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被赶走的清华校长，却意外地成就了另一所大学

作平按：本文节自我的新著《1942，中国北碚：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同时也以《吴南轩和复旦内迁》为题，刊发于《同舟共进》杂志今年第8期。

《1942，中国北碚》一书，已由四川人民社正式出版，目前各大平台有售。

几十年后，一切都过去了。

往来于北美与亚洲之间的吴南轩，已经从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须发皆白的老者。无论是在寒风凛冽的麻省，还是在阳光炽烈的台中，他经常回忆一座小城。

那座小城，依山傍水，总有浓烈的雾气笼罩，像是盖上了一床厚重而温暖的被子。太阳出来后，雾气缓缓散去，河流两岸的坡地上，高低的吊脚楼和远处的山峰一起，渐渐露出真面目。

那时候，他服务的那所大学，那所散乱地布局于河流东岸一块小平原上的大学，在隐隐传来的汽笛声与船工的号子声中，开始了新的一天。

他是那所大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代校长、校长。

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在那所大学，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也在那所大学。

那所大学的名字源自一首上古的歌谣。

它叫复旦。

从东海之滨的上海到长江上游的重庆，从江湾到北碚，从私立到国立，从怀疑到认可，吴南轩要比其它复旦人更多一份欲说还休的沧桑与感慨。

被赶走的清华校长

毕生致力教育的吴南轩，先后被任命为三所大学的校长——其中一所未上任。是以他真正执掌过的大学有两所，一所是复旦大学，一所是清华大学。

1893年，吴南轩生于江苏仪征。少年时，他在扬州一中读书，因家境贫寒，毕业后未能升学，到南京从军。离开军队后，他回到老家，当了三年小学校长。

从吴南轩留下的中青年时期的照片看，他浓眉大眼，鼻梁挺直，面部线条硬朗，睛神平和沉静。看上去，是一个坚毅持重，个性沉稳的知识分子。

三年小学校长任上，吴南轩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学，办成了仪征的模范学校，深受父老好评。这也让他确定了将教育作为终生事业的宏愿——当然，他并不满足于做小学校长。他要做中学校长、大学校长。

1916年，吴南轩辞去小学校长，考入复旦公学。其时，复旦校长为李登辉，副校长为汪宠惠。三年寒窗，从复旦公学预科毕业后，1920，吴南轩远赴美国，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29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到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授并兼教务副主任。

两年后，吴南轩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此前，清华校长为著名教育家罗家伦。罗家伦，字志希，1897年生于南昌。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于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五四”运动时期，罗家伦是主要学生领袖，《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出自他的手笔。“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响亮口号，乃是传诵一时的著名金句。

曾任武大校长和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对罗家伦有一个十分公允的评价。他认为，罗家伦有两件事最值肯定。一是任清华校长时，把中美庚款的清华基金从外交部争取过来，清华也由外交部改隶教育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立大学。二是任中大校长时，“对日抗战发生，他在极艰苦中把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沙坪坝。”

尽管罗家伦对清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他的清华校长也只做了两年，即1928年到1930年。两年后的1930年，他不得不辞去校长一职。

辞职原因有两个：

其一，他认为清华机构臃肿，遂解聘了多名教授，载撤了大量职员，从而遭到清华教职员的反对。

其二，中原大战后，阎锡山控制华北，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罗家伦失去支持。

罗家伦被逼出走，阎锡山另派乔万选为校长，但乔万选还没走进清华校门，就被学生坚决挡驾，只得悻悻而返。

学生不许校长进门，这种做法，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那时的大学，思想激进而又热情单纯的青年学子，不仅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甚至，包括新就职的校长，如果他们认为不合适，必会闹出驱赶乃至殴打校长的学潮。

其时的清华，虽不像后来那样显赫，却也是全国知名的排名前几位的重点大学。并且，清华有教授治校的传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早已深入人心。罗家伦出掌清华时还很年轻也没有大的声望，但他毕竟是“五四”学生领袖，是全国知名人物，遂得以顺利入职。

