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朗怀 | 一个永远的宁中学子

编者按：本文“民进宁海县基层委员会”，根据娄朗怀（1907—2001）遗作《自传》《历史回忆片断》《我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三八佳节话今昔》等整理，以第一人称呈现，以志宁海中学百年华诞。

一个永远的宁中学子

——写在宁海中学建校一百年之际，追忆百年风华

文|娄朗怀

娄朗怀简介：

娄朗怀（1907-2001），中国共产党党员、民进会员，宁海县岔路镇上金村人。原名娄舜音，张明养先生的夫人，柔石的学生。娄朗怀是宁海中学男女同校第一批女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宁海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1927年，娄朗怀参与组织宁海第一次“三八妇女节”纪念会和游行活动，除公开的宣传工作和妇女工作，还常去党的秘密联络点作抄写工作。1928年春，赴上海，先后就读于泉漳、建华等中学，毕业于上海国华高级文商学校。1929-1930年，多次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曾两次被捕。1931年与张明养结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上海战地救护班，帮助党的领导同志避居家中，保存党内文件，支持和解救被围困的进步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娄朗怀移居北京，担任过北京首都图书馆采编工作和街道义务工作，曾在全国政协妇女组工作。1952年加入民进，曾任民进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宁海中学举行六十周年校庆，娄朗怀与丈夫张明养应母校之邀回到阔别六十余年的故乡，并被推举为宁海中学六十周年校庆校友会总会名誉会长之一。娄朗怀为人朴实耿直，作风正派，工作积极热情，生活俭朴，乐于助人，深受大家的爱戴和尊重。

我是娄朗怀，原名娄舜音，浙江宁海西乡上金村人，1907年生。父亲娄子士一直在本村教书，利用祠堂办了一所敦本小学。五四运动的新潮流传到这个偏僻乡村后，敦本小学也开始提倡女生入学。父亲让我上了他的小学，很快由三个女生发展到十几个女生。

一、进校门：从娄舜音到“宁中女儿”

1926年夏天，共产党员范金镳老师（又名范文惠）回到宁海，集合进步青年，在原来西门小学的旧址创办了消夏社，又在消夏社的基础上创办了宁海中学。我记得宁海中学的负责人是范金镳和蒋如琮两人。当时台州地区六个县，只有宁海还没有一所中学。宁海中学是在1926年秋办起来的。教师有林泽荣（即林淡秋）、王育和、蒋益谦、俞岳、章广田、赵平福（即作家柔石）、林攸绵（现名林迪生）、杨毅欣、金干淡、叶沛婴等人。当时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范金镳把我找去，要我作为第一批女生入学。

宁海中学实行男女同校，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叛逆”，遭到城里绅士们的一致反对，他们不让自己的子女进这个学校念书。我们在老师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放足、剪发，到社会上宣传男女平等、反对“三从四德”。那时封建意识还很浓厚，有人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骂我们“尼姑不像尼姑，和尚不像和尚”！我听了很生气，哭着想回家去。范老师严肃地对我说：“革命连掉脑袋都不怕，还怕别人骂？”老师的一席话让我认识到，要革命就要不怕作出牺牲，道路是不平坦的。就这样我挺着胸照常上学。

二、在宁海中学：信仰的种子在这里埋下

在宁海中学，我因受进步教师影响，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地点在西乡溪南吕家吕增寿家，介绍人是范金镳、邬植庭，同时参加的还有应振明、范希纯（都是女生）。那天墙上挂了一块红布，由邬植庭领着说一句，我们跟着说一句，大意是：革命到底，奋斗到底，不怕牺牲一类的话。在这次宣誓前，范金镳同志同我谈过话，对我讲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说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是表面的，只要升了官、发了财就完结了，是不顾老百姓的，只有共产党是真正为穷人翻身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大众。

宁海中学建立不久，就遭到城里绅士们的反对。大约在1926年10月以后，宁海县反动当局借口范金镳是革命党人，就派警察去抓他，幸范老师机智地跑掉了，后来在北伐军中工作。反动当局抓不到人，就把他的家查封了。宁海中学也被查封，被迫迁到南乡海游镇的一个祠堂里去上课。

不久，反动军阀势力被打得落花流水，宁海中学从海游镇迁回城里，范金镳也回到宁海。之后，方惠文（范金镳爱人）被调派到杭州党务养成所学习，离开宁海。她当时负责的妇女工作也由我代理。

