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镇长嫌我占座让去后排，车进大院，县委书记快步握手：赵处长

一、花坛边的冷馒头

八月的太阳毒得像蘸了辣椒水的鞭子，抽在人身上火辣辣地疼。镇政府大院的水泥地晒得发白，远远看去像铺了一层薄薄的盐。

院子东头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全耷拉着，知了躲在里面叫得声嘶力竭，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人的耳膜钻出洞来。

那蝉鸣不是一阵一阵的，而是连成片，从树冠里泼下来，泼得满院子都是燥热的声浪，人站在其中，像被无形的砂纸打磨着皮肤。

赵远蹲在花坛边，后背抵着那圈掉了瓷的矮围栏。那围栏是用红砖砌的，外面抹了层水泥，年深日久，水泥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红褐色的砖芯。

砖缝里钻出一簇狗尾巴草，蔫头耷脑地垂着，穗子被太阳晒成了干黄色。赵远的两只胳膊肘撑在膝盖上，裤管向上堆叠起来，露出一小截精瘦的脚踝，脚上那双帆布鞋洗得泛白，鞋帮子磨出了毛边。

他手里捏着半个冷馒头。馒头是早上从镇政府食堂拿的，当时还冒着热气，白胖胖地卧在蒸屉里。食堂的老张头见他来，照例多给了一勺咸菜丝。赵远端着搪瓷碗在长条桌前坐下，剥了只水煮蛋，就着小米粥和咸菜吃了半个馒头。

剩下的半个他顺手揣进裤兜里，用一张餐巾纸包着。那时候他没想到这半个馒头会在兜里捂一上午，被汗水浸得表皮发黏，纸都粘在上面撕不下来。

此刻他撕下一小块馒头塞进嘴里，嚼了两下。馒头干得厉害，像嚼了一口晒干的棉花，在嘴里打转，就是不往喉咙里走。他端起放在脚边的搪瓷杯灌了口凉白开。

水是早上灌的，在花坛边放了一个多小时，被太阳晒得温吞吞的，喝不出凉意，反而带着股铁锈味。赵远咂了咂嘴，把馒头咽下去，喉咙里像吞了团砂纸。

花坛里的月季开得东倒西歪。那些月季是前年机关搞绿化时种的，种下去时株株都精神，红红粉粉地挤作一团。后来没人打理，野草从根部长出来，跟月季抢地盘，把花枝挤得歪七扭八。

几朵残花挂在枝头，花瓣被太阳晒得卷了边，颜色褪成一种脏兮兮的淡粉，像褪了色的旧绸子。花坛边的泥土裂开了细纹，一道一道的，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一只黑蚂蚁从裂缝里钻出来，顺着赵远的鞋面往上爬，细腿倒腾得飞快，在他鞋带眼那里打了两个转，最后消失在裤脚褶皱里。

赵远没去管它。他的眼睛盯着食堂后厨门口那排水龙头。水龙头下面蹲着个穿蓝布工作服的勤杂工，五十出头，头发花白，后颈的皮肤被太阳晒成酱色。

他正拿钢丝球刷一口大铁锅，锅是那种乡下土灶上用的大口铁锅，倒扣在地上，锅底黑乎乎的，结着厚厚的炭垢。勤杂工刷得很卖力，每刷一下，身子就往前一倾，油星子和黑水溅到他的围裙上，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那围裙原来是白色的，现在看不出本色了，油渍叠着油渍，像画了一幅抽象画。

赵远看着勤杂工刷锅，心里想的是另一口锅。五年前在省农业农村厅，他办公室对面就是机关食堂。食堂有个老师傅专门做拉面，面剂子在案板上摔得“啪啪”响，他当时嫌吵，让行政处去说过两回。现在想起来，那声音倒比这蝉鸣顺耳。

省城那间办公室有空调，冬暖夏凉，窗户朝南，阳光照进来时，把他桌上那盆君子兰的影子投在文件上。花是周晴买的，她说他办公室太素了，摆盆花好看。那盆君子兰他养了三年，走的时候没带走，不知后来被谁扔了。

“赵远，你过来一下。”

声音是从身后传来的，带着点居高临下的味道。那声调赵远太熟悉了，不紧不慢的，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滤过一遍再放出来，尾音微微上挑，透着股说不上来的轻蔑。

赵远没回头，先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又灌了口水，这才慢吞吞站起来。蹲久了腿有点麻，他用手撑着膝盖缓了缓，直起身时眼前黑了一瞬。裤子上沾了花坛边的碎土，灰白的一块印子，他拍了拍，拍掉一些，还有些嵌在布料纹路里，像洗不掉的旧渍。

李副镇长站在食堂门口那级台阶上。台阶不高，只三阶，但食堂的地基本来就比院子高出一截，所以他站上去，比赵远足足高出半个头。

他穿一件浅灰色短袖衬衫，一看就是好料子，挺括，连袖口的折痕都利索，下摆规规矩矩扎进西裤里，皮带扣在太阳下明晃晃的，像面小镜子。那皮带赵远认得，鳄鱼牌的，镇上的干部没几个用得起。李副镇长左手拎着个黑色公文包，右手叉在腰上，下巴微微抬着，目光从赵远头顶扫过去，落在院子里那辆银灰色中巴车上。

“下午调研组去西山茶园，你跟着跑一趟。”李副镇长说，语气像在分派一桩再小不过的差事，连看都没看赵远一眼，“你坐后头那辆中巴车，前面那辆给县里的领导留着。”

赵远点了一下头，没说话。他早就料到会这么安排。每逢有调研组来，他都是“跟车跑腿”的命，坐什么车无所谓，中巴也好，面包也罢，只要能把人拉到地方再拉回来就行。

李副镇长似乎觉得他反应太淡，太不把领导的安排当回事，又补了一句：“机灵点，别跟个木头桩子似的杵着。”说完转身往办公楼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咯噔咯噔响，像踩着谁的节拍。那脚步声赵远听了五年，从第一天报到时听到现在，节奏没变过，快慢没变过，只是听在耳朵里的滋味变了。

赵远看着他走远，拐进办公楼门洞里，才低头看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领口发黄的蓝衬衫。这衬衫有些年头了，还是他从省城带来的，那时候买的时候挺贵，纯棉的，穿在身上服帖。如今领口磨得起了毛，袖口有点松，腋下有两块洗不掉的汗渍，像地图上的湖泊。下摆从裤腰里翻出来一角，像片蔫了的白菜叶子，在风里一扇一扇的。他把衬衫下摆重新塞进去，手指碰到皮带扣——那还是五年前在省城买的，人造革，边角磨得起了毛，皮面裂开细细的纹路，像干涸的河床。他扣扣搜搜地整理好，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叼在嘴上，打火机按了两下才点着。打火机是那种一块钱一个的透明塑料壳，里面的液体剩了不到三分之一，火苗颤颤巍巍地跳。

烟是八块五一包的红梅，呛，辣嗓子。他抽了一口，烟雾在太阳底下散得很快，像没存在过。那烟味他自己闻不出来，旁人走过时都皱眉头，说这烟冲，像烧稻草。赵远不管这个，抽了五年，舌头都木了。

“赵主任，赵主任！”

一个小年轻从办公楼侧门跑出来，是党政办新来的选调生，姓孙，叫孙家明，才二十三岁，大学毕业就考了选调生，分到溪湖镇。来了不到两个月，戴副黑框眼镜，整天在楼里跑来跑去，见了谁都叫“主任”“镇长”，额头上汗津津的。他跑到赵远跟前，弯着腰喘了两口气，嘴里呼出的热气在太阳下白蒙蒙的。他今天穿了件白衬衫，领子系得整整齐齐，只是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一片，像从水里捞出来半截。

“赵主任，李镇长让我把座牌拿过去摆上，你帮我看看，这个……这个‘赵处长’是哪位啊？”

小孙手里抱着几个透明亚克力座牌，其中一个红底黑字，印着“赵处长”三个字。那红色很正，像用朱砂调的，黑字方方正正，透着股官场上的庄重。赵远看了那三个字一眼，目光像被烫了一下，很快移开。那三个字他太熟悉了，在省厅的时候，他的座牌上印的也是这三个字，只不过前面多了“科技处”的“科技”两个字。会议室里他的座牌摆在长条桌的西侧，靠近窗户。开会时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照在座牌上，红底会泛出一层金色的边。周晴有一次去他单位送文件，出来后跟他说：“你的座牌摆在那儿，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他当时笑，说：“一个座牌而已，谁坐那儿是谁。”

现在，这个印着“赵处长”三个字的座牌，跟他的距离只有两步，但中间隔了五年。

“不知道。”赵远说。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然后抬头看小孙。小孙的镜片上蒙了层薄薄的汗汽，看人时眯着眼，鼻尖上顶着一粒亮晶晶的汗珠。

“上午开会的时候，会务那边说省里下来个处长，姓赵，就坐主席台。可人都到齐了，那个座牌还空着。”小孙推了推眼镜，脸上带着刚参加工作的那种认真劲儿。他说话总是很快，像怕耽误别人时间，但越是快就越出错。他翻了翻怀里的座牌，确认那个红底的没放反，“李镇长说，可能是省农业农村厅的，下午跟着一起去茶园调研。赵主任，你下午也去？”

赵远没回答，把烟头摁灭在花坛边。烟头落进月季叶子中间，烟灰散在叶面上，像撒了一小撮灰。那朵月季半开半合，花瓣边缘枯黄，像被火燎过。赵远转身往办公楼走，走了两步又停下，回头对小孙说：

“座牌摆后排，别放主席台。”

小孙愣了一下，嘴巴张着，像没听清：“可是……李镇长说……”

