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墓前曾跪着五人，如今只剩四人，究竟少了谁？

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临安皇城内，宋高宗赵构面对北伐与议和两种选择，最终决定收回岳飞兵权。此时的岳飞并不是普通武将，他率领的岳家军屡次击退金军，军纪严整，部众信服，在北方百姓和南宋军民中都拥有极高声望。

这份声望，既是岳飞抗金的资本，也逐渐变成皇权眼中的敏感因素。

南宋建立之初，朝廷最缺的就是能够带兵打仗的人。1127年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大片国土沦陷，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后来辗转至临安。政权刚刚站稳，金军压力仍在，朝廷不得不依靠一批武将守住江南。

可武将一旦拥有兵权、战功和民望，君主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能打仗时，需要他们；势力过盛时，又要防备他们。

岳飞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走向了命运转折。

一、岳家军的威望，来自战场也来自军纪

岳飞出身普通，却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的战乱中迅速成长。建炎年间，他多次参与抗金作战，逐渐形成自己的部队。岳家军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长期作战、整训和补充中建立起来的军事集团。

南宋军队当时派系复杂，各部将领往往有自己的旧部和地盘。岳飞能够在其中脱颖而出，一方面靠的是战功，另一方面靠的是治军方式。

《宋史》记载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这句话虽带有后世概括色彩，却反映了岳家军长期形成的纪律形象。军队经过村镇时，尽量不扰民；作战时号令严明，赏罚分明。对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这样的军队自然容易获得信任。

岳飞的军事目标也很明确。他主张收复失地，迎回被金军掳走的徽宗、钦宗，恢复北宋故土。南宋朝廷中，主战与主和并不是简单的两派口号，而是围绕军费、兵权、疆土和皇权安全展开的现实争论。

岳飞不断请求北伐，曾在奏疏中表达“直捣黄龙府”的决心。黄龙府在当时具有象征意义，代表金国统治腹地。对主战将领来说，这是鼓舞士气的目标；但对赵构而言，战争一旦持续扩大，胜负都可能带来新的政治风险。

如果岳飞真的打到黄河以北，甚至迎回钦宗，赵构的皇位是否还会稳固？这个问题，未必有人公开说出，却很难不在宫廷决策中出现。

岳飞与赵构之间的矛盾，不能只归结为秦桧个人嫉妒。岳飞的军事才能固然是朝廷的依靠，他的政治主张和军队威望，也使其与皇权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张力。

二、从提拔之人到收权之人，张俊的转身

在南宋中兴诸将中，张俊是一个不能绕开的角色。他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并称“中兴四将”。岳飞早年在军中发展，曾得到张俊等人的注意和提携。两人并非一开始就是政敌。

战场上的合作，往往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南宋初期需要恢复军力，张俊看重岳飞的作战能力，属于正常的用将逻辑。岳飞后来能够独立成军，也与这一阶段的军政环境有关。

但南宋局势逐渐稳定后，朝廷对武将的要求开始改变。战争时期，能打胜仗是第一位；议和成为政策重点后，能否服从调度、能否接受削弱兵权，又成为新的衡量标准。

张俊的政治位置因此发生变化。他没有像岳飞那样坚持持续北伐，而是在皇权与秦桧主导的议和政策下调整立场。这里面既有个人权势考量，也有武将自保因素。若将张俊简单说成突然“变坏”，反而遮蔽了南宋军政关系的复杂性。

1141年，宋廷对各路大将采取收兵权措施。岳飞被调离军职，岳家军的指挥体系受到削弱。张俊则在这一过程中与秦桧等人合作，参与对岳飞的政治打击。

有意思的是，张俊并不只是旁观者。他熟悉武将群体的内部关系，也清楚岳飞在军中的威望。这样的角色，一旦转向对立面，产生的影响远大于普通文官的弹劾。

张俊后来还卷入秦桧党羽体系。秦桧死后，张俊的政治地位也受到清算。绍兴三十一年，也就是1161年，张俊被罢免，后来又被追夺官爵。南宋朝廷对他的评价，始终带有功过交织的色彩。

