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昨天，杭州市调查处置组发布通报，让性质恶劣的杭州酒局事件尘埃落定。对女性实施猥亵、施加伤害的人，终究难逃法网。
通报很简短，但主要事实、处置方式已经交代清楚了，耐心等待结果即可。我们说点别的。
8月12日，土楼研究所曾发文披露这次酒局事件。当时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受访对象都表达出一种震惊。现在回想一下，大家的震惊可能主要产生于一种强烈的错位感：
这场悲剧恰恰发生在楼市最艰难的时期，而非最疯狂的年代；这场悲剧恰恰发生在风雅又硬核的杭州，而非偏远鄙陋之地。
为什么偏偏是杭州？为何偏偏是此时？
土楼研究所之前写过，事情的主要起因，是6月26日，招商蛇口以79%溢价率、60.94亿元拿下了杭州市滨江区永久河单元地块。从溢价率就能看出，这个地块非常优质。
这源于滨江区的特殊地位。滨江区之于杭州，有点类似海淀之于北京，这里号称“杭州硅谷”，以不到全市百分之一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市12%的GDP。
所以，滨江区是不需要土地财政的。
你不需要我，但我却渴望接近你。对开发商来说，楼市整体下行，像滨江区这种确定性非常高的区域，是他们的重点投资对象，是必争之地。滨江区的土地，因此成了稀缺资源。
稀缺造就了权力卖方市场。 这正是这次酒局事件具有“杭州特色”的关键所在。
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土地市场遇冷，地方政府早就在财政压力下完成了角色转换，从“卖地”转为“招商”，主动上门服务开发商，权力天平倾向于资本方。
饶是如此，头部开发商仍然对进入三四线城市慎之又慎，在内部的投资会议上，广袤的三四线城市已经成了他们的投资禁区。所以，在很多城市，开发商与当地仅仅保留着礼节性的联系，出席会议、参加土地推介会，想让他们投资拿地，太难了。
但在杭州，在滨江区，土地仍然是绝对的硬通货。这里的购买力，间接地让权力处于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发商并非不想按规矩办事，但在这种供需关系下，任何书面规则在无法量化的审批弹性面前，都要让位于“搞定关键人”的生存法则。
因土地极度稀缺而滋生的权力傲慢，成了经济发达地区特有的病灶，因为一次失控的酒局，这种病灶被外界关注到了。这种傲慢以前没有吗？可能有，但这种傲慢或许不会像今天这样，让开发商处于极度卑微的境地。因为在行业上行期，开发商是有选择的。
在微利时代，开发商的选择是很有限的。对一个项目来说，时间就是生死。开发商的利润空间被挤压到极致，对时间节点的敏感度空前提高。预售节点早晚，直接决定数十亿资金回笼周期，拖延一天就可能吞噬数千万财务成本。在这种“刀刃上舔血”的生存压力下，项目总们对审批效率的渴求被无限放大。此时，手握《施工许可证》《预售证》审批权的副区长，自然就成了决定项目盈亏的“C位”。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仍然不理解，这里可是杭州啊，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呢？没错，即使是从土拍市场这个角度来看，杭州也是标杆城市。价高者得，白纸黑字，一切公开、透明，没什么可说的。问题是拿地后的报批、报建、验收，涉及大量行政自由裁量权。
在楼市上行期，这种裁量空间或许只是效率高低的问题，房价一涨，所有的成本都可以被覆盖掉。但在利润被挤压到极限的当下，它就成了致命的缝隙，也成了权力寻租的温床。
前端市场化，后端行政化，这就是杭州酒局事件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我们不能把这个恶性事件的发生简单理解为风气倒退。这件事告诉我们的是，经济发达地区虽然治理水平相对较高，但在某个偏僻的角落，当企业的极度焦虑遇上权力的高度集中，陋习不仅不会自然消亡，反而会以一种更隐秘、更残酷的方式卷土重来。
至于该怎么做，土楼研究所乃一介自媒体，不敢妄议。一个粗浅的看法是，或许可以把拿地后的审批这个暗箱打开，放在阳光下，削减行政自由裁量的弹性空间。
当然，前面所有的分析和讨论，都不能构成开发商高管向女性施暴的理由。我们只是试图探讨，在当下，在杭州，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恶性事件。
再难，法纪与人性的底线，总是要守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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