与罗家伦执掌清华时相比，吴南轩年岁略长——罗31岁，吴38岁。但是，在彼时的教育界，吴南轩只能算后进之辈，虽不至籍籍无名，却也缺少全国性影响。

并且，当年的当事人之一冯友兰认为，罗家伦掌清华，还有一个有利的大背景，那就是北伐的胜利，“在1928年，国民政府的北伐，是受到人民拥护的，罗家伦是乘北伐之余威，打着革命的旗帜，进入清华的。”

到了1930年，吴南轩被任命为清华校长时，时势已经变了，“北伐的余威没有了，革命的旗帜也不能号召了。而吴南轩本人确实是无名之辈，不过他终于来了。”

1931年4月29日，到清华第一天的就职典礼，就出现了颇为尴尬的一幕。虽非吴南轩引发，却给他此后的校长之路罩上了浓重的阴影。

民国时的部分高校，校长需在就职典礼上宣誓。就职典礼的监誓人叫张继，属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元老。

张继讲话时，颇为轻狂地断言：清华学生多属纨绔子弟，缺乏读书风气，整个清华并无人才。言罢，又颇带挑衅地说，有胆量的可以提问题。

一个清华学生立即站了起来，质问了三个问题：第一，典礼定于九点，你为何九点四十五才到？第二，你说清华无人才，请问中山陵之伟大工程，出自何人之手？第三，你说清华校风华而不实，此话自何说起？

就职典礼上的插曲，如同一个不祥的预兆。吴南轩的清华校长，终于只担任了短短三个月，就不得不黯然下台。

罗家伦辞职期间，清华无校长，学校事务由校务会议决策。校务会议成员包括秘书长、文、法、理、工学院院长，并由文学院长冯友兰担任主席。

吴南轩进校后，校务会议向他交代了工作，四大学院院长同时辞职——显然，他们对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校长并无好感，不打算配合。

吴南轩急忙挽留，并立即发出聘书。四大院长却表示：依照清华惯例，院长要经过教授会提名，请校长召开教授会，如教授会仍提名我们，我们才受聘。

其时，中国相当数量的高校都有教授会之类的组织，以实行教授治校，清华亦有此传统。当然，教授会对校长的权力是一种极大约束。吴南轩认为，自己身为一校之长，有权力聘任下属各院院长。

于是，吴南轩没有召开教授大会，四大院长也就坚持不肯受聘。吴南轩干脆绕开四大院长，另行聘任——他首先聘任了文学院长。

没想到，他聘任的文学院长，教授们根本不承认。紧接着，更厉害的是，学生们也站出来支持四大院长及教授会，提出要驱逐吴南轩。驱逐理由是他妄图“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为雇员”。

教授会通过决议致电教育部，要求另派贤能。学生们列队跑到校长办公室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吴南轩即刻离校。

作为清华校长，吴南轩已无法进校办公，他只得带着清华印信及重要文件、支票，逃到东交民巷的利通饭店，租下几间房子，挂上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

事态恶化至此，北京的媒体也站出来表态了——它们纷纷批评吴南轩，并给他扣上大帽子，说他玷污学界清白算是轻的，严重的更指斥他有损国家尊严。

6月25日，吴南轩只得灰溜溜地回了南京，结束了他短暂的清华大学校长生涯。这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时至今日，作为清华校史上任期最短，也最狼狈的校长，恐怕大多数清华人都不一定知道吴南轩了。

回南京后，吴南轩任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中央大学乃民国时期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的全国第一高校。在中央大学期间，作为国内少有的心理学家，吴南轩讲授《心理卫生》《心理卫生原理》《儿童心理卫生》等课程外，还利用《教育丛刊》和《旁观》杂志，出版了多期心理学专号，发表了多篇心理学学术文章。1936年4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吴南轩是5位常务理事之一。

1936年夏天，复旦发生学生运动，校长李登辉辞职，教育部一纸调令，吴南轩前往复旦任副校长并主持工作。

此时的复旦大学，经过多年发展，成为下辖文、理、法、商四大学院和16系科的综合性大学，并附设中学、实险中学各一所，小学两所；复旦校友还在广州和重庆创办了复旦中学。在当时全国的100余所高校中，复旦声名雀起。

然而，“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临危受命，吴南轩此后数年的心血乃至后半生的命运，都与复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内迁之路

