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晖与曙光

臧新义/文

题记：近期，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影片《奥德赛》在国内各大影院上映，凭借导演诺兰的号召力、顶级的视听盛宴和豪华的宣传阵容取得了不俗的票房。

一、两种英雄，两副面孔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以两部巨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对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虽然同属一个叙事传统，却呈现出近乎对立的价值取向。《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开篇，围绕这位特洛伊战争中最勇猛的战士展开——他强大、直接、拒绝机巧，其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战场上赢得不朽的荣耀。为此他甘愿放弃安全归乡，以早逝换取千古传唱。而《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则是另一类英雄。史诗开篇即以“多面的”来形容他，他能在不同处境中转换身份、应对挑战。特洛伊木马正是他智谋的典型标志——不是靠正面对决，而是靠欺骗与巧计攻陷了阿喀琉斯未能凭武力拿下的城市。

两部史诗之间的这种对立，并非偶然的口头传统变异，而更像是一场有意识的“竞争”。有学者指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不啻于荷马的“左右手互搏”——两类英雄、两种主题，力量与智谋、征服与探索。阿喀琉斯体现的是武力的冲撞，奥德修斯展示的则是智谋的较劲。《伊利亚特》中人物很少有心理活动，一切想法直接以言语表达；而《奥德赛》中心理活动和计谋占据了很大篇幅。前者叙事结构简单，以一条主线按时间推进；后者结构复杂，多条线索分合交织。英雄的定义，正在从“战场上的勇士”向“生活中的智者”迁移。

二、泓水之畔的最后一抹古风

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公元前8世纪前后），东方的中国也经历着类似的转变。《左传》中记载的泓水之战（公元前638年），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

宋襄公与楚军战于泓水。宋军早已列阵完毕，楚军却尚未全部渡河。司马子鱼建议：“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宋襄公答：“不可。”楚军全部渡河但尚未排好阵势，子鱼再次请求进攻，宋襄公仍说：“未可。”一直等到楚军列阵完毕，宋军才发起进攻，结果“宋师败绩”，宋襄公本人腿部受伤。战后宋人皆埋怨襄公，他却辩解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在他看来，不攻击尚未列阵的敌人，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年老的敌人，这是“古之为军”的基本准则。子鱼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明耻教战，求杀敌也”的务实军事观。这场争论，本质上是“礼战”思想与实战策略的正面交锋。

宋襄公的“迂腐”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春秋前期，这种战争伦理却并非孤例。《左传》中记载了许多遵循战争规则的例子：邲之战楚人“穷寇勿追”、鄢陵之战韩厥与郤至“下车行礼”、城濮之战晋文公“退避三舍”。甚至还有一个更令人惊讶的记载：昭公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与华豹战于赭丘，华豹连射两箭，公子城大呼“你连着射我两箭，一次都不让我射，太卑鄙了吧”，华豹居然真的放下弓等他还击，结果被一箭射死。这种“轮番射箭”的规矩，源自日常射礼的规范，却演变成了实战中的“军事礼仪”。

三、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

然而，这种战争伦理注定无法持久。春秋中期以后，各国间的战争逐渐由“以礼为固”向“兵以诈立”过渡——由重“偏战”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演变为“出奇设伏、兵不厌诈”；由“点到即止”向“夺地灭国”过渡。

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已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战争面貌。晋文公与楚军交战前，召咎犯问策，咎犯直言：“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晋军狐毛设二面旗帜佯退，栾枝命人拖着柴草假装遁逃，楚军追击时，晋军中军与上军从侧翼夹击——诱敌、佯退、侧击，一套完整的计谋战术。这与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古风，已判若两个时代。

到春秋末期，恪守军礼的传统终于被彻底摒弃，“变诈之兵并作”。孙子在《计篇》中提出“兵以诈立”的命题，直言“兵者，诡道也”。这一思想正是春秋战争实践的产物——古军礼的影响力日益减退，越来越多的战争显露出“诡道”的特征，胜者通过示形动敌、避实击虚、依靠奇计阴谋获取胜利。战争从一种遵循礼仪的“竞技”，变成了不择手段的“厮杀”。《三体》中三体人对《三国演义》中智谋表现出极大的恐惧。

四、殊途同归的历史逻辑

将荷马史诗与《左传》并置观察，一个惊人的相似性浮现出来：东西方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段（公元前8世纪前后），经历了从崇尚力量与勇武到推崇智谋与计谋的价值转向。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荷马史诗》只是文学作品，并非历史史料；而《左传》则是我国一部编年体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在希腊，这种转向体现为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的英雄观嬗变——阿喀琉斯式的战场英雄让位于奥德修斯式的智谋英雄。人类作战方式的改变，单兵作战逐渐被以重装步兵为主的方阵所取代。重装步兵重视集体的力量而非个人的英雄主义。个人武勇的价值相对下降，组织、策略与计谋的地位上升。读者在读《三国演义》时，也曾有此疑问，三国前期，英雄辈出；三国后期，再无突出的英雄。想来，也是三国后期，以重装步兵为主的大规模作战，很少能造就个体英雄。

在中国，这种转向体现为从春秋前期的“礼战”到春秋后期“诈战”的演变——宋襄公式的恪守古礼让位于孙子式的“兵以诈立”。社会层面的动因同样深刻：礼崩乐坏、列国争霸的加剧，使得“胜利”本身成为唯一目的，任何妨碍取胜的道德约束都被抛弃。

英雄的没落，其实是英雄赖以存在的那个世界在没落——正如赫西俄德所言，特洛伊的陷落标志着英雄时代的落幕，人类进入了没有信仰的黑铁时代。奥德修斯用木马计攻陷了阿喀琉斯未能凭武力攻克的特洛伊，这本身就是一则寓言：智谋战胜了力量，新的时代取代了旧的时代。

无论是阿喀琉斯的愤怒火焰，还是宋襄公在泓水岸边“不鼓不成列”的固执，都是某个消逝时代的最后一抹余晖。 它们的消逝令人惋惜，却也是文明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正如诺兰导演说，影片表现了某种“文明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