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是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收到那条微信的。
他正蹲在阳台上给一盆半死不活的茉莉花松土。十月底的北京,天已经凉了,暖气还没来,屋子里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他穿着那件洗得发了白的灰色羊毛衫,袖口有些脱线,露着几根灰色的线头。老伴儿三个月前跟着儿子一家去了海南,说是帮衬着带孙子,顺便过个冬。临走前给他包了满满一冰箱的饺子,冻得硬邦邦的,码得整整齐齐。老伴儿说:“老陈,要不你也跟我去?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他摆摆手,说:“不去。我就在北京待着,挺好。”其实他也不知道“挺好”具体指什么。退休八年,日子像一杯白开水,淡得连个气泡都冒不出来。
手机就撂在客厅茶几上,忽然响了一下。那声音短促,像一片落叶砸在地上。老陈没在意,继续用手拨弄花盆里的土。那盆茉莉是他从单位带回来的。当年单位搬家,行政科的小姑娘嫌它半死不活,要扔。他说:“别扔,我拿回去养。”这一养就是七八年。可怎么养也不见开花,只是绿着,瘦瘦的,像一位总也不肯开口说话的老友。
隔了大概两三分钟,手机又响了一下。老陈把铲子放下,拍了拍手上的土,趿拉着棉拖鞋走到客厅。他拿起手机,眯着眼看。屏幕上跳出一条微信消息。发信人的头像是一朵白色的百合花,素净得有些冷淡。名字赫然写着:林淑芬。
老陈心里咯噔了一下。
林淑芬。这三个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毫无征兆地插进了他记忆深处那扇尘封已久的锁里。他的手停在半空,拇指悬在消息上方,却迟迟没有点开。他先看了一眼消息的预览,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在不在?”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北京冬天的黄昏短得不像话,刚过五点,太阳就已经没了踪影,只在天边留了一片灰蒙蒙的蓝。老陈站在客厅里,没开灯。手机的光映在他脸上,把他眼角的皱纹照得越发清晰。他今年六十八了,头发早白了大半,只是身子骨还算硬朗。退休前他在一家国企的财务部干了三十多年,从一个小出纳做到副处长。林淑芬比他小三岁,曾是他手下最得力的科员。
他盯着那三个字,心里翻腾着。林淑芬的微信头像还是那朵百合,好多年没换过。其实他们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怎么联系了。他退休那年,单位给他开了个欢送会。林淑芬也来了,坐在角落里,没怎么说话。散场的时候,她走过来,跟他握了握手,说:“陈处,保重。”他点点头,说:“你也是。”然后她就走了。那之后,他们就像两条曾经有过交集的铁轨,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越拉越远。
老陈深吸一口气,点开了对话框。除了这条“在不在”,往上翻,全是空白。他们的聊天记录像是被谁清空过一样。他犹豫了一下,回了一个字:“在。”
消息发出去,他忽然觉得有点不踏实。这感觉像什么呢?像年轻时在单位里等领导召唤,心里七上八下的。他苦笑了一下,把手机放回茶几上。可眼睛还是不自觉地往那边瞟。茉莉花的叶子在昏暗的光线里微微晃动,像在安慰他,又像在笑话他。
过了大约两分钟,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连续的几条消息。老陈拿起来看。
“陈哥,冒昧打扰了。你最近好吗?”
“我有点事想找你帮忙。方便的话,能不能见一面?”