1937年5月5日，复旦大学在江湾校园举办首届校友节。热烈的气氛刚刚散去，两个月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爆发，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地处东海之滨的上海，是彼时中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城市。志在吞并中国的日军，旋即对上海发起进攻，这就是“八·一三”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舰炮轰上海闸北，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和江湾等地，而复旦的校舍，就在江湾。隆隆炮声中，大批校舍火光烛天——体育馆夷为平地，第一宿舍被毁，第四宿舍倒塌一层，简公堂楼顶被削，东宫化为废墟……

尽管战火纷飞，大多数人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学校仍在筹备下学期的开学事宜，并通知各院学生于9月15日前返校。鉴于校园地处战区，师生安全难保，学校决定暂迁到位于徐家汇的复旦附中。

到了9月，新学期开校，前来报到的学生寥寥无几。

此时，吴南轩以副校长身份主持工作。吴南轩意识到，国难年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复旦已经无法在上海办下去了。然复旦何去何从，前途尚未可知。

踌躇之际，教育部派员来沪，要求复旦、大同、大夏和光华四所私立大学，效法平津的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内迁。

大同和光华因缺少经费而退出，余下复旦、大夏组成临时联大，分作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迁江西；第二部以大夏为主体，迁贵州。第一部由复旦副校长吴南轩负责，第二部由大夏副校长欧元怀负责。第一部又名第一联大，第二部又名第二联大。

接到教育部组建第一及第二联大分迁江西和贵州的命令后，吴南轩不敢怠慢，立即将复旦的重要档案文件、贵重仪器设备和少量图书打包，装进数十只大木箱，从淞沪铁路江湾车站上车。他带了百余名师生直奔南京，到南京后，吴南轩找到教育部，申请到了一点经费，旋即搭乘轮船溯江而上，直抵九江。

九江城东南，庐山如黛，翠扫青天。

民国时期，庐山修建了不少洋人和政要的别墅，以及配套的公共设施。从淞沪会战炮火中西行的复旦师生，在吴南轩的带领下来到庐山，租下一座医院作校舍，并于11月8日开校。

这家医院的建筑面积颇大，数百人的复旦师生也能安置。不过，医院只有一道楼梯，每遇上下课，“教授同学，男男女女，上梯下梯，拥挤不堪”——师生们开始怀念江湾时期教学楼的宽敞。在这种怀念中，漂泊异乡的愁绪也如烟如雾，渐弥渐漫。

庐山风景殊胜，素为游观之地。迁到庐山上的复旦师生，遇上星期日或另有闲暇，必结伴饱览风景。以致于每到一处景点，一定会遇到复旦同学。

孰料，开校不久，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噩耗再次传来：上海沦陷，日军逼向南京，庐山不再安全。在庐山办学不到一个月的复旦师生，不得不又踏上西行旅途。

吴南轩和复旦面临的最窘迫的困境是，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复旦的经费主要来自社会和校董的捐助。从教育部申请到的一点迁校经费，早就所余无几，漫漫长途，没有钱，寸步难行。

正当复旦上下都为前途而焦虑不安时，吴南轩偶然听说，教育部长兼国家教育文化救助组组长陈立夫路过庐山。当天，庐山大雪纷飞，大喜过望的吴南轩不顾雪深路滑，由一名工友提着灯笼，踩着滋滋滋的雪地，跌跌撞撞地前往陈立夫下塌的宾馆。在向陈立夫痛陈复旦困境后，陈立夫借给复旦一万元经费。

夜深了，吴南轩和工友带着这一万元回到复旦临时校舍，连夜向师生们宣布：明日下山，西奔武汉。

第二天，复旦师生从九江上船。船上，吴南轩召集领导层开会。与会大多数人都认为，武汉为九省通衢，华中要地，人口密集，内迁机构不少，住所紧张，物价腾贵，复旦这点经费，完全不足以支撑办学，不如径直驶往宜昌，以寻后路。

轮船条件很差，“船上不供给伙食，不分师生，一律各人自理。所以从早至晚，好像仅剩睡觉前的一段时间，随时随地都见人在吃饭。水也不供给，不论吃水、用水，随时随地都见人在等、在吵、在闹。”

