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陕西省举人王杰在全国会试中,取得了入围殿试的资格,不久又在殿试中获得一甲第三名即探花的成绩。
殿试,顾名思义,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科举考试。但皇帝作为殿试主考官,通常仅停留于名义。在实践中,往往由皇帝指派的王公大臣担任现场考官——即监试王大臣,然后由后者对殿试成绩进行预排名,再上报皇帝审核定夺,确定最终排名。
若无特殊情况,皇帝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监试大臣拟写的殿试成绩排名。但回到本文开头讲述的殿试情形,这一次,乾隆皇帝对殿试排位做了重大修改。为什么呢?
因为乾隆在审核一甲前三名的试卷时,发现原取得第三名成绩的王杰,其笔迹端庄、十分养眼,反正就是合眼缘!再一细想,乾隆确定以前在审阅地方封疆大吏上呈的奏疏时,看到过王杰的笔迹——喜欢一个人的笔迹是过目不忘的。一打听,果然,王杰之前分别在江苏巡抚陈宏谋、陕甘总督尹继善的幕府干过文书工作,确实多次替巡抚或总督起草过呈送给皇帝的奏疏。
皇帝喜欢的就是最好,没有道理可讲,甚至不用遮遮掩掩。就这样,乾隆亲自把王杰的殿试成绩调到了一甲第一名即状元!由此,三十六岁的王杰也成了清代陕西省第一名状元。与此对应的,原来的山东籍殿试前三甲,名次只能往后顺了。
事情传开后,山东进士很不服气:质疑皇帝他们肯定是不敢的,于是他们私底下找到王杰,想跟他PK文才。山东进士率先出了一个上联:“孔子圣,孟子贤,自古文章出齐鲁。”王杰当然佩服齐鲁大地的历史文化底蕴,但觉得其老家陕西也不遑多让,于是答道:“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统在西秦。”山东进士一听,这个状元是同道中人,确实文才一流,值得尊敬。
乾隆皇帝亲自选出的状元,必定是要重用的。据史料记载,王杰与乾隆相见的情形是这样的:“顷之,引见,上喜动颜色,授翰林院修撰。”供职翰林院,是大多数进士的常规去处。如是观之,貌似看不出乾隆对王杰的重用。
其实,贵如清朝皇帝,对自己钟爱的人才,培养和重用是极其耐心的,并不会绕过该有的程序和过程。这就证明了古代皇权体制下的官僚体系也有其成熟之处。
乾隆二十七年(1762),王杰刚入官场第二年,就被钦点为湖南乡试副考。考虑到乡试监考工作在大清吏选制度中的重要性,乾隆对王杰重用的信号,已经十分明显了。
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皇帝以轻描淡写的口吻,给王杰下达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政治任命:“小王啊,你去福建锻炼几年怎么样?”乾隆给王杰的职位,是提督福建学政。
学政是执掌一省科举的中央钦差学官,乾隆对王杰的安排,暗含他对后者经由教育口积攒门生、升级资历,然后逐步树立其吏治权威的深厚期许。
更重要的是,在清代政治格局中,福建有着特殊的地位:该省是清廷管辖域内台湾民生和处理域外琉球事务的政务窗口,同时还是科举大省、海运贸易大省。以福建为历练平台或政治跳板,是很多历史大人物的经历。
清代历史上,很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都在福建走上封疆大吏或朝廷中央高官的位子,如姚启圣、李卫、左宗棠、邓廷桢、汪志伊、刘韵珂、王懿德、卞宝第、谭钟麟、许应骙等等。就与王杰同时代的著名文官来说,纪昀即纪晓岚,同样在福建学政的岗位上历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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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贡元】科举匾,就是王杰在任职福建学政期间题写的,具体时间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该匾是王杰任职福建学政的历史见证,从史料实证的角度看,十分珍贵。
王杰任职福建学政,为期五年,比一般的学政任期多了两年。可见王杰的早期官职生涯,完全称得上是深耕福建了!具体过程不表。反正,福建是王杰的重要政治舞台,他后来官至“正国级”,离不开在福建的历练!
乾隆三十四年(1769),王杰回调京城,很快就担任了会试总裁。会试总裁即会试主考官,一般由内阁学士或六部尚书才有资格担任。彼时王杰的官职仅为正四品,乾隆皇帝让他“越级”任会试总裁,有着意味深长的期许。
果不其然,不久后,王杰被任命为内阁学士。期间,乾隆皇帝对王杰的官职调动,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快节奏:多年间,王杰在礼部、刑部、吏部、工部等部委侍郎的官位上历练了一遍。这是王杰要登上一品高位(副国级或正国级)和大清权力中枢的信号。
乾隆五十一年(1786),王杰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又过一年,任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至此,王杰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内阁首辅大臣了,官职正一品,相当于今天的正国级!
期间,王杰身为上书房总师傅,担负着教皇子读书的职责。其中,皇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是受王杰管教最严厉的皇子。历史上各时期的太子师对皇子的管教,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太子迟早要当皇帝的,总不能真的让将来的皇帝又是罚跪又是罚站吧?但王杰真的就是这么对待后来的嘉庆皇帝的,后者被罚跪罚站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乾隆皇帝亲眼见到王杰让颙琰罚跪,他即使一直以来都器重王杰,也接受不了自己心目中的太子(当时乾隆还未公开宣布太子人选)被王杰如此严厉对待,于是他敲打王杰说:“不管你教与不教,皇子都要当皇帝的。你让未来的皇帝罚跪,不符合君臣之道呀!”
你猜王杰是怎么回应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乾隆皇帝说:“认真教育过的帝王,会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不教育的帝王,会成为桀纣一样的昏君。这就是为师之道。”
乾隆一听有道理,实在也不好反驳,只好由着王杰去了,他愿按什么方式教导太子,皇帝也不好干涉。经此一事,王杰作为太子师和内阁首辅的权威,在朝中深入人心。
众所周知,乾隆四十四年以后,乾隆皇帝最器重的人是和珅,而后者的受宠象征,就是其作为御前大臣的职位。何为御前大臣?其实就是皇帝亲信的角色,兼具侍从护卫与政务顾问的双重职能。和珅正是在这职务基础上,逐步染指六部尚书、领班军机大臣等职位。
也就是说,和珅和王杰的公开政治地位难分伯仲,但考虑到乾隆对和珅有着更多的私人感情,因此和珅在朝中的实际地位要略高于王杰。尽管如此,王杰却称得上是乾隆一朝,对抗和珅最旗帜鲜明的人之一。纪晓岚跟和珅斗得不亦乐乎,那是戏说;而王杰对抗和珅,却是历史事实。细节不表。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乾隆帝举行禅位大典,颙琰即帝位。被王杰罚站和罚跪过无数次的嘉庆皇帝,当政后仍然视王杰为内阁首辅之一,可见他们之间的师徒关系或君臣关系十分牢固。当然了,在嘉庆心目中,他最敬重的老师要数朱珪(详见推文:),这一点无可厚非。
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宣布清算和珅。王杰作为嘉庆的内阁首辅,参与了和珅一案的审理。可见,在反对和珅、对抗和珅的道路上,王杰做到了有始有终,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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