“你要是忙,就算了。没关系的。”
老陈看着这三条消息,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林淑芬从来是个要强的人,轻易不向别人开口。当年在单位,她的账做得比谁都漂亮,出了名的严谨。谁要是在她面前说个“不”字,她的脸色能冷三天。可她现在,竟然用这样的口气说话,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甚至有些卑微。这不像她。
老陈心里犯了嘀咕。他点开林淑芬的朋友圈,想看看她最近的动态。可她的朋友圈和头像一样干净,除了几条转发的财经新闻,什么都没有。老陈的手指在屏幕上无意识地划了两下,什么也没划出来。
他站起身,走到阳台上。外面已经彻底黑了。对面楼里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像一双双惺忪的眼睛。他扶着阳台的栏杆,深吸了一口气。北京的秋天,空气里有一种干燥的冷,闻起来像旧报纸。他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秋天,也是这样的傍晚。那时候他们还年轻,单位组织去香山看红叶。林淑芬那天穿了一件米黄色的风衣,站在红艳艳的枫树底下,冲他笑。那笑容干净明亮,像一枚刚刚从枝头摘下来的柿子。他走过去,她递给他一片枫叶,说:“陈哥,给你。”他接过来,夹在笔记本里。那片枫叶后来找不到了,可能是搬家的时候弄丢了。可那个笑容,一直在他记忆里,鲜亮如初。
他回到客厅,拿起手机,给林淑芬回了一条:“我挺好的。什么事?你说。”
这次她没有马上回。老陈也不急,转身去了厨房。他从冰箱里取出一袋饺子,是韭菜鸡蛋馅的。老伴儿走的时候说:“你一个人,别老凑合。饺子下锅煮,水开了再点三次凉水,看到饺子都浮上来就熟了。”他照着做了。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饺子们在滚水里翻腾,像一群银元宝。他盛了一碗,端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吃。饺子有些粘皮,但味道还行。他嚼着,心思却全在手机上。
吃到一半,手机终于响了。他放下筷子,拿起来看。
“陈哥,我知道你退休了,可能不想掺和这些事。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找你。”林淑芬这次的话稍微长了一些。“是关于老单位的事。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想当面跟你聊聊。你要是不方便,我现在就过来找你。”
老陈愣住了。老单位?他都退休八年了,单位的事早就跟他没关系了。林淑芬能遇到什么麻烦,需要找他这个退休老头儿?他心里的疑虑更深了。他想了想,回了一条:“这么晚了,你过来方便吗?要不明天约个地方。”
林淑芬回得很快:“我就在你家附近。我开车过来的。你告诉我门牌号,我十分钟就到。”
老陈看了看窗外。天已经黑透了,小区里静悄悄的,只有风从楼缝里钻过,发出低低的呜咽。他犹豫了几秒钟,还是把地址发给了她。发完之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转了两圈。他忽然发现自己有些紧张,心跳得比平时快了一些。他走到卫生间,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的自己,头发乱糟糟的,下巴上还有早上刮胡子时漏下的一小片白色胡茬。他连忙用湿毛巾擦了擦脸,又用梳子把头发梳了梳。做完这些,他自嘲地笑了笑:都什么岁数了,还在意这些。
但他还是把茶几上的旧报纸收了起来,把沙发上堆的几件衣服抱进了卧室。然后他重新坐回沙发上,眼睛盯着门口的方向,耳朵竖起来,捕捉着楼道里的每一丝动静。
十分钟后,门铃响了。
老陈开了门。林淑芬站在门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羊绒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浅灰色的围巾。她瘦了,比退休欢送会时更瘦。脸上的皱纹深了许多,颧骨微微凸出来。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清亮,像两汪经过沉淀的泉水,安静而有力。她手里提着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两瓶酒和一盒点心。