从这个变化可以看出，岳飞案并非单纯的“文臣陷害武将”。它同时涉及武将之间的竞争、朝廷对军权的重新分配，以及不同政治选择带来的利益重组。

三、赵构的决断与秦桧的执行

绍兴十年，即1140年，金军南侵，岳飞取得颍昌、郾城等战役的胜利，战局一度对宋军有利。岳飞部队向朱仙镇推进，北伐声势达到高峰。

然而，南宋朝廷随后连续下达班师诏令。岳飞不得不撤军。关于宋高宗究竟下达过多少道金字牌，史料记载存在不同说法，后世文学也进行了大量渲染，但朝廷要求岳飞退兵这一事实，并无根本争议。

岳飞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战机难得，撤军会使此前取得的战果化为乌有。可在赵构看来，军事胜利并不等同于政治安全。南宋国力有限，军队长期北进会加重财政压力；一旦战线拉长，金军反扑，临安政权可能再次陷入危局。

更重要的是，赵构不愿看到一个拥有独立军队、稳定部众和巨大声望的将领继续扩大影响。皇帝可以容忍将领建功，却很难容忍将领形成无法控制的政治中心。

1141年，南宋与金朝议和逐渐成形。金方提出的条件，后世常概括为“必杀岳飞而后和”。这一说法在史料传播中影响很大，但具体外交往来与责任归属，仍需结合不同史料审慎判断。可以确定的是，岳飞是主战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杀掉或控制他，符合金朝和南宋主和力量的共同利益。

秦桧在此时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是宰相，掌握政务与人事，又把议和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方向。赵构需要一个能够理解皇帝意图、又能把政治命令落实下去的人，秦桧正是这个执行者。

秦桧与赵构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赵构作出最终决断，秦桧则负责推动朝廷机器运转。一个掌握最高裁决权，一个掌握实际操作权，二者共同构成了岳飞案的政治基础。

关于秦桧是否直接说过某些具体话语，后世传说很多，不能全部当作实录。较为可靠的历史判断是：岳飞被杀并非秦桧单独决定，而是在宋高宗认可的政治方向下，由秦桧集团具体操办。

四、审理为何失去独立性

岳飞案最令人关注的地方，不只是结果，更是审理过程如何被一步步推向定罪。

最初负责审问岳飞的官员是何铸。何铸为御史中丞，曾参与审理案件。根据宋代史料记载，他审问岳飞后，发现指控缺乏足够依据，曾向秦桧说明岳飞没有谋反事实。

传说中，秦桧问：“岳飞反状如何？”何铸回答：“无之。”这类对话经过后世整理，细节未必完全可靠，但何铸对岳飞案持保留态度，大体符合相关记载。

何铸没有因此继续主持案件。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他被调离，万俟卨接替审理。万俟卨是秦桧集团中的重要官员，后来担任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等职。与何铸不同，他在政治立场上更接近秦桧。

审理者的更换，本身就说明案件已经超出普通司法程序。只要审问者不能得出朝廷需要的结论，就会被替换；而能够完成定罪的人，则会得到提拔。

岳飞曾被指控谋反、交通张宪等罪名。张宪是岳家军重要将领，岳云是岳飞长子，也在案件中受到牵连。相关指控后来没有形成可信的谋反证据，但案件仍然继续推进。

万俟卨不仅参与审理岳飞，也曾弹劾赵士㒟等为岳飞辩护或替其说话的官员。赵士㒟后来被贬谪，岳飞一案由此不再只是针对一个将领，而是扩展成对其政治支持者的清理。

司法一旦完全服从政治目标，罪名就不再是查明事实的结果，而会变成等待填入的结论。岳飞案最典型的地方，正是“罪名先定，证据随后寻找”。

“莫须有”三个字，出自《宋史·岳飞传》关于秦桧与其党羽讨论岳飞罪名的记载。后世把它理解为“也许有”的含糊定罪，已经成为岳飞案的象征。但需要注意，这三个字究竟由谁说出、具体语境如何，学界一直有考辨。它可以说明案件证据薄弱，却不宜被扩展成所有细节都已完全确定的故事。