到宜昌后，复旦一度打算转往贵州，到贵阳与大夏大学汇合。然而，贵阳方面的办学条件差强人意，此议遂罢。在宜昌等候半个月后，复旦终于租到了民生公司的轮船。

与九江至宜昌那条船相比，民生公司的船条件好得多：不仅设施齐全，服务周到，并且每人都有床位，每餐都能按时开饭。教授们在房间里读书聊天，学生们翻看船上的报刊，或是收听无线电广播。他们迎着滔滔江水，穿三峡，入夔门，来到了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西南重镇：重庆。

吴南轩和首批抵渝的复旦师生乘坐的船刚在千厮门码头停下来，码头上立即响起了鼓乐声。复旦中学的上百名师生，在码头上夹道欢迎。——如前所述，重庆不仅有复旦校友组建的同学会，还办有复旦中学。前一年，校长李登辉曾到重庆参加复旦中学校庆典礼，为复旦迁渝奠定了良好基础。

吴南轩上了码头，前来迎接的复旦中学董事长康心之立即上前握手，并对吴南轩说：欢迎大哥哥在川办学，并欢迎在菜园坝中住宿。——位于菜园坝的复旦中学已放假，空出来的校舍正好暂借复旦大学。复旦学生也才得以补上了因颠沛流离而拉下的课程。

吴南轩和首批复旦师生是1937年12月25日抵渝的。此时已是农历冬月底，还有一个月，就要过春节了，但吴南轩丝毫没有过节的心情与条件。他和手下一帮员工，马不停蹄，四处寻找适合的办学地点。

毕竟，借房子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寒假结束，复旦中学学生返校，复旦大学就得搬家。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建设新的复旦校园，这是火烧眉毛一样紧急的事。

1月18日，吴南轩发出的一封电报，透露了他为寻找校址而焦虑不安：“决定留渝后，即积极勘觅校址。惟渝地因政府西迁，机关林立，欲得足容数百学生弦歌之地，极为困难。不得已因陋就简，暂借此间复旦中学校舍继续上课，结束本学期课程。至下学期是否仍在渝开学，现尚难定。”

北碚时光

吴南轩注意到了距重庆主城区40多公里的北碚。其时的北碚，在卢作孚昆仲殚精竭虑的治理下，十来年时间里，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街道被改造、扩建，乡场有了公园、学校、博物馆、医院、图书馆和工厂……

按梁漱溟的说法，卢作孚“将原是一个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

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北碚的重要性更加彰显。与两江汇合处的重庆相比，几十公里外的北碚优势明显：

其一，日机经常轰炸重庆市区，而北碚离市区较远，且有缙云山蔽护，空袭风险相对较低。

其二，北碚毗邻广阔的川中农村，那里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区，物产丰饶。与米珠薪桂的陪都相比，这里物价便宜。

其三，绕城而过的嘉陵江，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其四，经过卢作孚的苦心经营，北碚已是一座初具规模的城市，各种配套设施较为完善。全面抗战爆发后，北碚被划为重庆的疏建区和迁建区。

于是，众多内迁机构，纷纷把落脚点选在了北碚——国民政府立法院来了，中央研究院的四个研究所来了，河南中福煤矿来了……

据统计，抗战期间，内迁北碚的单位，包括29家党政机关，9家工矿企业和30个科教文卫组织——这其中，就有一路西行，终于在北碚这条诺亚方舟中站住了脚的复旦。

在重庆复旦校友的协助下，吴南轩决定把复旦迁到与北碚城区一江之隔的下坝。下坝是小地名，属北碚区署下辖的黄桷镇。“镇极小，只有两条极短的街道，全镇人口最多只有一两千人，最高行政机关为联保办公处。”

吴南轩向教育部呈文，请求准予征用该处土地。

不料，早在吴南轩计划将复旦迁到夏坝前，已经有人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那就是林继庸。林继庸时任行政院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工厂内迁，正是他最重要的职责。

后来，他回忆说，“一月三十一日，我曾往重庆附近青木关、歇马场、高坑岩、北碚、北温泉等处，勘察水力及工业环境，初时本拟在北碚对过上坝及下坝地方设一工业区。”

关键时刻，卢作孚出面斡旋。他致函林继庸，请求他“将北碚下坝让出校地一所，以为复旦大学永久校址”。最终，林继庸同意为复旦让路。对卢作孚的帮助，吴南轩感叹，（复旦）“与当地人士感情异常融洽，而得当地父老之助力亦殊多，尤以卢作孚先生最热心爱护，得迁北碚，卢先生之力居多。”