“陈哥,好久不见。”她的声音轻飘飘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快进来。”老陈侧身让开,接过她手里的东西,触到她的手指,冰凉冰凉的。“外面冷吧?快坐。”
林淑芬换了拖鞋,走进客厅,在沙发的一角坐了下来。她坐姿笔直,像当年在办公桌前一样。老陈给她倒了一杯热茶,她接过去,双手捧着,却也不喝,只是低头看着杯口袅袅的热气。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电视没开,屋子里静得能听见窗外风擦过玻璃的声音。
“淑芬,”老陈率先开了口,“到底什么事?你尽管说。”
林淑芬抬起头,望着他。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说不清是愧疚、是疲惫,还是某种深藏已久的心事。她轻轻叹了口气,说:“陈哥,我遇到麻烦了。我们单位新来的那个财务部长,你听说过吗?叫孙建业。”
老陈摇摇头。他退休八九年了,单位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已经不认识几个人了。
“这个人不干净。”林淑芬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种压抑的愤怒,“他来了两年,账目上做了很多手脚。一开始还收敛,后来胆子越来越大,连明面的账都对不上。我是分管会计的,那些账我闭着眼都能背下来。我忍了很久,今年年初开始暗暗整理材料,想找机会反映。可他好像察觉到了,反过来给我穿小鞋,说我工作态度有问题,还动了要把我调岗的心思。”
老陈听到这里,身子不自觉地往前倾了倾。他知道林淑芬在财务这一行干了将近三十年,业务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能让她说出“不干净”这三个字,那孙建业的问题一定不小。
“那你找我,是想……”老陈问。
“陈哥,你在单位三十多年,人脉比我广。虽然退了休,可那些老关系还在。我想请你帮我打探打探,看看这事该怎么办。我不想打草惊蛇,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家的钱被那样糟蹋。”林淑芬说到这里,眼圈微微红了,“我知道我不该把你卷进来。你退休了,该好好享清福。可我心里憋得慌,身边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老陈看着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林淑芬刚分到他们科的时候。那时候她才二十五岁,扎着马尾辫,走起路来裙摆轻轻摇。她坐在办公桌对面,有什么不懂的,就抬眼看我,眼神怯怯的,却透着一股认真劲儿。他一点点地带她,从编制凭证到做报表,从银行业务到税务申报。她学得快,人也聪明,两年后就成了科里的骨干。再后来,他升了副处长,她接了他科长的位置。他们是上下级,更是并肩作战了半辈子的同事。那种信任,是日复一日、一笔一笔账目堆出来的,比什么山盟海誓都瓷实。
“淑芬,你跟我客气什么。”老陈说,声音不高,但很稳,“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说说,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林淑芬抬起头,眼里闪着一点泪光。她吸了吸鼻子,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这是我这几个月整理的一些线索。你先看看。我不求你直接出面,只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
老陈接过信封。那信封沉甸甸的,像装着一座山。他放在茶几上,没有马上打开。他问:“你信得过的同事,有几个?”
林淑芬苦笑了一下:“原来有三个。现在,只剩一个了。其他人,要么怕事,要么跟孙建业走得太近。单位里现在风声鹤唳的,人人自危。”
老陈叹了口气。他太熟悉这种氛围了。他在这家单位工作了三十多年,从当小伙计开始,什么风浪没见过?权力更迭、人事倾轧、明枪暗箭。他之所以能干到最后,凭的不只是业务,更是那一份谨小慎微、不站队不掺和的生存智慧。可今天,林淑芬找上门来,等于把一道难题放在了他面前。这道题,他接不接?