“摆后排。”赵远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他说这话时没有带任何表情，眼睛平视着小孙，像在交代一件极平常的事。小孙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到底没再说什么，只轻轻“哦”了一声。

赵远继续往楼里走。楼道的穿堂风吹过来，带着点潮湿的霉味，把他衬衫下摆又吹得鼓起来。这楼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盖的，砖混结构，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已经斑驳。楼道不宽，墙上贴着几张防火宣传海报，一张比一张旧。头顶的吊扇嘎吱嘎吱转着，送下来的风也是热的，卷着灰尘味。赵远上了二楼，往东走到头，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

办公室的门是木头的，刷着黄色的调和漆，漆面鼓了几个泡。门把手松了，要往上提一下才能锁住。赵远进门，一股闷热的气流扑面而来。桌上的文件被风扇吹得哗哗响。那个落地扇是办公室里最值钱的东西，小张去年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六十块钱，风力倒是足，就是转起来满屋子噪声，像有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赵远把风扇调低一档，走到窗前。窗户朝南，正对着镇政府大门。窗台上落着层灰，旁边放着一个玻璃烟灰缸，里面堆着十几个烟头。他打开烟灰缸旁边的搪瓷缸，缸里还剩半杯凉透的茶水，茶叶梗浮在上面，像几尾睡着了的小鱼。他倒掉茶水，到楼下水房重新沏了杯。水房在楼后头的平房里，水管裸露在外，池子里积着黄锈。赵远拧开水龙头，先放了会儿水，等水清亮了才接满。水房里阴凉的，墙根长着绿苔，有股湿土味。

回到办公室，他刚坐下，电话就响了。铃是老式的那种，声音又响又尖，像用铁丝拉出来的。他接了，里面是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老周的声音。老周嗓门大，隔着电话线都震耳朵：“赵主任，赵处长到没到？我们蒋局长问了好几遍了。”

“到了。在会议室。”赵远说。

“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怎么不早点通知我们？蒋局长在路口等了一个钟头了。”老周说话带着点埋怨，“这大热天的，蒋局长那车空调还坏了，坐在里头像蒸笼。”

赵远“嗯”了一声，没多解释。老周又絮叨了几句，不外乎是要做好接待、注意细节，最后压低声音问：“赵处长这人脾气怎么样？听说是省厅出名的实在人。”赵远说：“不知道。”老周笑了两声，挂了。

赵远坐在椅子上，没有动。电话旁边放着一沓报纸，最上面的是省里的日报，日期是一个星期前的。他随手翻了两页，没看进去。窗外的知了突然不叫了，空气像被抽空了一瞬，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赵远站起身，走到窗边往下看。

院子里那辆银灰色中巴车已经发动了，排气管突突地响，排出一股淡蓝色的烟。车还是上午那辆车，司机老胡正拿着块抹布擦后视镜。县里来的调研组已经陆续上车了，有人拎着包，有人拿着茶杯，还有两个扛摄像机的年轻人，把机器往车后门搬。李副镇长站在车门口，正跟县里来的蒋局长笑着握手。蒋局长是那种很会做人的官，圆脸，弥勒像，握着李副镇长的手不放，另一只手还在他肩上拍了两下。李副镇长侧脸堆满了褶子，像一朵晒干了的菊花，每一道褶子都在努力向上挤。那笑容赵远见过无数次，对着上级时堆出来，对着下面人时收起来，收放自如，像有个开关在控制。

赵远点了一根烟，慢慢抽。烟雾从鼻孔里出来，在窗前绕了个圈，散在风里。楼下李副镇长已经上了中巴车，车门“嗤”一声关上，车慢慢驶出院子，拐上门口那条柏油路，车尾灯在太阳下不太显眼，像两粒红色的扣子。

赵远站在那里，抽完了一整根烟。烟灰掉在窗台上，被风吹到楼下的水泥地上，摔碎了。

中午，赵远没去食堂。他从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翻出一包方便面，撕开，把面饼丢进搪瓷碗，用暖瓶里的热水泡上。暖瓶里的水是早上灌的，不算烫，面饼泡了半天还是硬的。他用筷子搅了搅，凑合着吃。小张从外面回来，带了个盒饭，看见赵远在吃泡面，说：“赵主任，你早说啊，我给你带一份。”赵远说不用，你吃你的。小张就坐在自己桌前，打开盒饭吃起来，边吃边用手机看视频。视频外放的声音很响，一个女人用夸张的口吻在解说一部电视剧，说男主角怎么出轨，女主角怎么复仇。赵远听着，有点烦躁，但没说话。小张看了几分钟，自己把声音调小了。

吃完泡面，赵远趴在桌上眯了一会儿。趴着睡不舒服，胳膊压得发麻，心脏跳得很重。半梦半醒间，他恍惚又回到了省城，办公室外头有人敲玻璃，他抬头，看见周晴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两个饭盒。她那天穿了件米色的连衣裙，头发刚洗过，散在肩上，发梢微微卷着。她说：“你怎么又不去食堂？我给你带了。”他站起来去接，还没碰到饭盒，人就醒了。眼前是镇政府办公室斑驳的天花板，风扇还在吱呀吱呀地转，窗外的蝉声又响起来了。

赵远抹了把脸，喝了一大口凉茶。茶叶梗沾在舌头上，他吐出来，扔进烟灰缸里。

二、车票上的手写座号

赵远在这镇党委当综治办主任，是五年前从省农业农村厅调过来的。

说“调”是好听的。五年前，他那会儿还是省厅科技处的副处长，三十八岁，副处级，在省直机关里算得上年轻有为。那时他分管农业技术推广、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建设，手里攥着几个项目的审批权。厅里人都说，科技处的小赵有前途，领导器重，同事服气，再干两年，正处级稳稳当当。他自己也觉得日子会一直那么下去，像一条平稳的河，顺着河道慢慢往前淌。

后来出了点事。具体什么事，镇里很少有人知道全貌。赵远从不解释。刚来那会儿，镇上人都伸长了脖子看热闹，有人猜他得罪了领导，有人猜他犯了经济问题，还有人猜得更离谱，说他跟哪个女的有关联。这些猜测在镇上的茶馆、饭馆、理发店里流转，添油加醋，越传越邪乎。赵远有时在街上走，能感觉到背后有人指指点点。他不回头，也不辩解，把自行车骑得飞快，车轮碾过镇上的青石板路，颠得车筐里的手提包跳起来。

那辆自行车是他在镇上一家修车铺花一百五十块钱买的二手货，二八大杠，飞鸽牌的，车身漆皮掉得花花搭搭。车筐是后来加的，铁丝编的，生着锈。他每天骑着它上下班，车筐里装着个人造革手提包。那包是周晴以前给他买的，黑色的，方方正正，第一次用的时候周晴说：“这个好，配你。”后来包带子断了，他舍不得扔，用黑色的棉线缠上，缠了好几圈，接头处结了个死疙瘩，像条丑陋的蜈蚣趴在带子上。包里的东西不多：一个笔记本，一支圆珠笔，一包烟，一个打火机，偶尔放几个从家里带来的煮鸡蛋。

他来溪湖镇报到的头一天，是那年十一月中旬。天已经冷了，风从北边刮过来，卷着枯叶，把汽车站门口那些摆摊的都吹得缩起了脖子。赵远从长途汽车上下来，拎着一个旧行李箱和那个黑色手提包。行李箱的拉杆坏了，只能用手提着，提手又细又硬，勒得他掌心发红。他站在汽车站出口，四下张望。汽车站很小，两间门面，门口停着几辆拉客的三轮车。那些三轮车师傅看见他，围过来问“去哪儿”，嘴里哈着白气。赵远说去镇政府。一个老师傅说：“五块钱。”赵远就上了他的车。

三轮车在镇上的街道上突突突地跑，座椅硬邦邦的，震得人骨头都酥。赵远看着街道两边的店铺：卖农药化肥的、卖五金杂货的、卖油条豆浆的、卖寿衣花圈的。招牌有大有小，有的字都掉了笔画。路过一个菜市场，人来人往，三轮车慢下来，老师傅按着喇叭，嘴上“借光借光”地喊。赵远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警车，两个民警站在车旁，正跟一个卖菜的中年女人说话。那女人挑着担子，白菜码得整整齐齐，她低着头，一边说话一边抹眼睛。

到了镇政府门口，赵远下了车。镇政府的大门是铁栏杆的，刷着银灰色的漆，上半截生着黄锈。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白底黑字，写着“溪湖县溪湖镇人民政府”。牌子有些年头了，漆面开裂，字迹倒还清楚。赵远站在门外，看着那块牌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坠了一下，沉甸甸地往下坠。

迎接他的是当时还是副镇长的老周。老周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乡镇干部，头发花白，脸堂黑红，穿着件旧夹克，裤脚挽到脚踝。他走过来，握住赵远的手，力道很大，像要把人从地上拎起来：“赵主任，欢迎欢迎，我姓周，你叫我老周就行。”赵远说：“周镇长。”老周笑了，说：“别别别，副的，副的。”他领着赵远往里走，一边走一边介绍：“这是党政办，那是最边上那栋是宿舍，你住二楼东边那间，我让人收拾过了，有床有桌子，热水在楼下水房，厕所是公共的，在走廊尽头……”他说得很快，像背熟了似的。

赵远跟着老周上了楼，宿舍门开着，里面收拾得倒干净。一张单人床，铺着蓝白格子的床单，看着是新的。一张书桌，一把木椅，墙角放个塑料脸盆架。窗户是老式的木窗，有两块玻璃裂了，用透明胶带贴着。老周说：“先凑合着，以后慢慢添置。”赵远说：“挺好的。”他把行李箱放在墙角，打开，从里面一件一件往外拿。衣服、书、洗漱用品、还有一盆用报纸包着的君子兰。花已经蔫了，叶子耷拉着，土从报纸缝里漏出来。老周看见了，说：“还带了花？”赵远说：“带着吧。”他把花放在窗台上，解开报纸，那君子兰的根还带着湿土，叶子在冷风里哆嗦了一下。