收到吴南轩呈文不久，教育部指令：“为请准予征用北碚东阳坝土地由。呈悉。该联合大学第一部拟于北碚觅地为永久校址，应予照准。”

天的复旦大学旧址门外是一条公路，公路一侧，几十级石梯，通往坎下的嘉陵江。那里，曾有一座码头。废弃多年后，石梯鲜有人行，铺满杂草，江边的石头上，三两只鸟儿呆立不动，盯住清幽的江水，宛在沉思。

1938年2月，早春的微风里，吴南轩多次坐着吱吱呀呀的木船，从北碚渡河而来，沿着我看到的那些被岁月磨得无比光滑的石梯一步步走上来。那时，这里就是那个叫下坝的小村庄。嘉陵江冲积而成的方圆千余亩的坝子上，星星点点地居住了几十户人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低矮茅屋。初春的风中，它们像一头头怕冷的幼兽，瑟瑟发抖。

尚在庐山前往重庆途中，随着故乡越来越遥远，复旦的江浙籍学生眼看无家可归，乃至与家人不通音问，无法获得家中经济支持，“群惶虑忧急”——他们无比担心，到了重庆，将会流落他乡。

吴南轩明确告诉他们：你们的吃饭穿衣，学校虽然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你们既然加入到复旦这个大家庭，我一定和你们同甘共苦，完全没有置之不顾的道理。

得到吴南轩的承诺，“诸生随去之念乃决。”

对其他学生，吴南轩则提醒他们说，“既然要随学校间关万里，须吃得起苦，冒得起险。”“诸生皆曰诺……故途中备历艰辛，宿处风雨交加，绝无一人叫苦，此种精神，盖自艰难困苦中养成者。”

1938年2月，流亡了几个月的复旦选定北碚下坝作新校址时，最初的校舍包括：借用的黄桷树镇小学作教室，紫阳宫河神庙作总务办公处，王家花园、天府煤栈以及附近农舍作师生宿舍。以后，复旦不断修建，不断扩张，嘉陵江畔，缙云山下，终于打造出一个颇具规模的新复旦。

2月，一批批复旦师生或乘民生公司汽轮，或乘私人老板运营的木船，从下游的重庆溯江而上，或是坐用木炭作燃料的汽车，绕行青木关抵达北碚，再来到下坝。

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一下子涌进1000多名师生，一切，只能因陋就简。

校办是一所破庙，教室、图书馆、食堂都是租用的民房。教室不仅破烂，昏暗，连桌凳也不敷使用，学生们都养成了尽早占位的习惯。不然，稍微晚了，只能站在门外。至于图书馆，更是小得可怜——那是租用的两间邻街的小屋，20来名师生涌进去，就人挨人、人挤人了。

抢修出来的几排平房，充当学生宿舍。这些平房，泥土筑墙，稻草覆顶，非常潮湿。女作家苑茵是当年的复旦学生，据她回忆，“住在这种房子里真是‘一步一个脚印’。在我们的女生宿舍里，晚间鞋子脱下来放在床下（双层床），第二天取出来时就可能在鞋上发现一层白霉。”

由于没有能够容纳复旦的大片房舍，初迁到夏坝的复旦只能化整为零，以至于出现了“到处是复旦，但没有一处特别是复旦”的奇特景象——其实，这也是抗战内迁高校的共同特征。

一个叫游树楠的复旦学生在1946年的《复旦》杂志上撰文，回忆他亲历的初迁夏坝时的艰难：

“吴前校长南轩主持校政，备尝苦辛，全校共睹，新建校舍尚未落成，各师长住所，散居黄桷镇上，简陋不堪，毫无物质享受可言，同学宿舍，租用街房，大都瓦破椽朽，飘摇欲坠，讲授课堂，借用该地小学，狭小不难想见。办公地址，系一寺庙，人与神像同处其间，其他不敷应用者，更无论矣。吾人试想，值此非常时期，即以国立大学而论，遭此环境，欲谋发展，尚且不易，况母校是时尚系私立，经费来源，筹措募集，既感困难，政府补助尤属有限，似此情形，欲图扩充，不亦难乎？”