客厅里的灯光昏黄昏黄的,像一层薄纱笼在他们身上。老陈看着林淑芬,她低头喝着茶,嘴唇在茶杯沿上轻轻抿了一下。她的眼角有了细密的纹路,像秋日里被风割出的痕迹。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酸酸的,又热热的。
“淑芬,”老陈慢慢地说,“我帮你。不过你得听我的,这事不能急,得一步一步来。”
林淑芬放下茶杯,用力点了点头,像当年接受他布置任务时一样认真。
那一晚,林淑芬在他家坐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聊了很多。一开始是单位的事,老陈详细问了孙建业的情况,又翻看了那份材料。材料写得很细,一笔一笔的进出项,一些报销单的复印件,还有一些明显异常的合同。老陈皱着眉,一页一页地看,时不时指出几个关键点。林淑芬坐在旁边,不时补充几句。她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他,目光里带着一种久违的信任和依靠。那种目光让老陈觉得自己忽然间年轻了二十岁。
聊完了正事,话题自然转到了各自的生活上。老陈问她的家里怎么样。林淑芬的丈夫三年前因病去世了,唯一的女儿在国外,已经成了家。她现在一个人住,也退了休,只是被单位返聘,继续干着财务的活儿。她说起这些,语气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事。老陈听了,心里却有些发涩。他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不容易。丈夫的病拖了五六年,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女儿在国外读书、工作、成家,她咬着牙全扛下来了。现在好不容易能喘口气,单位里又出了这么一档子恶心事。
“你呀,就是太要强。”老陈叹了口气。
林淑芬笑了笑,那笑容有些苍凉:“不要强能怎么办呢?指不上别人,就只能靠自己。”她顿了顿,看着老陈,轻轻地说:“这不,最后还是来找你了。”
老陈没说话,只是拿起茶壶,又给她添了些热水。茶已经淡了,浮在水面上的叶片舒展开来,颜色浅黄。她接过茶杯,指尖碰到了他的手。两个人都没有躲开。那一下触碰很轻,像一片羽毛从手背上掠过。老陈的心跳似乎停了一下,又猛地跳起来。他装作若无其事地放下茶壶,目光转向了窗外。窗外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
送林淑芬出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她站在楼道口,裹紧了大衣。老陈说:“路上开车小心。”她点点头,说:“嗯。陈哥,今天……谢谢你。”老陈摆摆手:“别跟我客气。你先回去,有消息我告诉你。”她转身走向电梯,脚步轻盈,像踩着一阵风。电梯门开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那笑容在昏黄的灯光下绽开,像深秋里最后一朵月季。老陈站在门口,一直目送着电梯门关上,才慢慢回到屋里。
他关上门,靠在门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屋子里还残留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水味,若有若无,像雾一样。他走到茶几旁,把那份材料拿起来,看了又看。然后他坐到沙发上,身体陷进那团微微塌陷的坐垫里,仰起头,望着天花板上那盏吸顶灯。灯罩里钻进了几只小飞虫,已经干了,像几粒黑色的芝麻。
这一夜,老陈失眠了。
他脑子里乱得很。一会儿是林淑芬的眼泪,一会儿是孙建业的名字,一会儿又是那些材料里的数字。可更多的,却是那些久远的画面。三十多年前的林淑芬,扎着马尾辫,坐在他对面,一笔一画地写凭证。夏天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她的刘海被风吹起来又落下。他抬头看她,她正好也抬头,两个人目光撞在一起,又慌忙分开。那一瞬间,窗外的蝉叫得特别响。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老伴儿不在,这张床显得格外大。他想,人这一辈子,有些感情就像那盆茉莉,开不了花,却也死不了。就在那里,一年一年地绿着。你给它浇了水,它也不谢你;你把它忘了,它也不怨你。
第二天一早,老陈就起了床。他洗了把脸,刮了胡子,换了件干净衬衫。然后他坐在餐桌前,拨了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老孙的。老孙是他当年在单位的搭档,比他早退休两年,如今在家带孙子。两人关系一直不错,逢年过节还互相发个问候。老陈寒暄了几句,把话题往单位上引。老孙是个热心人,没等老陈细问,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倒了个干净。新来的孙建业果然不简单,据说是上面某位领导的关系,在单位里横着走。财务部的老员工被挤走了好几个,剩下的都战战兢兢。林淑芬因为技术好、资历老,才勉强留着,但日子也不好过。老孙叹了口气,说:“这年头,能干事的不如会来事的。”