头一个月，赵远几乎没怎么出门。除了去办公室，就是回宿舍。食堂的饭他吃得不多，总觉得嘴里没味。有时候半夜饿醒了，就坐在床上抽烟。烟头攒多了，没地方扔，他找了个空罐头瓶当烟灰缸。那罐头瓶是黄桃罐头剩下的，玻璃的，外面还贴着商标，图案已经磨糊了。周晴知道他爱吃黄桃罐头，以前家里总备着几罐。他来的时候太匆忙，没带。后来在镇上超市买了一罐，三块五，打开，糖水很甜，桃子肉有点硬。他吃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放回冰箱——宿舍里没有冰箱，他就把罐头放在窗户外边，用塑料袋裹着。结果第二天被镇上的野猫偷了，袋子咬得稀碎，罐头瓶摔在地上，碎成几片。

那年冬天特别冷。镇上的老人都说，溪湖镇好多年没下过那么大的雪了。赵远到镇上不到半个月，就赶上了一场大雪。雪从清晨开始下，越下越大，到了傍晚已经没过了脚面。他撑着把黑布伞去食堂打饭，路过办公楼前的花坛时，看见那圈矮围栏被雪盖成了白色，只露出几个红砖的角。老槐树的枝丫压着雪，不时有雪块掉下来，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食堂里热气腾腾的，大家在议论这场雪，说地里的油菜不知道能不能扛住。赵远端了饭，坐在角落里吃。他看见窗外有人匆匆走过，缩着脖子，脚步又急又重，踩得积雪咯吱咯吱响。

那天晚上，他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是周晴的。他看了看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他拿着手机走到走廊上，风从走廊那头灌过来，冷得刺骨。接起电话，那头周晴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说：“到那儿了？”赵远说：“到了。”她说：“冷吗？”赵远说：“还行。”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周晴又说：“你那件羽绒服我给你寄过去了，还有两盒胃药。你冬天胃不好，记得吃。”赵远说：“好。”周晴说：“那我挂了。”赵远说：“好。”周晴说：“赵远，你……”她说到一半停住了，像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赵远握着手机，听见电话那头有细微的呼吸声，也可能只是风声。过了几秒，周晴说：“算了。你早点睡。”然后挂了。

赵远在走廊上站了很久。雪还在下，从漆黑的夜空里纷纷扬扬地落下来，他看见自己的呼吸在眼前凝成一团白气，很快被风吹散。

第二天，雪停了。赵远发现自己宿舍的窗台被雪封了半截，那盆君子兰从窗台上掉下来，花盆摔碎了，土块散了一地，根须露在外面，叶子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霜。他把君子兰捡起来，把土收拢了，想找个新花盆栽上。

可镇上没有花店，供销社里只有塑料盆，没有花盆。他只好把君子兰暂时种在一个破了角的搪瓷脸盆里，放在房间角落。君子兰活了下来，但活得不好，叶子一直蔫蔫的，后来从叶尖开始发黑，慢慢枯掉了一半。赵远没有扔，还是隔几天浇一次水。直到第二年开春，那花也没再发出新叶。

镇上的工作躲不开人。综治办每天面对的都是鸡毛蒜皮：张家的鸡啄了李家的菜，王家的猪拱了陈家的地，东头两口子闹离婚，西头妯娌因为一个菜碗打起来。赵远一开始还拿处理省厅文件的条条框框来应付。他习惯在材料上写“一是、二是、三是”，习惯做会议记录分“出席、列席、请休假”，习惯用规范的语言去描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

可他很快发现，这些在镇上根本行不通。那些缠着包头巾的大娘会拍着桌子骂他，骂得唾沫横飞，土话他半懂不懂，只能干瞪眼。有一次一个老汉来办公室，说邻居家的狗咬了他家的鸡，要综治办去“给个说法”。赵远说：“这个不属于我们管，你去找派出所。”老汉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说：“派出所管人，不管狗。

你们综治办综治办，综个啥？鸡不是你的，你就不管？”赵远被问住了，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接。老汉骂骂咧咧地走了，出门时还把门摔了一下。

赵远坐在办公室里，太阳从窗外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忽然觉得很累，有种被抽空的感觉。以前在省厅，他处理的都是大项目、大材料，一份报告交上去，署的是处室的名字，签字的是厅长。他的工作像一座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虽然不起眼，但机器的运转离不开他。可在这里，他面对的是一地鸡毛，是一张张具体的、鲜活的、油盐不进的脸。他拉不下那个脸来，听不懂那些话，学不会那些门道。

有一回两个村因为灌溉渠争水，锄头铁锹都举起来了。赵远接到电话时是下午三点，他骑着自行车往现场赶。路是土路，坑坑洼洼，自行车颠得他骨头都快散架。到了现场，两边已经围了几十号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手里都攥着家伙。赵远挤进去，喊了几嗓子“冷静”，声音像掉进棉花堆里，根本没人听。有人推了他一把，他踉跄了两步，脚底踩空，一屁股跌进稻田里。泥浆溅了他一身，从裤腿到衣领，凉得他打了个激灵。他爬出来，浑身湿透，泥水顺着手指往下滴。两边的人还在吵，声音越来越大，像要把天掀了。

最后是镇里的老调解员赶过来。老调解员姓方，叫方满仓，六十多了，退休后被镇里返聘。他骑着一辆旧电驴，车后架上绑着个塑料工具箱。到了现场，他先不劝架，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条红梅烟，拆开，一人一根。等两边的人把烟都点上了，老方才有说有笑地走到两个村民小组长跟前，把两人拉到一边耳语了几句。

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反正最后那两拨人慢慢散开了。吵了一上午的事，就这么散了。老方拍拍身上的土，走到赵远跟前，说：“赵主任，你文化人，整那些文件没用。村里人，认的是人，不是道理。”他说得很平静，一边说一边把剩下的烟塞回工具箱里。

赵远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些人散了，看着老方骑着电驴走远。他手里的泥慢慢干了，在皮肤上结成一层壳。他低头看了看自己，从上到下，像从淤泥里捞出来的。他忽然就笑了，笑声不大，闷在喉咙里，像哭。

那天晚上，他回到宿舍，洗了个热水澡。浴室在楼下平房里，两个隔间，男女各一个。热水器是燃气的，火苗忽大忽小，水温时冷时热。他站在花洒下面，水浇在身上，泥水顺着地漏流下去，流了很久才清澈。他闭着眼睛，想起老方说的话，又想起自己在省厅时写过的那些报告，什么“科学决策”“精细化管理”“长效机制”，那些字眼此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沾着点滑稽的气味。

从那以后，赵远慢慢学会了一些土办法。学会下村带两包烟，一包好的给村干部，一包便宜的散给村民。学会蹲在地上听人说话，不管对方是六七十岁的阿婆还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学会把自己的茶杯递到对方嘴边，连说“先喝口水”。

学会不把“这事不归我们管”挂在嘴上，而是先听完了，再想折中的办法。五年下来，附近几个村的人都知道镇综治办有个“赵主任”，说话带着点外地口音，做事不急不慢，谁家有难处找过去，他多少能管点用。

但该走的关系，他还是不走。镇上组织聚餐，他吃一半借口家中有事提前走。逢年过节的走动，他从来不去领导家串门。有次年底班子内部测评，李副镇长找他谈话，说他不合群，影响团结。他点头说“是”，回头依旧骑那辆破自行车下班。

小张有次半开玩笑地说：“赵主任，你是不是看不上咱们镇上这些人？”赵远说：“不是。”小张说：“那你怎么不跟人吃饭？”赵远想了想，说：“我吃不惯太油的。”小张笑，说这算什么理由。赵远也笑，没再解释。

他的办公室在二楼靠东边那间，窗户对着镇政府大门。那是整条楼道里最小的一间，里面摆两张桌子。靠门那张是综治办小张的，小张是去年刚来的事业编，天天在办公室看备考公务员的书。赵远从不干涉他看书。小张偶尔打起游戏，赵远也不说什么，只是到楼下打水时，顺便把两个人的暖瓶都灌满。小张有时不好意思，说：“赵主任，你别老给我打水，我自己来。”赵远说：“顺路。”

那天从花坛边回办公室后，小张正在手机上刷短视频，声音外放，里面一个女人在唱“你莫走”。那首歌赵远听过，镇上好几个店铺都在放，旋律简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他坐下，翻开一个卷宗，是山背村两个自然村之间的林权纠纷，写了一半。他看了一会儿，落不下笔。卷宗里夹着一份手绘的林地示意图，是用圆珠笔画的，线条歪歪扭扭，标注着谁家的核桃树在哪个坡，谁家的杉木林从哪条沟算起。赵远看了半天，心里盘算着两边的调解方案，可那首歌一直往耳朵里钻，搅得他心烦。

桌上有一张从普通笔记本撕下来的纸，皱巴巴的，用蓝色圆珠笔写着几个名字，都是县里派来的人。赵远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上面写着“蒋局长、周科长、刘股长、司机小吴”，最后一行用铅笔轻描淡写地写着“赵处”两个字，没有名字。赵远记得小孙上午问过他“赵处长是哪位”，他当时说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但他看见“赵处”两个字时，心里某个地方隐隐痛了一下，像有人隔着衣服按了按那道旧伤。