从私立到公立

复旦是私立大学，政府扶持极为有限。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大后方物价暴涨，社会给予复旦的捐助却越来越少。学生学费，原为学校收入之一，但流亡异乡的学生，不仅无力缴纳学费，连生活都无着落。最困难时，吴南轩的夫人不得不把昔年陪嫁的珠宝首饰变卖后解学校燃眉之急。

由此，吴南轩等人考虑将私立改为国立，以获得政府支持。1941年底，复旦顺利转制，校名由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后，复旦的办学条件有所改善：过去所欠债务113万全部免除，教育部除每年拔给行政经费120万外，还增拔一次性临时费用17万。

于是，在吴南轩主持下，一所初具规模的大学出现在了嘉陵江边的原野上：四栋教室——分别截取复旦校训命名为博学楼、笃志楼、切问楼和近思楼；四栋女生宿舍、六栋男生宿舍和六栋教师宿舍，以及食堂、图书馆和登辉堂。以后，还相继开办了农场，增设了农学院。

私立改国立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复旦所在的夏坝对岸，即嘉陵江西畔的北碚河嘉村，是另一所内迁高校：江苏医学院。1941年秋天，复旦盛传教育部有意将复旦与江苏医学院合并，改名江苏大学。消息传出，引来复旦师生一致反对，此事遂不了了之。

短短三四年间——或者更具体地说，经过吴南轩三四年间的不懈努力，当复旦从私立转为国立后，复旦发生了化蛹为蝶的巨变。

当年的复旦学子，对此时的校园有着诗意而温馨的描述：

“沿着嘉陵江畔，数十株雅丽的法国梧桐，像一幅青纱帐幕，垂挂在那块方长的平野前。复旦路横亘着，相伯图书馆、登辉堂、寒冰馆、新闻馆……，相连矗立于最前哨，卫护着后面数千儿女。

“校园里修理得非常雅致，那儿永远盛开着适合时令的花草。旗杆笔直地挺立在校门，国旗底雄姿，象征着她底精神，是这儿二千余儿女生活的准则。

抗战时，川渝地区有文化三坝之说，即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和北碚夏坝。客观地说，复旦迁来北碚之前，在卢作孚的经营下，北碚的文化设施虽已初具规模，但仍然无法与沙坪坝和华西坝相提并论。只有当复旦扎根于斯，江苏医学院和国立剧专也先后迁来，北碚跻身文化三坝才毫不逊色。

吴南轩长期以副校长或代校长的身份主持复旦全面工作，他正式被任命为复旦校长是在1941年11月25日，至1943年2月卸任，由章益接任。就是说，他的校长任期事实上不到一年半。

可能鉴于吴南轩后来的选择，部分论者认为，吴南轩积极把复旦由私立改为国立，乃是为了谋取个人权力，甚至因之不惜打压德高望重的李登辉校长。

然则，据1931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1940年在复旦任副教授的吴道存回忆，早在江湾时期，李登辉就有过私立改国立的想法。他曾说，“若复旦为国立大学，余能有奇迹表现”。及至通过吴南轩多方努力，复旦终于国立，用吴道存的话说，乃是“师生同喜”；“教职员之所以喜者，待遇可藉以提高，同学之所以喜者，可拿国立文凭。”

学者胡邦彥系江苏无锡人，早年在天津工作。全面抗战后，他内迁至重庆，先在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任职，后来任复旦大学文书主任。他在2004年写的一篇随笔，回忆了应聘文书主任时与吴南轩的初见。通过他的回忆，不难看出吴南轩是一个怎样的人。

1939年秋天，胡邦彥在报上看到复旦招聘文书主任的广告，便去信应征，还在信中附了一些他写的诗词文稿。几天后，他收到吴南轩回信，约他前往复旦见面。相当于面试。

以校长之尊，吴南轩也只有两间小屋，既是他办公的校长室，也是他下榻的居所。前一天夜里，日机不断骚扰，警报不断。天快亮时，警报才解除。

胡邦彥按约定时间到了吴南轩那里，“先生刚上床不久”，但听说胡邦彥来了，“就起身接见。”起床穿衣花了几分钟时间，吴南轩从里屋走出来，第一句话是向胡邦彥道歉：让你久候了。