老陈挂了电话,心里有了底。他又陆续联系了另外两个老同事,得到的消息大同小异。综合下来,孙建业的问题已经很明显,缺的只是实锤的证据,以及一个敢站出来反映的契机。
接下来的几天,老陈和林淑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时候是微信,有时候是电话。老陈像重新回到了工作状态,每天翻看材料,研究政策,分析形势。他甚至找出自己当年的通讯录,圈出了几个可能帮得上忙的名字。林淑芬那边也没闲着,她把更多的内部资料悄悄整理了出来,交给了老陈。两个人配合默契,像当年在财务科一样。
有一天傍晚,他们约在单位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那家茶馆门脸很小,藏在一条窄胡同里,不仔细找根本发现不了。老陈先到,挑了个最里面的位置。林淑芬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折叠伞,身上带着一股寒气。她在他对面坐下,喘了几口气,说:“单位今天开了会,孙建业在会上点名批评我,说我工作方法有问题,还说财务部的人要服从安排。我看他是要对我动手了。”
老陈给她倒了一杯热茶,说:“别慌。他越急,说明他心里越虚。你现在手里有东西,他不敢把你怎么样。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调岗。但调岗也得走程序,不可能他一个人说了算。”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我联系了检察院的一位老同学,他说这种情况,可以先匿名举报。材料我帮你整理好,你找一个可靠的渠道递上去。关键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林淑芬捧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很烫,她轻轻吹了吹,热腾腾的水汽模糊了她的脸。她说:“陈哥,还好有你。”她的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寂静的水面上。
老陈看着她,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冲动。他想握住她的手,告诉她,不管发生什么,他都在。可他终究没有那么做。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你放宽心。这事,咱们一定能办成。”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茶馆里光线昏暗,只有吧台上一盏台灯发着微光。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咿咿呀呀的,听不真切。他们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像两个在夜色中交接情报的人。那一刻,老陈觉得自己仿佛年轻了,身上那股沉睡了八年的劲儿,又苏醒了。
之后的一个多星期,老陈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这件事上。他把林淑芬提供的材料重新整理了一遍,分类、编号、装订。他像当年做财务档案一样,一丝不苟。每一笔异常账目,他都标注了时间、金额、经办人,以及可能涉及的批文复印件。做完这些,他给老同学打了个电话,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那是一个清冷的早晨。老陈穿了一件呢子大衣,把材料装进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里。他坐地铁到了城西,在一个公园门口的茶座里见到了那位老同学。老同学姓赵,退休前在市检察院工作,如今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当顾问。他看了材料,眉头越皱越紧,最后拍了一下桌子,说:“老陈,这东西分量很重。你要想清楚,一旦递上去,就不是小事。”
老陈点点头:“我知道。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退。”
老赵看了他一眼,说:“你这是为了谁?你早退休了,蹚这浑水干嘛?”老陈沉默了一会儿,说:“为了一个老朋友。她一个人在单位里扛着,我不能不帮。”老赵叹了口气,说:“行。我帮你把材料递上去。但你得跟你那朋友说清楚,后面可能会有人找她谈话,甚至她的人身安全都要注意。”老陈说:“我懂。”
从公园出来,天阴着,风很硬。老陈站在路边,把大衣领子竖起来。他给林淑芬发了一条微信:“材料已经递上去了。你安心工作,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过了几分钟,林淑芬回了一句:“收到。陈哥,谢谢你。”后面还跟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老陈看着那个表情,愣了几秒钟。他的手指在屏幕上轻轻摩挲了一下,像触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然后他把手机揣进兜里,大步走向地铁站。