他拉开抽屉，从最里面摸出一个透明的文件袋。文件袋有些旧了，拉链缺了颗齿，里面是一张车票。车票很旧了，粉色的底，字已经褪得不清楚。正面印着省城到溪湖县的发车日期，日期是十年前的。背面有人用圆珠笔手写了一个座号：7号。

字是女人写的，笔画很轻，带着点向左边倒的斜度。那个“7”字写得秀气，横平竖直，只是拐弯处有点颤，像当时正坐在车上，随着车的颠簸写出来的。赵远用指腹摩挲了一下那个数字，像在摸一件很脆的东西，怕用力大了会碎掉。然后他迅速把车票放回袋子里，合上抽屉，像藏起一桩不能说的事。

下午两点半，院子里的人开始多了。赵远下楼时，看见小孙正站在中巴车门口，怀里还抱着那几个座牌。太阳斜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歪歪扭扭的，像一截被踩弯的麦秆。小孙的衬衫依旧是湿的，后背上那片汗渍还没干，从远处看像贴了一张地图。他看见赵远，像看见了救星，抱着座牌小跑过来。

“赵主任！”小孙叫了他一声，“座牌摆后排吗？”

赵远看了一眼那辆中巴车，车窗擦得锃亮，反光里映出办公楼的红砖墙。那楼的三层窗户开着，有几个脑袋探出来往下看。李副镇长站在楼门口，正跟蒋局长并排走着，笑得声音很大，像把一上午没笑完的都攒在这一刻笑出来了。赵远收回目光，说：

“摆后排。”

三、让座

调研组是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的，来考察溪湖镇西山茶园改造项目。项目是县里的重点，据说省农业农村厅那边也挂了号，拨了专项资金。带队的是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个副局长，姓蒋，五十来岁，圆脸，笑起来像个弥勒佛。李副镇长从中午开始就围着他转，递烟、引路、说笑，整个人像拧了发条，从楼里跟到楼外，从食堂跟到停车场。

中巴车在镇政府门口停着，车头绑着朵红绸花，不知道是从哪个活动上拆下来的，花瓣被风吹得有点散。那红绸花约莫脸盆那么大，中间用细铁丝扎着，几片花瓣已经卷了边，露出发白的背面。司机老胡正在用鸡毛掸子扫车头的灰，见赵远走过来，点头打了个招呼：“赵主任，下午你也去？”赵远“嗯”了一声，站在车后头点了根烟。老胡也不说话，继续掸灰。两个人一个掸灰，一个抽烟，在太阳底下沉默着。

赵远看见李副镇长引着蒋局长往前面那辆黑色轿车走。蒋局长摆摆手，说了句什么，又折回来上了中巴车，说“咱们一块儿坐，路上也聊聊”。李副镇长连声说“好，好”，跟着上了车。那辆黑色轿车是镇上的公务用车，司机发动了又熄火，熄火了又发动，最后自己开回后院了。

车上已经坐了五六个人，有的在整理材料，有的在打盹。有个穿碎花裙子的女干部在补妆，小镜子举得高高的，往脸上扑粉。有个年轻男的正往笔记本上写东西，写得飞快，像是在补作业。车中间的座位上，小孙把座牌整整齐齐摆成一个直角，最上面的“赵处长”座牌红底黑字，在暗淡的车厢里亮得有点刺眼。那红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有点发黑，像凝固的血。

赵远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最后一排颠，空气也闷，后轮的正上方，过个坑能把人弹起来。但他习惯坐最后面。在省厅那些年，每次外出调研，他也喜欢坐最后，靠窗。周晴问他为什么，他说：“后座能看见全车人。”周晴说：“你就装吧，你是不想跟人说话。”他没否认。

中巴车发动机轰轰响，车身轻轻颤着。赵远撕了张湿纸巾擦手。湿纸巾是小张塞给他的，说天热擦擦。他擦了手，又擦了擦脸，然后把纸巾叠好放进塑料袋里。他翻看手机里的工作群。群里正在发调研路线，点开一看，红红绿绿的箭头画了四五个点，从政府出发，走青溪大道到西山茶园，再从后山绕到茶厂，最后是镇上安排的接待晚宴，地点在清溪人家酒店。赵远看了两秒，退出来，把手机塞回兜里。

车门又开了，上来一个人。五十多岁，穿着件蓝色条纹T恤，下面是条米色休闲裤，脚上是一双白色运动鞋，看着像哪所学校的体育老师。他手里提着个灰色双肩包，包有点旧了，拉链头子掉了，用根红绳系着。他上了车，有点局促地站在过道里，目光朝四下扫，像在找座位。车里没人抬头，只有小孙看了他一眼，又低头去整理座牌。

此时车上除了后排靠外的几个位置，基本都坐满了。靠前的位置空着一个，正好在小孙摆座牌的正前方，那是李副镇长本来说给“县里领导”留的。赵远抬头看了一眼那人的侧影，又低下了头。他注意到那人后颈处有道晒痕，领口以上是黑红色的，以下白一点，像在地里晒出来的。

李副镇长从前面回过头来，也看见了那人。他皱了皱眉，站起来，拿手指了指后排：“同志，你往后坐，前面位置满了。”

那人愣了一下，说：“好，好。”往后面走了两步。赵远看见小孙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被李副镇长一个眼神堵了回去。那眼神赵远熟，叫“别多话”。小孙刚到镇上时，李副镇长在大会上说过：“新来的同志，多看少说，不要抢着表态。”当时小孙还举手说“好”，引来一片笑声。

赵远没动。等那人走到他前面一排坐下，他看见那双白色运动鞋已经灰扑扑的，鞋底沾着几片草叶，像是从哪个村的地头走过来的。鞋帮子上还有几粒干了的泥点，黄黄的，像撒了层椒盐。那人坐下后，把双肩包抱在怀里，朝窗外看了看，又回头朝赵远笑了笑。那笑容很轻，带着点不好意思，像在说“打扰了”。

“你是省厅下来的吧？”赵远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那人回过头，脸上有点不好意思：“啊，我是省农业农村厅产业处的，姓赵。”

车厢里安静了一秒。那安静像有人猛地拉了一下线，把所有的声音都收走了。赵远觉得胸口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他坐直身子，目光在对方脸上停了一瞬。那人约莫五十上下，脸色微黑，两鬓有些白，眼角有细细的纹路，笑起来带着点憨厚，像地里刚锄完草回来。他的眉毛很浓，但眉头处有几根特别长，向两边翘起来，看着和善。T恤领口有一圈汗渍，肩膀上散落着几根短发，不知道是谁的。

“你是赵处长？”赵远问。

“别叫处长，叫老赵就行。”那人摆摆手，笑得有点不好意思，“今儿一大清早从省城坐车下来，路上堵了一个多钟头，差点没赶上。到了镇政府门口也没个人。”他笑了笑，“没事，找到了就好。”

赵远没接话，喉咙里像卡着一口烟。他忽然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十年前，也是在这样一辆大巴车上，他也是从省城下来，也没人接，也站在过道里找座位。那时候他的位子被人占了，一个县里的副局长，喝得脸红脖子粗，看他一个年轻干部，坐在位子上动也不动。车里没地方坐了，他站在过道里，扶着头上的行李架站了一路。浑身湿透，鞋子里全是水。后来是一个女人给他递了张车票，说他的票掉了。他接过票，背面用笔写了个“7号”。

想起这事，赵远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屈了一下。他看向窗外，太阳已经偏西，院子里的老槐树把影子拉到了花坛边。

正在这时，李副镇长从前排站起来，往后面看了一眼。他目光扫过赵远，又扫过那个穿条纹衫的男人，眼里闪过一丝不耐烦。他本来已经坐下了，这会儿又站了起来，几步跨到赵远面前。

“赵远，你坐前面去，后面挤。”李副镇长说，声音不大，但能保证周围人都听见。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笑，像在关心人，可那笑只挂在嘴皮上，眼里的冷意像冰碴子。

赵远没动。他抬眼看着李副镇长，目光平得像碗底的水。

“听见没？”李副镇长又说，语气里多了点命令的意味，“坐后面干嘛？这车颠得厉害，你身体又不好……”

旁边有人低声笑起来。是跟蒋局长同来的一位科长，姓周，长得精瘦，嘴里叼着根牙签，笑嘻嘻地插了一句：“李镇长，你们赵主任好这口，喜欢压阵。”他说完还朝赵远挤了挤眼，像在说一个只有他们才懂的玩笑。

话音一落，车里有人“扑哧”笑出声。那笑声闷在喉咙里，像从封口的坛子里透出来的，又短又刺耳。赵远认出笑的是坐在第三排的那个男干部，刚才还在补笔记，这会儿正笑得肩膀直抖。李副镇长也笑了一下，嘴角朝上提了提，很快又收了回去，重新看着赵远，像在等他起身。

赵远的手放在膝盖上，没有动。车里很安静，只剩下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和空调口吹出来的风声。他觉得自己像个被推到前台的人，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他会怎么做。让座，这在他这辈子不是什么新鲜事。十年前让过，五年前也让过。让来让去，好像座位永远轮不到他。

“李镇长。”赵远站起来，动作很慢，像要把什么很重的东西从座位上剥离开。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不慌不忙，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这车是调研组的车，你让我坐前面，我坐了。那这位省厅来的赵处长，你让他坐哪里？”

李副镇长愣了一下。那愣是瞬间的，脸上的表情还没来得及切换，先是一阵错愕，接着眼里飞快地掠过一丝慌乱。他扭头看看小孙摆的座牌，又看看坐在赵远前面的那个人。那个人也正看着他，脸上带着点尴尬，像在说“不用麻烦”。李副镇长的嘴张了张，没发出声。

