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把ADHD称为“神话”，不仅不科学，而且危险。这是英国一位神经科学家对Channel 4纪录片《The Great ADHD Myth?》的尖锐回应。这部纪录片由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医生Max Pemberton主持，于昨晚在英国播出，随即引发大量讨论和批评。
争议的核心在于：ADHD到底是一种真实的神经发育障碍，还是被现代社会“发明”出来的标签？纪录片给出的答案偏向后者，但科学界的共识却截然相反。让我们拆开这场辩论，看看双方到底在争什么。
ADHD是“新发明”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纪录片中的一个核心论点是：ADHD是一种新近被创造出来的疾病，是为了把“方钉”硬塞进现代生活的“圆孔”里。这个说法听起来挺有颠覆性，但历史记录并不支持它。
早在1798年，皇家内科医学院的Alexander Crichton就描述过一类人：他们难以长时间保持注意力以完成任务，Crichton称其为“坐立不安”（the fidgets）。这被广泛认为是关于我们现在所称ADHD的最早医学描述之一。此后两个多世纪，这种状况被反复描述和更名——20世纪初甚至有过“儿童道德控制异常缺陷”这样如今看来颇为古怪的名称。
所以，ADHD并非现代人凭空捏造的概念。它被医学界认识、命名和重新定义的过程，已经持续了超过两百年。说它是“新发明”，至少在历史事实上站不住脚。
诊断率飙升，但ADHD真的被过度诊断了吗？
Pemberton在纪录片中正确地指出，近年来ADHD的诊断率大幅上升。但数字上升是否等于过度诊断？答案可能恰恰相反。
全球范围内，对大规模人群进行症状筛查的研究一致显示：儿童中ADHD的患病率约为5%，成人中约为2%至3%。然而，本月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分析发现，英格兰整体人口中只有1%被诊断为ADHD。即使在最容易被诊断的群体——男孩和年轻男性中，记录在案的诊断率也分别只有2.9%和3.6%。
这意味着，英国的实际诊断率仍然低于全球患病率估算。如果要说有什么结论，那更可能是ADHD在英国被低诊断了，而非过度诊断。
脑扫描不能诊断ADHD，就等于ADHD不存在吗？
纪录片中另一个关键论点是：ADHD是社会建构，而非神经发育状况。Pemberton在采访伦敦国王学院的神经科学家Katya Rubia后得出了这一结论。Rubia表示，在群体层面上，ADHD患者与神经典型人群的大脑确实存在差异证据，但无法通过脑扫描来诊断个体是否患有ADHD。
Rubia说得没错——你确实不能靠脑扫描诊断ADHD。但问题是：这一点几乎适用于所有精神科和神经发育障碍。大多数这类状况，包括ADHD，都是通过评估症状及其对一个人日常功能的影响来诊断的，而不是靠某种生物标志物。
不能用脑扫描诊断，并不等于这种状况不存在。这就好比你不能用一张X光片诊断抑郁症，但没人会因此说抑郁症是“神话”。
Rubia本人对纪录片的处理方式表达了强烈不满。她告诉《新科学家》：“我的采访长达数小时，他们却挑拣出那些适合他们推动‘ADHD是神话’论点的片段。”她进一步指出：“像这样带有偏见的节目，推动将ADHD视为虚构实体的观点，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会产生有害影响。”
这场辩论的核心分歧在哪里？
这场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框架。一方认为，ADHD的诊断标准带有主观性，诊断率的快速上升值得警惕；另一方则强调，ADHD有扎实的历史记录、全球一致的患病率数据，以及群体层面的大脑差异证据，否认其真实性只会伤害需要帮助的人。
从证据角度看，ADHD作为真实状况的支持证据是多元且相互印证的：
- 历史记录：1798年即有医学描述，此后持续被记录和命名
- 流行病学数据：全球筛查研究一致显示儿童约5%、成人约2-3%的患病率
- 神经科学证据：群体层面存在大脑差异，尽管尚不能用于个体诊断
- 临床实践：诊断基于系统评估症状及功能影响，与其他精神科状况一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关于ADHD的所有问题都已解决。诊断标准的边界在哪里？诊断率上升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药物治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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