岳飞最终被赐死于临安大理寺，时间是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1142年1月27日。岳飞时年三十九岁。岳云与张宪也被处死，岳飞家属则被流放。案件影响并未随着行刑结束，岳家军旧部、朝中辩护者和相关官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五、四尊跪像背后的五个名字

岳飞墓位于杭州栖霞岭下，民间俗称岳坟。墓前跪像的形成，经历了较长时间，并不是岳飞死后立即就固定为某种样式。

传统说法中，最初跪在岳飞墓前的有五个人：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和罗汝楫。

秦桧是宰相，王氏是秦桧之妻。王氏是否直接参与每一项政治决策，史料记载并不完全充分，但她在后世岳飞故事中被塑造成秦桧的协助者，因此与秦桧一同跪在墓前。

张俊代表的是武将集团内部的倒向。他早年与岳飞有提携关系，后来参与收权和议和政策。把他列入跪像人物，表达的是对其政治转向和参与构陷岳飞的否定。

万俟卨则代表审理环节。他没有像秦桧那样位居宰相，却在案件执行中承担了重要责任。何铸被调离后，万俟卨接手审理，使岳飞案沿着定罪方向继续推进。

罗汝楫的情况相对复杂。他在南宋政坛中地位不如秦桧、张俊等人显赫，却曾参与弹劾岳飞及其支持者，属于秦桧集团中的执行官员。正因为如此，他一度也被纳入岳飞墓前的罪人形象。

但今天岳飞墓前通常所见的，是四尊跪像，而不是五尊。减少的那一个，就是罗汝楫。

六、罗汝楫为何从墓前消失

罗汝楫跪像被撤，与清代雍正年间浙江地方整修岳飞墓有关。雍正时期，李卫曾任浙江总督，主持或参与杭州岳飞墓一带的修葺。地方传说和相关记载称，李卫在整修时移去了罗汝楫跪像，于是墓前由五人变为四人。

这一变化常被讲成李卫个人“替罗汝楫翻案”，但这种说法证据不足，不能轻易坐实。更稳妥的理解是，罗汝楫在后世声名和政治责任上的影响，远不及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地方官在修葺墓祠时，对跪像名单进行了调整。

历史纪念场所并不是一次建成、永久不变。墓碑、祠庙、塑像和祭祀对象，往往会随朝代政治、地方治理以及社会认知而改变。一个人物能否进入纪念空间，既取决于历史事实，也取决于后世如何筛选和解释这些事实。

清代重修岳飞墓，既有维护名臣遗迹的因素，也有借助忠臣形象强化政治伦理的意味。李卫撤去罗汝楫像，未必是在重新评价整个岳飞案，更可能是在有限的空间和既定的纪念秩序中，保留最具代表性的四名罪人。

换句话说，墓前跪像并不是岳飞案的完整档案，而是一种浓缩后的历史判断。它把复杂的政治责任，压缩成几尊低头跪伏的人像，让参拜者一眼看到南宋朝廷在岳飞之死中的关键角色。

罗汝楫被撤，并不等于他的历史行为被彻底洗白；四尊跪像留下，也不意味着岳飞案的全部责任只在这四个人身上。赵构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岳飞的处置拥有最终裁决权，这一点不能因为墓前没有他的塑像而被忽略。

岳飞墓前的四个人，分别对应宰相集团、武将集团、审理官员和家族辅助者。少掉的罗汝楫，则说明后世纪念并不总是按照案件参与者名单机械排列，而是在不同时代不断作出取舍。

1142年临安城中，岳飞以“莫须有”之类缺乏实证的罪名结束生命；数百年后，杭州墓前的跪像又经历了从五尊到四尊的变化。一个是政治权力对人的处置，一个是后世政治文化对记忆的整理，二者相隔数百年，却都留下了同一个问题：谁应当被记住，谁又会在纪念中被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