在这个革命高潮中，宣传工作、妇女解放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宁海中学的男女学生到街上、到集市（逢五、逢十）去宣传，宣传打倒列强、废除军阀，宣传抵制日货，宣传剪短发、放缠足。我在剪发、放脚上也带了头。

1927年“三八”妇女节，在党员黄秋莲帮助下，我们成立了宁海县妇女协会。成立会是在一个女校（小学）开的，这个女校校长起初还有些顾虑，我们为了争取她、团结她，就在她的学校内开会。会上王桂仙（临海人）代表同学讲了话。我在许多同志的要求下，也讲了几句话。县政府和各校师生都派代表参加，会后大家参加了“三八”节游行。

我参加共产党后，除了公开做宣传工作和妇女工作，还做过秘密抄写工作。范金镳在城内把照相馆的季学成、布店的范圣中吸收入党，并把照相馆的暗室作为秘密工作据点。有时我被通知到这个暗室写药水字，一般是在下午没有课的时候。一个农民打扮的党员杨同志讲一句，我写一句。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清党”为止。

1927年6月以后，宁海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宁海中学师生宿舍遭到搜查，女生宿舍被打得一塌糊涂，我和几个女生被软禁了几个小时，因查不出证据，才被放了。宁海中学两位党员老师蒋益谦和李平就是这时在县党部被捕的。范金镳因在宁海已不能继续工作，4月份离开宁海后辗转到武汉，经组织决定于同年7月出国去苏联学习。方惠文则从杭州回到宁海，在俞岳的家乡（南乡）东山小学教书。俞岳是上海大学毕业生，这时就由俞岳当宁海中学校长。当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地下党员，如柔石、林迪生，也都从大城市转移到宁海，在宁海中学任教。柔石于1927年春至1928年春还兼任宁海县教育局长。

三、离校赴沪：投身更广阔的革命洪流

1928年春，组织上安排我离开宁海到上海。方惠文的母亲住在城里河头，她家是宁中师生地下党的交通点。那天一早，我和宁中的几位男同学葛德炎、叶燕翼都到方家，一起去南乡东山小学找方惠文。叶和葛二人后来参加了亭旁暴动。方惠文把我送到宁波，再由范圣中转送到上海闸北。1928年四五月间，亭旁暴动失败。我因出来早几个月，没有参加。

1928年暑假后，经组织介绍，我到泉漳中学上学。我当时是六个免费生中的唯一女生。在泉漳中学时，我们一些青年党员经常利用晚上时间到黄浦江边开会。我们以读书社的名义出面，介绍进步书刊给同学们看，了解各人对书刊的理解，再分析研究他的政治态度，然后吸收入党。我们还经常利用晚上时间走出学校，用粉笔或油墨在墙上写口号、贴标语，还到学校附近的江南造船厂向童工做宣传工作。

1929年红五月，泉漳中学发动了很多同学参加游行示威。我是女生队队长，当时手拿旗子，呼喊口号，跟着队伍前进。当队伍经过四马路时，巡捕房出来许多军警，冲散了我们的队伍，并用棍棒乱打。

我和裘翼先被捕。我们被关在铁丝笼里，一个便衣特务过来对我们抽打两鞭子。当天下午就把我们送到女牢，约关了一个星期。后来巡捕把我们押送到法院审问。一位自称“人道互助会”的律师为我们辩护，说我们还不到法定年龄，又没有证据。伪法官宣布我们无罪释放。我们回到学校，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那位律师，解放后我才知道就是潘震亚同志。

1929年暑假，我住在虹口横浜路景云里23号柔石、王育和两位老师处。我正是在柔石家认识了张明养的。两年后，我与他结了婚。

1930年暑假后，我用娄朗怀名考取了上海国华高级文商学校。同年，在十月革命节前一天晚上，党组织派人送来两包传单，让我第二天下午到附近工厂散发。我就按时前去附近工厂，刚发完不久，我走不多远，就被警察捉住。被捕后我一口咬定我是过路的人，传单不是我发的。大约半个月后，张明养到南京找了他的老师、国民党立法委员楼桐荪想办法营救。这次从被捕到释放，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被释放后，又回国华高级文商学校读书，直到1931年暑期毕业。那年，我与张明养结了婚。

婚后，我虽然忙于家务，但仍靠拢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对党有利的工作。我积极支持我爱人张明养参加《世界知识》的创办和写稿，《国民周刊》《华商报》《国讯社》等报刊的编辑和写稿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后，我参加战地救护学习班，发动里弄募捐寒衣和慰劳袋等，慰劳伤兵和难民。