“什么赵处长？”李副镇长说，嗓子突然有些发干，“我……这不是还没……”他说不下去了，因为此时蒋局长从前面座位上回过头来，顺着李副镇长的视线看过去。

蒋局长的目光落在那人脸上。他的脸本来白白胖胖的，带着笑，像发酵得恰到好处的面团。可就在那一瞬间，那笑凝固了，接着整张脸像被什么烫了一下，屁股猛地从座椅上弹起来。

“哎呀！赵处长！您怎么坐后面去了？”

蒋局长的声音陡地拔高，带着一股子油光光的热情。他三步并作两步往后走，身子微微向前倾，两只手老远就伸出去了。那动作太快了，快得像被人从后头推了一把。他的皮鞋踩在过道里，噔噔噔地响，把车里的空气都搅得热烘烘的。

“我来得迟了，就随便坐了。”那人摆摆手，站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跟蒋局长握了握手。蒋局长握着他的手不放，一个劲地晃，像握着什么失而复得的宝贝：“赵处长，都怪我们接待不周，都怪我们。早上我们去路口接您，没接到，还以为您改期了呢。”

“没事没事。”赵处长说，“我坐公共汽车来的，一路顺利。”

李副镇长站在过道中间，脸上的血色像被人一层层剥掉，由红转白再转青，最后定格成一种难看的酱色。他一只手还保持着朝前指的动作，另一只手紧紧攥着公文包提手，指节发白，像要把那根提手生生勒断。他看见蒋局长弯着腰跟赵处长说话，看见小孙把座牌从后排拿起来，慌慌张张地往前排挪，看见周科长把嘴里的牙签吐出来，眼珠子转来转去。他觉得自己像被晾在太阳底下的鱼，浑身发烫，嗓子冒火，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赵远看了他一眼，往旁边挪开一步，给蒋局长让了条路，自己重新坐回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他坐下去时，窗外忽然吹来一阵风，把老槐树的叶子吹得翻了过去，一片片银绿银绿的，像无数面小镜子在反光。他看见李副镇长还站在过道里，影子投在车窗上，黑黑的一团。

中巴车发动了。

四、车进大院

中巴车在乡道上颠了二十多分钟，拐进西山茶园的水泥路。路两旁是一垄一垄的茶田，从车窗望出去，满坡的绿，像有人把整座山都泡在了碧水里。茶田中间插着几块牌子，白底红字写着“西山村集体经济产业园”。那牌子有大有小，有的还包着塑料薄膜，薄膜被风吹得猎猎响。有几个茶农弓着身子在垄间忙活，草帽在日光下一晃一晃的，像漂浮在绿色海面上的小舟。远处山坡上，成片的茶田沿着等高线层层叠叠，像一条条巨大的绿色阶梯，从山脚一直铺到半山腰，云影从上面缓缓滑过，把绿分成了深浅不一的色块。

蒋局长一路上都在跟赵处长说话，声音不高不低，全是些官面上的客套话。他说西山的茶好，说这几年县里下了大决心抓茶产业，说茶农的收入年年长。赵处长应着，偶尔“哦”一声，更多的时候只是点头。他不太像下来调研的领导，眼睛始终看着车窗外面，看那片茶田，看田里那个拄着锄头直起身擦汗的老汉。那老汉看起来七十来岁，戴一顶破草帽，裤脚卷到膝盖上，两条腿瘦得像枯枝。他擦汗的动作很慢，手举到额头，停了一下，再慢慢放下来。赵处长看着，看了好一会儿，一直等到车拐了弯，那个老汉不见了。

李副镇长坐在蒋局长斜后方，脸朝着前，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截紧绷绷的树桩。有几次他想插话，刚叫了句“赵处长”，就被蒋局长的话头轻轻巧巧地盖了过去。蒋局长说话密，像织布，一句接一句，缝得严严实实。李副镇长叫了好几次，都像一滴水掉进河里，连个响都听不着。他后来就不叫了，把后背靠在座椅上，手搁在扶手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一下一下，像在数着什么。

周科长坐在李副镇长旁边，一直在回消息。手机屏幕的光打在他瘦长的脸上，把他颧骨照得发青。他时不时抬头笑笑，也不知笑给谁看。那个补笔记的年轻干部已经睡着了，脑袋随着车的颠簸一晃一晃，快要磕到车窗又猛地弹回来。

赵远坐在最后一排，旁边堆着两箱矿泉水和一摞宣传册。宣传册的封面上印着“溪湖县西山生态茶园”几个字，字是烫金的，背景一片绿。他拿起一本来翻，里面全是照片：茶园全景、茶厂车间、茶农笑脸、领导视察。翻到最后，有一页是“项目成果汇报”，列着几行数字：新增茶园面积多少亩，带动农户多少户，人均增收多少元。数字写得很大，像怕人看不见。赵远看完，把宣传册放回原处，侧过头看窗外。

车到茶园入口处，停了。入口处有个简易的门楼，是用松木搭的，上面横着一块木板，写着“西山生态茶园欢迎您”。木头没上漆，风吹雨淋的，裂了几道口子。门楼两侧各摆着一个木箱，里面种着两棵茶树，树冠修成球形，有半人多高。几只蜜蜂绕着茶树飞，嗡嗡嗡的。

赵远最后一个下车。脚刚踩到地面，一股热浪卷过来，裹着茶青味和泥土味，混成一种温吞吞的、让人发懒的气味。日头还高着，光从云隙间漏下来，把人的影子压得又短又扁。他看见赵处长已经走到前面去了，蒋局长跟在旁边，用手指着远处的一片山坡说着什么。李副镇长跟在他们后头，始终落后半个身位，像一条不敢太靠近岸的船。

调研活动并不复杂。先到茶厂看杀青机。茶厂是栋两层的砖房，外墙刷着白涂料，涂料已经泛黄。车间里摆着几台机器，有滚筒杀青机、揉捻机、烘干机。机器都擦过了，看着油亮亮的，像刚从包装箱里拆出来的。几个工人站在机器旁，穿着统一的蓝色工作服，胸前别着工牌。赵处长走过去，围着滚筒杀青机看了又看，问杀青温度多少，时间多长，一锅能出多少。负责讲解的是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说话有点紧张，额头上全是汗。他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比画，赵处长问得细，他有时答不上来，蒋局长就使眼色让旁边的人补充。

赵远站在人群外头，跟几个茶厂工人在一处。那些工人也插不上话，就远远站着，三三两两地说闲话。赵远听了几句，一个说“早上六点就把机器擦好了”，另一个说“你擦的那台不行，杀青机上还有茶垢呢”，第三个说“那台又不用，领导又看不着”。几个人笑起来，笑声闷在喉咙里，像从机器底下的阴影里渗出来的。

出了车间，沿着垄沟走。垄沟不宽，两个人并排就挤了，调研组的人只能排成长队，沿着茶树之间的窄道走。有人在前面照相，镜头上的灯一闪一闪的，把茶树叶上的露水都照亮了。几个茶农在技术员的安排下剪了几枝茶芽。他们动作熟练，手指在茶树枝条间上下翻飞，几秒钟就是一把。赵处长看了一会儿，也弯下腰去试了试。他摘茶芽的动作笨拙，像怕弄疼了树，半天才摘了几片。有个茶农大娘在旁边笑，说：“领导，你那样摘，到天黑也摘不满一篮子。”赵处长也笑，说：“所以你们辛苦啊。”他把摘的茶芽放进大娘的竹篮里，大娘慌了，说：“使不得使不得，领导您摘的自己拿着。”赵处长说：“拿着也没用，我又不会炒。”周围的人都笑了，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

赵远跟在最后，脚步放得慢，没人注意他。走到岔路口时，赵处长忽然停下来，弯下腰去拨弄路边一株茶树。那茶树比旁边的都矮，叶片有些发黄，叶背上长着一层细细的白毛。赵处长摘了片叶子放进嘴里嚼了嚼，眉头微微皱起。

李副镇长眼尖，立刻凑上去：“赵处长，我们这茶不施农药的……”

赵处长“嗯”了一声，说：“这茶叶的炭疽病治过没有？”

李副镇长愣了愣。旁边的技术员赶紧接话：“治过治过，四月份打的苯醚甲环唑。”

赵处长点点头，把嚼过的茶叶吐在手心，扔进路边的杂草丛里，继续往前走。赵远注意到，赵处长吐出来的茶叶残渣颜色发黑，像嚼过的烟丝。他跟在后面走，经过那株茶树时也摘了一片叶子，放进嘴里。一股苦涩味漫开，舌尖微微发麻。他吐掉茶叶，心里动了一下。他知道茶树的炭疽病不好治，尤其是湿度大的年份，一旦扩散，整片茶园都要遭殃。但他没说话，只是把茶树叶在指间捏了捏，汁液把手染成了淡绿色。

下午五点半，调研结束。按照安排，一行人回镇政府开个简短的座谈会，然后去镇上的“清溪人家”吃饭。车回镇政府大院时，日头已经斜到了西边，把院墙染成暗红色。那老槐树的影子从东边移到了西边，斜斜地铺在花坛上，像一只巨大的手掌。中巴车喘着粗气停稳，车门“嗤”一声弹开。

赵远还在最后一排。他等前面的人都下完了，才起身往外走。脚刚踩到车厢地板上，就听见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下意识地往窗边躲了躲，从车窗望出去，看见院门口开进来三辆黑色轿车。轿车洗得锃亮，车轮碾过水泥地面，发出细密的沙沙声。那沙沙声在傍晚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像谁在用砂纸打磨着一块铁。头一辆车刚停稳，后门就打开，下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穿白衬衫，深灰西裤，左胸口袋别着支钢笔。赵远认出来，是县委书记陈河山。