等待的日子最难熬。老陈每天照常生活,买菜、做饭、看电视、给茉莉花浇水。可他的心思全然不在这上面。他时不时地看手机,生怕错过林淑芬的消息。他不敢主动问,怕给她添乱。可那份担心像一根细线,缠在心上,越收越紧。
大约过了半个月,林淑芬给他打来电话。她的声音有些发抖:“陈哥,有人来单位调查了。找了好几个人谈话,也找了我。孙建业被停职了。”老陈长舒了一口气,说:“太好了。你别怕,实话实说就行。”林淑芬“嗯”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哭腔:“陈哥,我有点怕。”老陈说:“别怕。你没错。你做了对的事。”
又过了几天,消息传开了。孙建业被带走调查,财务部的人拍手称快。林淑芬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因为敢于坚持原则,得到了上头的表扬。单位里那些曾经躲着她的人,又凑了上来,脸上堆着笑,说着恭维的话。林淑芬只是淡淡的,像看透了这一切。
事情尘埃落定后,老陈请她来家里吃饭。这一次,他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有红烧排骨,有清蒸鲈鱼,还有一锅热腾腾的酸辣汤。林淑芬坐在餐桌旁,笑着说:“陈哥,你还会做饭?”老陈说:“凑合吃吧,别嫌弃。”她尝了一块排骨,点点头,说:“好吃。”老陈笑了,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
他们喝了点酒。酒是老陈藏了好几年的二锅头,劲儿足,入口辣,但后味绵长。林淑芬喝得不多,脸却红了起来,像擦了胭脂。她的话也多了,说起这些年的经历,说起丈夫的病,说起国外的女儿。老陈听着,心里酸酸的。他给她夹菜,她一一道谢。小小的餐厅里,暖黄的灯光照着他们,像照着一幅旧画。
那天晚上,林淑芬走得很晚。老陈送她到楼下。她忽然说:“陈哥,你一个人在家,我总有点不放心。以后我常来看看你,行吗?”老陈愣了一下,说:“行。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她笑了,伸出手,轻轻握了握他的手。那一下很短,却让老陈的心漏跳了一拍。她说:“那我走了。”然后转身消失在夜色里。
老陈站在单元门口,久久没有动。风从楼栋之间穿过来,凉飕飕的。他抬头看天,天上没有星星,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黑。可他心里却亮堂起来,像有人在他胸中点亮了一盏灯。
后来,林淑芬真的常来。她隔三差五地过来坐坐,有时带点水果,有时带点自己包的饺子。老陈也会留她吃饭,两个人一起动手,厨房里热闹起来。他浇花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看着,说:“这茉莉怎么还不开花?”老陈说:“可能还没到时候。”她笑着说:“那我等着。”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北京的冬天来了,暖气也来了,屋子里暖融融的。老陈坐在沙发上,看着林淑芬在厨房里忙活,恍惚觉得像一场梦。他掐了掐自己的手背,疼,是真的。
有一天,林淑芬忽然问他:“陈哥,你后悔帮我吗?”老陈摇摇头,说:“不后悔。”她看着他,眼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她说:“你知道吗?当年你退休的时候,我特别难过。我想,以后在单位里,再也看不见你了。可我又不敢说。”她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这些年,我一直记着你。记着你对我好。”
老陈的喉咙哽住了。他想说很多话,可到了嘴边,只剩一句:“我也是。”
那天晚上,他们坐在沙发上,靠得很近。电视开着,谁也没在看。他的手,慢慢地,覆盖在她的手上。她的手很软,很温暖。她没有抽开,反而轻轻地回握住了他。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像两棵并排生长的老树,在岁月的风里,终于靠在了一起。
窗外,北京的夜安静而辽阔。那些曾经以为再也回不来的人,那些以为永远不会说出口的话,都在这个冬天,悄然抵达。老陈侧过头,看着林淑芬的侧脸。她的眼角有泪光,可嘴角是笑着的。他忽然觉得,退休这八年,没有一天是白过的。所有平淡的、寂寞的、几乎要发霉的日子,都是在为这一刻做着准备。
他关掉电视,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他说:“淑芬,往后,咱们互相照顾吧。”
她转过头,看着他。眼泪终于滑了下来,像两颗温热的珍珠。她点了点头,说:“好。”
那盆茉莉花,在第二年春天,终于开了。一朵,两朵,然后是一小片。白色的花瓣,小小的,香香的。老陈摘了一朵,别在林淑芬的鬓角。她笑着打他,说:“别闹。”他看着她,像看见了三十多年前,站在香山红叶下的那个年轻姑娘。
岁月从不败深情。只是有些情,需要一等再等,等到两鬓斑白,等到繁华落尽,才会在某个寻常的夜晚,轻轻叩响那扇一直虚掩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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