方惠文出狱后住在我家中，我在经济上经常帮助方及她母亲。上海沦陷后，我爱人张明养随商务印书馆迁长沙转到香港、桂林、重庆、北碚等地。在香港期间，夏衍同志曾避居我家中数日；地下党员董之学病重去世，我们帮助料理后事。在重庆时期，复旦大学进步学生和民主教授的争取民主斗争很激烈。我爱人积极参加斗争，我除了热情支持他的活动外，也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斗争。1946年春，复旦大学发生三青团特务学生殴打洪深教授事件，我爱人和其他民主教授发动罢教，要求开除打人特务学生，我也帮助到平时比较接近的教授夫人家中去动员她们参加罢免教，结果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7年-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我为复旦大学地下党员卢昌邦保存党内文件。有一次反动派来校逮捕进步学生，许多学生被围困在101教室内，我立即把生活费10万元全部支援他们。

解放后，我在复旦大学党支部书记黄千晖的领导下，组织家属学习，成立妇女协会，办起了妇女儿童识字班。1951年夏，我随爱人迁到北京，参加街道工作，被选为妇女会副主任、治保主任。1952年，我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52年，由张友渔同志介绍到北京首都图书馆工作，直到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带头退职。退职后，我仍积极参与街道工作，筹办托儿所，参加全国政协妇女组学习。

四、永远的宁中学子（女儿张之一追忆）

母亲离开宁海时不过二十一岁。这一走，她就此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宁海中学，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但她一生都常说，宁海中学虽然只读了不到两年，那段时光却决定了她一生的方向。

在我小时候，母亲总和我说起在宁海中学的那一段历史，每一次说起，她的眼睛都是亮的。她说，1926年，她正是在宁海中学由范金镳（范文惠）和邬植庭介绍入党，从此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参加党领导的革命工作，为组织妇女协会等，迈出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步。在那里，她不仅读书识字，更懂得了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为人民奋斗。范金镳老师的教诲、柔石先生的文章、同学们的并肩战斗，都成为她此后几十年革命道路上的精神力量。

母亲常对我们说，她是宁海中学第一届女学生，也是宁海县第一批三个女党员之一。作为一个女孩子，能取得这样的荣誉，她深感骄傲。母校给了她知识，更给了她信仰。

1928年，母亲到上海参加工读，为党做交通、掩护保存党的文件等地下工作，其间曾两次被捕，因无证据、又未暴露身份，经朋友营救出狱。抗战时期，她与组织失去联系，但她一直继续为党工作，参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内战和争取民主斗争等活动。抗战胜利后，她在上海复旦大学为地下党组织做掩护、交通和藏放文件等工作。无论经历多少艰难——两次被捕入狱、战争年代辗转香港、桂林、重庆、上海——她从未动摇过。她说，这信仰的种子，就是在宁海中学埋下的。

1986年3月，经北京市委批准，母亲的党籍按重新入党算，党龄自1955年算起，这是组织对她几十年坚守信仰、不懈奋斗的肯定。同年6月，父亲张明养应宁海中学母校成立六十周年校庆之邀，欣然携母亲回到了阔别近六十余年的故乡。那一年母亲已七十九岁高龄。回来后她兴奋不已，对我们讲起故乡的变化、母校的变化，翻来覆去地说：“站在宁海中学的校园里，我好像又回到了十六岁。”她说，重返校园那一刻，当年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老师的谆谆教诲、同学的朗朗书声，仿佛就在昨天。她感慨自己虽已白发苍苍，但宁中给予她的那颗初心，从未改变。

母亲常说起范金镳和方惠文是她在宁中的老师，是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所以我们做子女的都很敬重范、方革命前辈。至今每年我们都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的墓碑前祭扫。

无论走到哪里，她永远是一个宁中学子——这句话，是她晚年常挂在嘴边的。

2026年，宁海中学迎来百年华诞。母亲虽已于2001年离开了我们，但如果她能看到今日母校之盛景，看到百年树人的累累硕果，她一定会含笑九泉。她那一代宁中学子用青春和热血浇灌的信仰之火，必将在一代又一代宁中人手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023年6月 张明养女儿张之一带领家人参观张明养纪念馆）

——本篇资料整理自娄朗怀遗作《自传》《历史回忆片断》《我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及《三八佳节话今昔》等手稿。整理过程中，我们尽可能保持原稿风貌，仅对明显笔误稍作校正。然因时代变迁与资料所限，内容难免存有疏失或未能详述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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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娄朗怀遗作手稿

□ 文章：民进宁海县基层委员会

□ 编排：天姥老人

□ 审核：水东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