陈河山下了车，目光迅速在院子里扫了一圈，落在正从中巴车上下来的赵处长身上。他几乎是跑起来的。那速度在官场上很少见，尤其是对一个县委书记来说。他的步子迈得又大又急，裤管被风带得向后飘，皮鞋跟打在水泥地上，像连珠炮。几个工作人员跟在他后头，几乎跟不上。

“赵处长！可算把您盼来了！”

陈河山远远地就伸出双手，身子前倾，步子快得几乎像被风推着。他的声音很大，在院子里荡起一圈回音，把站在旁边的李副镇长震得一僵。那声音像一面铜锣在空院子里敲响，余音嗡嗡的，把老槐树上栖息的一群麻雀都惊了起来，扑棱棱地飞过墙头，隐进了暮色里。

李副镇长刚走到车门口，正伸出一只手准备去扶赵处长下车。那手悬在半空，像一把忘了往哪里落的笤帚。赵处长已经迈下来了，先跟陈河山握住了手。李副镇长的手孤零零地悬着，过了两秒才自己收回去，插进裤兜里。他侧身让开，脸上的表情晦暗不明，像一块受了潮的木板。

赵远站在最后一排的车窗后面，隔着玻璃看着这一幕。天色慢慢暗下来，院内路灯还没亮。陈河山还在跟赵处长握手，又转身吩咐身后的人什么，声音急切而热络。他的一只手搭在赵处长胳膊上，像扶着一位年长的亲戚。赵处长脸上带着笑，但赵远看得出，那笑里有点疲惫，有点无奈，也有点说不清的东西。

赵远忽然觉得憋闷。那种感觉从胃里升起来，经过胸口、喉咙，一直顶到天灵盖。那感觉像被人按在水里，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他一把推开中巴车后窗，风从外面灌进来，带着傍晚的凉气，把他额头的汗吹干了大半。风里有股烧荒草的气味，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飘来的。他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胸腔里的滞闷散了一些。

他慢慢下了车。没往人群那边走，而是绕到中巴车后面，蹲在轮胎旁边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暮色里慢慢扩散，像一把撕碎的棉絮。烟头的光在昏暗中一明一灭，像一颗跳动的小星。不远处，陈河山已经引着赵处长进了办公楼，灯光唰地亮起来，整栋楼像一只突然睁开的眼睛。二楼的走廊灯也亮了，暖黄色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在院子的水泥地上画出一个又一个方格子。

李副镇长还站在原地。他回头往中巴车方向望了一眼，目光正好撞上赵远。赵远看见他嘴唇动了两下，像是想说什么，但终究没出声，一转身跟进了楼里。他的背影在灯光里显得很薄，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

赵远把烟抽完，又点了一根。两根烟抽完，才站起来，慢慢往楼里走。经过花坛时，他看见那朵半开的月季在暮色里缩成一个小点，像一滴溅在叶子上的血。

月亮从东边升起来了，淡淡的，像在水里洗过。院里的老槐树投下一团模糊的影子，把赵远整个儿笼了进去。

五、座牌上的名字

座谈会开在镇政府三楼会议室。赵远进去的时候，大部分人已经落了座。会议室的灯全开着，白得晃眼，照得桌上的军绿色桌布泛着一层薄光。墙上的时钟停在五点四十七分，秒针还在嗒嗒地走，每走一下，都像在往空气里投一颗小石子。

长条会议桌铺着军绿色的桌布，桌布上摆着矿泉水、烟灰缸和几个边角磨白的文件夹。桌布洗过很多次了，边角起了毛，有几块洗不掉的油渍，浅浅地晕染着。座牌一溜排开，正对门的是陈河山的，旁边是赵处长的，再旁边是蒋局长。赵远的名字也在桌上，被摆在最后靠墙的位置，离主位最远，像一只落单的棋子。那位置紧挨着饮水机，有人起来接水时，杯子里的水会溅出几滴，落在赵远的座牌上，慢慢淌下来，像泪。

小孙站在门口，见赵远进来，凑上去小声问：“赵主任，座牌我摆得对不对？”他额头上还是汗，眼镜滑到鼻梁中间，推上去又滑下来。赵远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他看见小孙手里的文件夹边角上卷着一张纸，正是上午那张写着调研名单的纸。纸上“赵处”两个字被水浸过，墨水洇开，像一小朵乌云。

陈河山正在跟赵处长寒暄，一口一个“老领导”。赵远这才知道，陈河山早年在省农业厅挂职过，跟赵处长同过一层楼。赵处长比陈河山还大几岁，一直管产业处，陈河山当科长那会儿就认识他。难怪陈河山一路小跑，那热络不是装出来的。他拍着赵处长的肩膀，又摸出烟来递，赵处长摆摆手，他就把烟收回去，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盒喉糖，倒了两粒在赵处长面前。

“赵处长这次来，怪我们溪湖镇没接待好，让您受委屈了。”陈河山端着茶杯，目光往李副镇长那里瞟了一眼。那一眼不重，像不经意扫过去的，但李副镇长像被什么扎了一下，身子不自然地直了直。

李副镇长本来在往本子上记什么，笔尖一顿，在纸上划了道长印子。那印子又深又重，把纸都划破了。他干笑了一声：“是是是，是我疏忽了。主要是下面的人不会办事……”

“下面的人不会办事，你这个带队的负总责。”陈河山脸上还笑着，语气却像刀片，薄薄的，快得很，“赵处长是省厅领导，又是你这条线上的直接指导，怎么会安排他坐中巴车？还坐后排？”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知了最后几声嘶鸣。那蝉声已经没有了白天的气势，断断续续的，像嗓子里卡着东西。有人轻轻咳了一声，又赶紧捂住嘴。那个补笔记的年轻干部本来拿着手机，这时手一僵，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女干部们都不说话了，眼观鼻鼻观心，只有风扇在天花板上转着，吱呀吱呀。

赵远低头转着自己的打火机，转了一圈又一圈，金属壳子在灯光下一明一灭。那打火机在他手里已经转熟了，正转反转都不掉。他听见陈河山的话，像从很远的水面漂过来，闷闷的。他忽然想起自己五年前离省城的那天，也是个座谈会，不过是在省厅的会议室里。那天也有一桌人，也有座牌，他的名字摆在靠门的位置。那天也有人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说这话的人，后来一路升上去了。

“不用检讨了。”赵处长摆摆手，笑得挺随和，“中巴车挺好，热闹。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坐哪儿都一样。”

这话听不出是真不在意还是给台阶。陈河山没再往下说，手指在桌上轻轻叩了两下，宣布开会。那两下叩得轻，但威力足够大，满屋子的人像被按了开关，齐齐翻开笔记本。

会议内容还是老一套。西山村茶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短板、村集体经济收入。蒋局长先汇报，讲了二十多分钟，数字连成串，像放鞭炮。他说县里投了多少万，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亩茶园，带了多少户。说完看了一眼赵处长，赵处长只是点头，说：“蒋局长讲得全面。”蒋局长就笑，笑得像个得了表扬的小学生。

接着是李副镇长汇报镇里的情况。他站起来，把笔记本摊在面前，清了清嗓子。他说话很讲究，该慢时慢，该快时快，像排练过许多遍。可今天不知怎么的，他念着念着就有些走神，眼睛往赵远那边瞟了好几次，有一句话重复了三遍。最后陈河山说：“老李，坐。”他才坐下了，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

赵远听了一会儿，眼神开始飘。窗外的天彻底黑下来，远山只剩一圈模糊的轮廓，像用淡墨在纸上随意画的一道。几只蛾子围着日光灯打转，翅膀粉簌簌地落在桌布上。那粉很细，像磨碎的珍珠母。赵远看见有一只蛾子落在赵处长的座牌上，在“处”字上爬来爬去。他下意识伸手想去弹，刚抬起手又放下了。

轮到赵远发言时，他只说了三句：“西山茶园今年的管护费还欠着农资店十七万。村里打报告了。建议县里尽早拨付。”

说完就闭了嘴。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平视着对面的墙，不看任何人。说完，他拧开矿泉水瓶，抿了一小口。会议室里静了两秒，陈河山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蒋局长，说：“这个事记下来。专题研究。”蒋局长赶紧点头，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李副镇长也低头写着什么，笔尖飞快，像要把刚才的失态全都补上。

散会时，赵远第一个站起来。他刚走到门口，就被赵处长叫住了。

“赵主任。”

赵远停下脚步，回头。赵处长从桌边走过来，手里拿着那个红色座牌，上面“赵处长”三个字在灯光下像用血描过。那三个字赵远再熟悉不过。他在省厅时的座牌，也是这字体，也是这红底。此刻这牌子从别人手里递过来，他觉得那一瞬像有人把他五年来的日子压缩成了一张薄薄的塑料片，轻轻放在他眼前。

“咱俩有缘。都姓赵。”赵处长把座牌顺手放到门边的小桌上，伸出手来，笑了笑，“赵远，你以前是不是在省厅科技处？”

赵远心里猛地一跳。他看着赵处长那张黝黑的脸，看着那双干净的眼睛，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那眼睛里有种老农式的坦诚，又带着点老机关的精明，两者搅在一起，不容易分辨。

“我记起来了。”赵处长说，压低了声音，“你就是那个……写报告反映问题的小赵。”

赵远的瞳孔缩了一下。他咬肌动了动，唇边挤出一个苦笑：“是。就是我。”

赵处长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门外，李副镇长正好经过，听见了这句“过得怎么样”。他脚步明显顿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去了，皮鞋声在楼道里回响，一声比一声急促。那声音像一根钢针，把走廊里的空气戳了几个洞。

赵远没看李副镇长。他望着赵处长，轻声说：“挺好的。这五年，学会了不少事。”

“比如呢？”

“比如蹲着吃饭，比如给人让座。”

