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少了1100万人！东北人口大出血，这百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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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清的东北，三百年里对汉人改了三次主意。第一次，把闯进来的流民全部驱逐；后来睁眼闭眼，让汉人跟蒙古王公做私下里的土地交易；再到晚清，主动招汉人进去，理由是用人头去顶沙俄和日本的枪子。

这本账，从防汉人到拿汉人填边防，用了不到两百年。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本账是怎么翻出来的～

乾隆三十四年的“二百四十余户”

刚开始的时候，在大清皇帝的账本上，东北是用红笔圈起来的。

顺治年间，朝廷就开始修筑柳条边。它长达上千里，高的地方三四尺，矮的地方一二尺，看着就像中原农户家里的竹篱笆，只是外面多挖了一条深壕沟。人们管它叫柳条边，也叫条子边。

康熙皇帝东巡的时候，看着这道边墙，曾经写下《柳条边》诗，里面有柳条结边、结绳示禁的句子，还写道蒙古执役严谁何，戒备之意溢于言表。至于今天人们常说的插柳结绳、以界蒙古，则是清代学者杨宾在《柳边纪略》中对这道边墙形制的经典描述。

朝廷的想法非常简单。东北是满人的龙兴之地，人参、东珠、貂皮都是皇室的私产，绝对不能让外人染指。这道篱笆不仅防着关内的汉人偷渡，也防着蒙古人随便往来，把满人的根据地和外界彻底隔绝开来。

但是，关内的老百姓要吃饭。

山东、河北连年遭灾，地里刨不出食来，老百姓只能往关外跑。到了乾隆三十四年，吉林将军傅良在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查出了一批偷渡的流民，登记在册的人数是二百四十余户。

按照当时的情况，这点人口散落在无边无际的荒原里，连一粒沙子都算不上。吉林将军傅良一拍脑袋，觉得这还了得？他立刻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建议雷厉风行，限期一年，把这二百四十余户流民尽行驱逐，通通押解回关内原籍。

如果换作平常，朝廷大笔一挥也就准了。可是，乾隆皇帝看着奏折，心里却打起了另外一算盘。

在皇帝看来，这批流民虽然是偷渡客，但他们是在乾隆二十七年朝廷颁布严厉封禁定例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安家落户了。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如果一刀切地强行驱逐，这些人在关内无家无业，被逼急了指不定要在路上闹出什么乱子。而且，这些人已经在荒原上开垦了熟地，直接赶走，土地再次荒芜，也是一种浪费。

于是，乾隆皇帝驳回了将军傅良的驱逐奏请。朝廷下了一道旨意，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安插办法：不把他们赶回关内，而是将这二百四十余户流民，统一搬迁安插到伯都讷地方。官府拨给他们空甸，也就是无人的荒地，准许他们入籍开垦。但是，朝廷的便宜也不是白占的，旨意里写得很明白，开垦两年之后，必须按章程起征粮赋。

朝廷既免去了强行驱逐可能引发的动乱成本，又把这批流民变成了未来的纳税人。但是，老百姓的肚皮账比朝廷的政治账更现实。关内饿死也是死，出关被抓大不了也就是换个地方开荒，为什么不赌一把？就因为生存的诱惑非常大，任凭柳条边修得再长，也挡不住像潮水一样的流民。朝廷这种既想维持封禁，又想节省行政成本的算账方式，在滚滚的生计大潮面前，注定是算不拢的。

嘉庆时期的影子地租

到了嘉庆年间，柳条边的封锁已经千疮百孔，朝廷的账本上出现了一笔奇怪的影子地租。

那个时候，关外的郭尔罗斯等地，原本是蒙古王公的游牧地。这些地方水草丰美，但是蒙古王公并不会种地，只能看着大片荒地干瞪眼。而偷偷跑出关的汉人流民，最缺的就是土地。两边一碰头，立刻发现了一门双赢的生意。

蒙古王公把闲置的草场租给汉人开垦，汉人给蒙古王公纳租。这种私底下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逐渐成了没人知道的潜规则。

消息传到京城，朝廷的态度非常拧巴。

按照大清律令，汉民在蒙古地方开垦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如果朝廷假装看不见，任由人口无序涌入，边疆就会彻底失控；可如果派兵去把几十万流民全部强行驱逐，那官府的库房根本掏不出这笔路费。