第二句话则是：冒昧，请帮个忙。——这是面试的客气说法。说完，给他安排了三个面试内容：一是就两件函牍起草办复，二是拟一则登报启事；三是替一位校董撰一副寿联。

安排完毕，吴南轩才去洗漱用餐。过了一个小时，他回来时，胡邦彥已经完成了面试内容。吴南轩接过去，翻看了几分钟说：“我决定请你。”

就这样，胡邦彥成了复旦人。

文书主任相当于校长的文字秘书，负责文电来往、文件草拟以及其它文字工作，与校长朝夕相处。因此，胡邦彥在复旦任文书主任那两年，对吴南轩非常了解。

几十年后，他回忆往事时，最大的感慨就是“复旦极穷，有时连考卷用的草纸也没钱买。”作为一校之长，吴南轩“几乎每星期都要进城，由黄桷树镇到重庆市区，张办借钱或募捐。”

为了节约经费，吴南轩到市区办事，总是在小馆子里简单吃点，胡乱填饱肚子了事。几十年前的小馆子，卫生条件极差。有一次，他被传染了伤寒。在当时，伤寒是要命的大病，“所幸医治及时，身体大伤，尚能保命。”

1943年2月，章益接替吴南轩任校长。不过，吴南轩仍以普通教授的身份留在复旦教书育人——对他来说，他已服务多年，并为之倾注心血的复旦如同他的孩子，他难以割舍。

吴南轩在复旦遭逢历史巨变时的重要贡献，复旦人有目共睹。有一天，当章益和吴南轩等人到食堂吃饭时，章益对其它人提议说，“我对前校长南轩先生在艰苦抗战时期能挺过来，并协调各方，造了不少建筑，十分难忘，为弘扬吴校长丰功伟绩，表示‘每饭不忘’，我提议把新食堂命名为南轩。”

这时，为人幽默的吴南轩疾步走到食堂门前，回头对众人笑道，“今天我做了老板了，请教授们用餐，我买单。”

复旦精神

吴南轩在任时，尤其是在担任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提到复旦精神。

那么，什么是复旦精神呢？

晚年的吴南轩撰文进行了总结。要言之，他认为复旦精神有四点——正是复旦精神的存续传承，使得这所历尽波折的高校，不但能在抗战烽火中生存，还能得到长足发展。

其一，由无到有的精神。吴南轩认为，马相伯脱离震旦另创复旦，这是从无到有；李登辉在上海建立复旦校园，这也是从无到有。

其实，吴南轩本人在复旦西迁后于北碚建校，这当然也是从无到有。不过，像当年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吴南轩十分低调谦逊，对自我的成就，他没有提。

其二，向前开路的精神。向前开路就是独到与创新，就是不落窼臼，就是自辟蹊径。吴南轩说，复旦校史上，薛仙舟的合作经济，郭任远的行为心理学，谢六逸的新闻教育，林继庸的国防化学，孙寒冰的《文摘》杂志，李登辉的男女平等并始招女生，温崇信的注重学生人格教育和学生自治……“这些措施或制度，虽然在近年来已被普及或推广了，然而在几十年前却是向前开创新路的。”

其三，国家民族至上的精神。吴南轩说，“假使我们前面说的两点精神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只是为了我们一个学校，那么，这些精神是落空的，没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的。这些精神之所以有重大价值，是因为其目标指向是全体大众，是为了整个国家，为了中华民族。”

其四，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吴南轩表示，复旦之所以具备前面所说的三种精神，原因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不顾自己、牺牲小我、服务公众、成全大我的最基本的精神。”这种精神，“多年来由李老校长领导躬践履行，对于全体师生校友就是一种示范，从而蔚起了一种最优良的校风，最特出的传统精神。”

在北碚，昔日复旦校园最漂亮的建筑，非正对嘉陵江的登辉堂莫属。如今，经过修缮，登辉堂辟为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个天气阴郁的冬日下午，我漫步于纪念馆，仔细阅读那些记载了这所大学非常年代非常往事的文字。地板仍是初建时铺下的木头，质地坚硬，行走之际，立生脆响。

也许，历史就是一串又一串远去的脚步声，如果我们仔细聆听，或许还能听到脚步声里，深藏着一个逝去时代的风雷与一代人的沉吟和呐喊——天空不留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