医生都这么拼，我有什么理由不坚持。”

她和丈夫只想问：还有没有办法。陈功问，如果一种药能多争取一些时间，但要额外花5万元，愿不愿意？她点头。50万元呢？还是点头。500万元呢？她没有回答。

“这就是医疗的价值问题。”陈功说，假设某靶向药平均花费60万至90万元，让患者平均多活一年半，“医生认为有价值，和你认为有价值，可能不是一回事——一定要开诚布公地谈。”

刘芳尝试过多种方案，效果都不理想。陈功建议集中治疗手段：“治病就像打仗。不同手段好比海军、空军、陆军。对付最强的敌人，要全军压上。如果还是打不赢，就要承认，转而保证生活质量。”

刘芳仍追问：我到底还能活多久？说到年幼的孩子，她眼圈红了。“你这个病，不管怎么治，90%的概率在两到三年之间。”陈功说得很慢，“我跟你讲这些，不是打击你，是要你学会跟命运和解。”

他常讲起两位患者的故事。深圳一位病友腹膜转移，预估只剩两三年。女儿刚读六年级，她想看着女儿进高中，经历五次手术、128次化疗，花费400多万元，最终活了七年半，愿望都实现了。

另一位是西安的护士。丈夫因肠癌去世，她也查出同样的病，攒了30万元，想全部用来治病，多陪4岁和6岁的孩子几年。“我把她劝退了。这个病最后必然人财两空。钱花完了，两个孩子谁来抚养？”

相似病情，不同建议，逻辑一致：权衡利弊后，把选择权还给病人。这也是他从不主张向患者隐瞒真实病情的原因。“你以为花光了钱就能活十年，结果只能活半年——这种落差，才是很多医患矛盾的根源。时间不多了，更要把时间留出来安排人生。”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陈功说：“既然不能治愈大多数人，就更要好好安慰。面对很晚期的病人，要换一种方式，把坏消息告诉他们。”

陈功开始喝这天的第五杯咖啡

一代传一代的规矩

王女士从海南飞来，替父亲问诊。她怕紧张忘事，把饮食忌口、预约床位、蛋白粉、尿酸、中药、狂犬病疫苗与化疗是否冲突等12个问题写满一张A4纸。陈功逐条解答，末了照例问：“还有问题吗？”

患者的问题写满A4纸

这一夜，每个病人离开前都会听到这句话。家属问一遍，病人再问一遍，他一遍遍答，直到无人开口，才叫下一个号。

正是这样的问答，让许多家庭认定：总要找他当面看一次，才安心。58岁的高志强在老家病情突变，妻女陪他当晚从银川飞广州，第二天一早就见到陈功。“只有见到陈教授，我爸妈心里才最踏实。”女儿说，“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往外推过，永远都在帮我们想办法。”

这一夜，还有一句话反复出现：“做完手术，有人给你摸过肛门吗？”许文刚的答案是一直没有。陈功解释，有经验的医生通过肛门指检就能发现腹膜转移，特异性甚至高于CT。有些患者术后肠镜、CT一样不落，却突然出现腹膜转移——一问，从没做过指检。

因此，他的门诊有条规矩：每次见到病人，都亲自做肛门指检。他不希望家属拎着片子和病历“代看”：“我要摸肛门，你本人不来，我怎么摸？”

规矩来自他的老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结直肠科资深首席专家万德森教授。他常说，“举‘指’之劳，胜造七级浮屠”，“肛门指检是可以救命的！”1996年，陈功读研时也像今天的吕广钊一样坐在老师身边学习临床问诊。

如今，陈功摸到特殊体征，也会叫吕广钊过来：“你来检查一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

说起陈功的体能，吕广钊笑言：“学不来，也不提倡大家学。我们不建议完全燃烧自我，不利于健康。”

当晚轮值的博士后吕广钊

吕广钊嘴上说不学，风格已有几分“陈功”：提前问诊二三十分钟，把病历梳理清楚；对病人温和细致，有问必答。跟师四年，他最大的收获是观念改变：以前只想“能不能做”；现在会多问一句“要不要做”——技术上可行的事，是不是真能帮到病人。”

天快亮了仍有患者在候诊

天快亮了

天色发白，最后一个号——第48号，70岁的梅州人胡展强。老人进门第一句是：“你怎么不困啊？辛苦了！”

他的故事让疲倦的诊室为之一振：2017年确诊时已肝转移，肿瘤10厘米，一度病危，却一年年治疗，硬是走到现在。“从60岁治到快70岁，知足了。”这样的奇迹正在变多，既靠新药问世和技术革新，靠癌症防治关口前移的体系托底，也靠每位医生日复一日躬身践行，认真对待。

门诊终于结束了，陈功起身喝完第5杯早已凉透的咖啡。以往通常看到凌晨两三点，因上周临时出差兰州，积压了已预约患者，这一天才看得格外晚。

短暂补觉后，9时30分，他继续周二的门诊。周二只放20个号，晚上必须保证睡眠，因为周三是手术日。

有人问，这样连轴转怎么扛得住。陈功半开玩笑：“外科医生的特点就是能忍——忍渴，忍饿，忍尿，忍累。”能忍不等于不会累。“要早下班，唯一的办法就是少看病人。”

陈功不认为自己的“慢”是把尺子。“我这样做，不是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看诊快，不等于不好，只是每个医生的风格不同。”

加号，他其实是允许的，但要预约、排队，现在已排到一个月后。真正让他头疼的，是托关系要求当天就看。手机里，打招呼的信息一条压着一条。“人情难却。”他不缺拒绝的道理，难的是开口。

谈到家人是否有意见，他停了几秒。“都是一家人，整体是理解的。”他说，“你选择了做医生，可能命里就有这些事情。”话说得淡，听不出委屈。

万德森常提醒他：“你自己也要生活！”但他懂陈功“拖堂”的根子：“他还要问病人的工作、家庭……看着是浪费时间，但安慰本身也是治疗。”这套做法，如今叫叙事医学；再往前，是“医病医身医心”。

保洁员扫走七八个空咖啡袋。诊室恢复原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电脑里的新病历知道，48个人的故事被认真读过一遍。

记者手记

跟诊前，我纠结过很久。听说有位医生常从早上看到次日凌晨，先是佩服，随后犹豫：报道出去，找他的人更多，他岂不是要看到更晚？我也不主张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工作，他是医生，也同样是儿子、丈夫、父亲。
7月27日晚，我走进104诊室，很快有了答案：他把病历写到系统装不下，把问题答到“没有问题”，给每个病人亲手做肛门指检。慢，是替病人把每一步都想到。

那晚我没有困意。诊室门每次开合，都是一场性命攸关的对话。

回家后，接下来的一周我都在腹泻。这是熬夜的代价，也是最直观的提醒：这样的强度不该被赞美，更不该被复制。

但我还是想写他。不是树“燃烧自己”的典型，而是记录：在人人喊“快”的时代，还有人愿意为病人慢下来，从绝望里寻找生机。这样的“慢”不该是医生的义务，却值得被看见；被看见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深夜，还有那些从天南海北赶来的不肯放弃的人。

（文中患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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