赵处长愣了两秒。然后他笑了，笑纹在眼角堆起来，像茶田里的垄沟，一道一道的，很深。他拍拍赵远的胳膊，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赵远看见他走到楼梯口时，又回头看了自己一眼，那眼神里装着很多东西，有同情、有惋惜、有理解，还有一种无法说清的东西。赵远朝他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赵远站在门边，看着那个座牌被小孙收进纸箱。小孙动作很轻，像在收拾一件易碎品。他把座牌一个个整齐码好，用报纸包上。赵远忽然说：“小孙，那个红色的座牌，给我留着吧。”小孙“啊”了一声，把那个红底黑字的座牌抽出来，递给他。赵远接过来，掂了掂。很轻。轻得几乎感觉不到分量。

楼道里传来李副镇长渐远的脚步声，和窗外一阵风摇动老槐树的声音。那风从河上吹来，带着水汽，把楼道的闷热冲淡了些。赵远摸摸胸口，车票还在兜里，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贴着心脏的位置，像一枚旧伤结的痂。

他走下楼，慢慢走出办公楼。月亮已经升到半空，不算圆，像一块被人啃过一口的月饼，清辉洒下来，把院子的地面照得发白。他站在台阶上，深深吸了口气。空气里有茶香，有烧柴味，有远处飘来的炒菜香。他忽然觉得饿。

六、夜路

晚上八点，赵远没去“清溪人家”。他跟小张说了一声，自己从后门出了镇政府。后门是一条窄巷，两侧是斑驳的灰砖墙，墙上爬满爬山虎。那些爬山虎密密麻麻，叶片在风里翻动，像无数只绿色的手掌在墙上拍打。路灯照着，叶子绿中泛黑，一丛丛垂下来，像谁晾在墙头的旧衣裳。

巷子走到头，是一条河。河叫青溪，不宽，五六丈的样子，水流得慢，像睡着了的蛇。月光撒下来，碎成千万片银箔，在河面上漂着，忽聚忽散。赵远沿着河堤走，河边种着香樟树，树冠遮天，只在路面上漏下一些碎亮的光斑。空气里一股清苦的树香，混着河水淡淡的腥味。他走到一处石阶旁坐下。石阶是青石板的，早被无数双脚磨得圆滑，石面上沁着一层夜露，摸上去凉沁沁的。他脱了鞋，把脚浸进水里。水凉得从脚心蹿到后脑，整个人打了个激灵。他绷了绷脚背，水波在脚踝处绕了一圈，像谁在给他洗脚。

河对岸是一排二层小楼，家家户户亮着灯。有一户的窗户开着，里面传出炒菜的声音，锅铲碰铁锅，叮叮当当，像在敲小锣。油烟味飘过来，混着辣椒和蒜，香得让人胃里发空。赵远摸摸肚子，中午那半碗方便面早就消化干净了。他掏出手机看看时间，八点十七分。手机屏幕的亮光映在脸上，把他眼窝照出了两个阴影。

他摸出裤兜里的馒头，还是中午那半个。表皮已经干透了，捏起来像块石头。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嚼。嚼了很久，硬邦邦的碎末在嘴里打转，像在嚼砂粒。他费力地咽下去，喉咙里干得发紧。他又掰了一块，这次没嚼几口就吐在了手心，攥成拳头，把馒头渣撒进了河里。碎末在水面上浮了浮，慢慢地散了，顺水漂向下游。

手机响了。是小张打来的。

“赵主任，李镇长刚才来办公室找你。看那脸色……不大对。”

“知道了。”

“他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你去村里了。你别说漏嘴。”

“不会。”赵远说，“你早点下班，书看到第几章了？”

“申论，第三章。啥也没记。”小张在电话那头叹气，“赵主任，你说这公务员考试，咋这么难呢？我怎么觉得比高考还费劲。”

赵远笑了笑，挂了电话。他看着河面，从兜里摸出那个叠成小方块的车票，展开。月光很淡，字迹本来已经模糊，此刻只能看见一个淡蓝色的“7”字。那数字像浮在水面上，微微荡漾。他举起车票，对着月亮。月亮在云层后头，像蒙了层毛玻璃，光晕晕的。他看了一会儿，把车票重新叠好，放进胸前的口袋。

十年前，他三十四岁。那时在省厅科技处做主任科员，跟着厅里一个调研组去溪湖县调研产业扶贫。县里安排得很隆重，几个局长陪着，走到哪儿都有摄像机跟着。他在调研组里不起眼，负责记录和整理材料。回程那天，下起大雨，豆大的雨点砸在车窗上，把山景都砸糊了。调研组临时改坐大巴。赵远拎着行李上了车，发现自己的座位被人占了，对方是县里一个副局长，喝得脸红脖子粗，靠在椅背上打起了鼾。车里没地方坐了，赵远站在过道里，扶着头上的行李架站了一路。车身摇晃，他的额头好几次撞在行李架上，起了个小包。他浑身湿透，鞋子里全是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声。

到省城后，车上的人陆陆续续下了车。只有一个人没走。

她坐在靠后的位置上，等所有人都下完了，才站起来。她穿了件米色的针织外套，头发盘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脸颊边，被雨水浸得发亮。她走到赵远身边，把一张车票递给他。

“你的票掉了。”

赵远接过票，发现背面用笔写了一个“7号”。

“你的位置是七号。”她说，“那个副局长坐了你的座。你没说话。”

赵远接过票，手指触到她的手，很冰。他低低说了声谢谢。她没再说话，拎起自己的包往车门走。赵远跟在她后头，看见她的鞋也湿了，白色的帆布鞋，后跟处有一圈黄泥。她走到车门口，伞“啪”地撑开，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白色的雏菊。她回头看了一眼赵远，说：“你没带伞吧？一起？”赵远说：“好。”于是两个人并肩走进雨里，伞不大，他的左肩露在外面，没几步就淋透了。

后来他们结婚了。她叫周晴，是溪湖县农业局的一个普通科员。那年她跟着县里参与接待，算是个工作人员。她给赵远写座号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来。她只是看不惯那个副局长占座，又不好意思明说，才想出这个法子。赵远说：“你这个人，胆子小，主意大。”周晴说：“谁主意大了。”赵远笑：“不大？不大敢给省里的干部递纸条？”周晴也笑，拿枕头砸他。

他们结婚后一年，周晴调到了省城一个街道办事处。又过了一年，女儿出生。日子不宽裕，但过得踏实。周晴在办事处管民政，跟居民打了一辈子交道。她说：“你跟我是两个路数。你坐办公室写报告，我跑社区磨嘴皮子。”赵远说：“那你还看上我。”周晴说：“那时候觉得你老实，被人占了座也不吭声。”赵远说：“老实人吃亏。”周晴说：“吃亏是福。”赵远说：“那你还帮我。”周晴说：“我就看不惯老实人吃亏。”

可是后来，老实人真的吃了大亏。五年前，赵远在科技处副处长的位子上，牵头组织农业补贴项目核查。他在核查中发现溪湖县有一批茶叶种植补贴的申报材料有问题，涉及面积虚报和重复领取。他写了报告，找了领导。领导说“再了解了解”。他又写了实名举报信，递到了纪检组。那之后一个月，他被约去谈话。谈话内容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对方说：“你的反映材料我们收到了，正在核实。你先不要声张。”赵远说：“好。”他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第四个月，他被免去了科技处副处长职务，理由是“工作方法不当，造成不良影响”。调令下来，是去溪湖县溪湖镇任综治办主任。

临走那天，周晴在车站送他。她没哭，只是把那个黑色手提包递给他，说：“早去早回。”赵远说：“好。”他上了车，回头看了一眼。周晴站在人群里，怀里抱着女儿。女儿朝他挥手，喊“爸爸”。赵远把头转过去，一直没再转回来。

后来，离婚是他们商量好的。周晴说：“咱们不能这么拖着。你一个人在那儿，我在省城。女儿要上学，我也要上班。分开吧。”赵远说：“好。”离婚协议写得简单，房子归周晴，孩子归周晴，他什么也没要。周晴说：“等你那边的事结束了，再说。”赵远说：“好。”可“那边的事”好像永远结束不了。那封举报信像一块扔进水里的石头，沉下去，就再也没有消息。只有那个座牌，那个红底黑字的“赵处长”座牌，隔三差五地在他脑子里浮现。

赵远把车票放回口袋，站起来。脚还在水里，泡得发白。他抬起脚，在河边的石阶上踩了踩，水淋淋的，印出两个深色脚印。风从河面上吹来，钻进他的裤管，凉飕飕的。他望着河对岸的灯火，想到周晴现在应该也在吃饭。她在省城那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客厅朝北，厨房很小。女儿喜欢吃她做的番茄炒蛋，每次都要把汤汁拌饭吃。赵远以前在家时，番茄炒蛋都是他做。他做得不好，鸡蛋炒得碎，番茄切得大。但周晴从不挑，说“熟了就行”。

现在，她大概也学会自己做了吧。

赵远从河堤上走回镇政府。经过“清溪人家”饭店时，门口停着好几辆车，其中一辆黑色轿车里传来阵阵笑声。那笑声隔着一层玻璃，像从水里传上来的，闷闷的。他看见车窗摇下来一条缝，一只手伸出来弹烟灰。他走过去了，没有停。

回家的时候，月亮已经偏西了。赵远住在老街拐角处一栋旧居民楼的四楼，两室一厅。那是他离婚后自己租的，月租四百。楼里的住户大多上了年纪，天一黑就关门闭户。楼道里黑漆漆的，感应灯时灵时不灵，要跺脚才有微光。赵远跺了跺脚，灯亮了，昏黄的一小片。他上了四楼，开门。屋里一股闷热的气息，他把窗户推开，让夜风进来。远处的路灯漏进一点光，把窗台上的绿萝照得影影绰绰。