到了嘉庆五年，朝廷终于下定决心，不能再当缩头乌龟了。

为了解决郭尔罗斯地方的流民和土地问题，清廷正式在这里设立了长春厅，并设置了理事通判和巡检官员。这标志着官府开始对这片曾经的禁地实施正式的行政管理。

但是，在算经济账的时候，朝廷的思路非常奇特。

朝廷明确规定，长春厅管辖的这片地域，在名义上依然是蒙古游牧地。因此，汉人流民开垦土地所产生的地租，依然由蒙古王公去征收。而长春厅这个新设立的官府，主要职责是弹压地方、维持治安、处理诉讼，绝对不向这些汉民征收吉林地丁那样的正式钱粮。

这种折中的管理办法，其实就是用官方的行政力量，为蒙古王公和汉民的私下租种提供了合法性保护，默认了影子地租的长期存在。在生存压力面前，朝廷的绝对禁令变成了因地制宜的妥协。这时候的柳条边，在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筛子。老百姓用自己的锄头，在荒原上刨出了一条生路，也让朝廷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账本。

用一千万人命，去顶沙俄和日本的枪子

到了晚清，关外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朝廷的账本也从防汉变成了防洋。

沙皇俄国在北方虎视眈眈，日本人在南方步步紧逼。日俄战争之后，两国的铁路线像两条巨大的绞索，直接套在了东三省的脖子上。这时候，大清朝廷突然发现，以前算了一百多年的柳条边账本，彻底算崩溃了。

大片榛莽荒芜的土地，没有人口，没有守军，在列强眼里就是一块肥肉。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看得很清楚。他在奏折中力主移民实边，认为只有招募民众开垦屯田，才能巩固边防。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民生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生死账。

朝廷如果派驻一万名正规军去守边，一年的军饷是个天文数字，千疮百孔的国库根本支撑不起。但如果是放一万个、十万个流民过去开荒，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流民不仅不需要朝廷发饷，还能自己种地糊口，甚至给官府交税。更关键的是，只要土地上有了中国人的村庄，列强就无法在光天化日之下轻易蚕食土地。

后来，学者朱偰在撰写《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时，也极力呼吁各界要重视东北的移民实边。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深切肯定了移民实边以抵御外侮的战略价值，认为这是保卫北方边疆最有效的屏障。

这是一场用人命去填边防的地缘对赌。朝廷终于彻底放开了封禁，甚至开始主动招徕关内移民。千百万山东、河北的老百姓，挑着扁担，牵着儿女，在滚滚硝烟中走向关外。他们用自己的肉身，为国家筑起了一道最坚固的藩篱。

齐齐哈尔：流人与流民

在宏大叙事里，闯关东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它重塑了东北的风俗和版图。但如果把镜头拉近，每一个活下来的流民，都经历过非人的折磨，而那些在边疆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其命运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在关外，流民首先要和极寒的天气搏斗。而在黑土地的边缘，还交织着另一群特殊人群的血泪。

清代的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地，不仅是逃荒流民的落脚点，更是朝廷安置流人的严酷戍所。

必须指出的是，流民与流人，在法律性质上有着天壤之别。流民是自发闯关东的普通逃荒平民，官府虽然设卡防范，但不会随意将其逮捕并强行发配。而流人，则是经中央或地方官府审判定罪、被判处流放刑罚的罪犯。

根据西清在《黑龙江外纪》中的记载，流人们被统一押解到齐齐哈尔等戍所后，命运极其悲惨。他们不仅要顶着严寒在边境城堡服繁重的苦役，还要面对地方官差的残酷盘剥。那些面相老实或者手里还有点积蓄的流人，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不得不挖空心思去贿赂当地的衙役和劣绅。在这个过程中，衙役们敲骨吸髓，中饱私囊，流人的日子非常悲惨。

而对于普通的闯关东流民而言，虽然他们不用戴着枷锁服苦役，但在一个充斥着兵丁、流人和严酷管制的边疆军管地带，要想安稳地开垦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同样要脱掉几层皮。在官匪难分、治安混乱的夹缝中，他们用极低的生存需求和极强的忍耐力，硬生生撑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期。

这群人的生命力像野草一样顽强。他们活了下来，并且用庞大的人口优势，彻底同化了这片土地。

刚开始，满洲的宴客习俗还保留着老样子，吃手把肉或者全羊。但是随着汉人移民越来越多，当地的满人也逐渐沾染了汉人的习惯，宴席上也开始摆设精美的菜肴。人口的涌入，不仅改变了东北的土地颜色，也融化了原有的风俗界限。

老达子说

回顾这三百年，东北的人口账始终是国家地缘的一道运算：需要边防的时候，把汉人招进去顶枪；需要工业的时候，煤炭钢铁石油往外运；如今这片土地的功能变了，人口跟着往外走，不过是这本账翻到了新的一页。

东北人散出去找活路，和他们的祖先拼命挤进来，是一回事。这本账从来不是什么情怀，是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