他坐在藤椅上，点了一根烟，没有开灯。黑暗里只有烟头的光在一明一灭，像一颗微弱的星。

七、门缝里的夜

敲门声响起时，赵远正在洗茶杯。茶叶梗沉在杯底，像几尾不肯游动的小鱼。他没有转身，只说了一声：“进来。”水龙头开得小，水细细地流，把杯底的茶叶冲得打旋。他关了水，把茶杯倒扣在搪瓷盘里，等着。

门开了。李副镇长站在门口，背后是阴黑的楼道，头顶那盏声控灯有些接触不良，忽明忽暗，把他的影子一截一截地往办公室里推。那影子长得很，从门槛一路铺到赵远脚边，像一条黑色的舌头。李副镇长的脸一半在明处，一半在暗处，明暗交界线从眉心劈下去，把他劈成了两个人。

“还没走？”李副镇长的声音有些干涩。

“就回了。”赵远关上水龙头，把茶杯摆回窗台。那杯子是他带来的，白瓷的，杯身上印着省农业厅的徽标，已经模糊了。他转过身，面向门口。

李副镇长反手把门关上。门没有全关，留了条两指宽的缝。那缝像一道伤口，外面的光从缝里挤进来，在地板上拉成一条细线。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过来，是软中华。那烟盒是红色的，金色封口，在灯下亮得刺眼。赵远摆摆手，掏出自己的红梅点上。

“抽这个。”李副镇长把烟往前送了送。

“抽惯了。”赵远说。

李副镇长只好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把烟吐成长长一股，像一声压扁了的叹息。烟在灯光下散开，灰蒙蒙的一团。他走到窗口，背对着赵远，看着外面黑漆漆的院子。院子里的老槐树像一个巨大的黑色剪影，风吹过，枝叶微微摇晃。

“赵远。”他叫了一声，顿了顿，像在斟酌用词，“你来镇里，有五年了吧？”

“五年零三个月。”

“这五年，我李某人自问没怎么亏待过你。”李副镇长说，口气忽然软下来，带着种小心翼翼的商量，“你评优，我让了。你请假的条子，我签得最痛快。平时工作，我也没给你穿过小鞋。对吧？”

赵远没接话，只是看着李副镇长的背影。那背影在灯下显得有点塌，脊梁不像白天挺得那么直，像被什么重东西压了一夜。他看见李副镇长的肩膀微微耸着，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夹着烟，烟灰已经结了老长一截，还没弹。

“今天这事，是个意外。”李副镇长说，“我不认识赵处长。调研通知上只写了‘省农业农村厅赵处长’，没贴照片。我安排你坐中巴，那是按常规。你也没说，对不对？你早知道，你不说。”

他转过身来，目光定定地看着赵远，语气里多了点话外的滋味。那目光像探照灯，想在赵远脸上找出个能钻进去的缝。

“赵远，你在等什么？”

赵远手里的烟头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他拉过椅子坐下，身体往后仰了仰，说：“李镇长，你想多了。”

“是不是想多了，你心里清楚。”李副镇长说，一步跨到赵远面前，双手撑在桌上，微微俯身，压着嗓子，“那事过去五年了。你举报失败，调下来，坐了五年冷板凳。我知道你有怨气。但说老实话，那是我一个人干的吗？那年的补贴，从县里到省里，多少人都心知肚明。你非要戳破，能有什么好下场？”

他的声音又低又急，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热烘烘的气息。赵远闻到一股酒味，是清溪人家晚宴上喝的白酒，酱香型的，混在口香糖的薄荷味里。李副镇长大概喝了不少，眼白有些红，颧骨上浮着一层油光。

“现在你等到了这个机会。赵处长，省厅产业处，正好管补贴审批。”李副镇长一字一顿，“你想翻案，对吧？”

办公室的灯管发出细微的“嗞嗞”声，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弦。门缝里透进来一线楼道的亮光，落在两人之间的地板上，像一条淌满银粉的沟。那光窄窄的，亮得有些刺眼，把两个人的影子劈开，一边一个。

赵远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他抽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在两个人之间升起，像一道薄薄的墙。

“李镇长。”赵远说，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烟头在湿冷的缸底“滋”地响了一声，“你今晚来，是想让我表态。可你有没有想过，真正让这案子翻不过来的，不是我赵远，也不是五年前那封信，而是钱去了谁兜里。”

李副镇长的脸抽了一下，像被看不见的手扯了一下嘴角。他直起身，眼睛眯起来，像要把赵远看穿。那目光里有审视，有忌惮，也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慌乱。

“你走吧。”赵远说，“我暂时没打算做什么。但如果你觉得一句‘没亏待过你’能压得住我，那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五天前，西山村有四个农户来找我，说他们家的补贴面积被人冒名顶了。我去查了台账，上面签的是他们名字，指纹不是。这个事，你兜不住的。”

李副镇长盯着赵远看，像要从他脸上找出点破绽。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像在咽一口很苦的东西。办公室里的空气像被抽干了水分，干得发涩。窗外的老槐树在风里沙沙响，像有人在低语。

“好。好。”李副镇长直起身，点着头，退到门口，“赵远，你厉害。”

他说完拉开门走了。脚步声在楼道里响了几下，又折回来，朝里面扔下一句：

“你以为就你能捅破天？省里来的人，下午在茶厂已经调了台账。这回要查的东西，比你那破信大得多。你最好别当那只出头鸟。”

门“砰”一声摔上。赵远坐着没动，直到窗外的风把门吹开一条缝，楼下汽车发动的声音传上来。那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像一把生锈的锯子，来回来去地锯着。他闭了闭眼，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嘴里干得发苦。

他想起李副镇长刚才的话——“省里来的人，下午在茶厂已经调了台账”。赵远在茶园时看见赵处长嚼茶叶，问炭疽病，原来那些都是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来查那批补贴。赵处长是从省厅产业处来的，对口管理补贴审批。他下来，不是走过场，是来动刀子的。

赵远站起来，走到窗边，望着楼下的黑色帕萨特缓缓驶出大院。车灯在门柱上划出两道白光，很快被夜色吞掉了。他摸了摸胸口的那张车票。车票贴着他的皮肤，被体温捂得发暖。

他掏出手机，翻到那个备注“晴晴”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停了好一会儿。终究没有按下去。他把手机放在窗台上，又拿起烟盒，里面只剩最后一支。他抽出来，点上。

门外有人敲门。是小张。

“赵主任，你还没走？”小张探头进来，手里捧着两个烤红薯，“我从街上买的，还热着。你吃一个呗。”赵远接过一个，掰开，红心冒着热气，甜香扑鼻。他咬了一口，软糯甜绵，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暖融融的。

小张靠在门框上，也吃红薯，边吃边说：“赵主任，你今天可把李镇长给治了。你不知道，他们吃饭的时候，李镇长敬酒的手都抖，陈书记都没正眼瞅他。”他说着，眼睛亮晶晶的，像在说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赵远吃着红薯，没说话。他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那些埋在土里五年的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挖出来的。但至少，有人开始挖了。

红薯很烫。他一口一口吃着，额角沁出了汗。

八、茶山上的雨

第二天，天阴了。云层像一块吸饱了水的灰布，低低地压在山头上，把远处的山脊都吞掉了。赵远起了个大早，五点钟天还没亮透就醒来。他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听见窗外有鸟叫，细碎细碎的，像在雨声里洗过。他披了件外套，站在阳台上抽烟。风从河面上来，带着湿气，把烟打散得特别快。他抽了半根就掐了，回屋洗漱，然后出门。

骑自行车去西山茶园。那是辆老凤凰，二八大杠，车座硬邦邦的。他蹬起来有些费力，脚底下的踏板缺了一块皮，踩上去打滑。车骑到半路，雨就落下来，细得像从云里漏下的灰。雨丝打在脸上，凉飕飕的，像无数根细针在扎。他穿上随身带的旧雨披。雨披是深绿色的，好几处破了洞，雨水从洞里渗进来，打湿了他的肩头。他继续蹬，雨越下越大，路面起了水花，车轮碾过去，发出“哗哗”的声音。

到村里时，雨已经下大了。雨点砸在瓦片上，叮叮当当，像谁在敲一面破锣。赵远把自行车推进西山村村支书马长顺家的屋檐下，支好。马长顺正在门口劈竹篾，看见他，放下手里的活计，披着件深蓝色旧棉袄，裤腿卷到膝盖，脚上沾着泥，三步两步迎出来。

“赵主任，这么大的雨你咋来了？”

“那几个农户呢？”赵远问，把雨披脱下来，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门前的石阶上。

“在后头屋里，正等你呢。”马长顺说，“昨天夜里下了一宿雨，茶山的路滑得很，一会儿你慢着点走。”他说着递过来一根烟。赵远接过来，两个人凑在一起点了火。马长顺抽的是四块五的烟，劲儿大，呛得赵远眯了眯眼。

他们沿着村道往后山走。路是土路，被雨冲得坑坑洼洼，走一步带一脚泥。赵远的鞋底早就湿透了，每一步都像踩在烂泥塘里，黏糊糊的，抬脚都费劲。山路两旁种满茶树。雨点砸在叶片上，哗啦哗啦，像无数只手在同时鼓掌。那声音又密又急，盖住了人声，也盖住了鸟叫。茶树的叶子吸饱了水，绿得发黑，沉甸甸地往下垂。赵远伸手拨开一枝，水珠溅了他一脸，顺着下巴往下淌。

半山腰上有间废弃的制茶棚，石棉瓦棚顶漏了几个洞，雨水滴进来，落在几个村民脸上。那棚子很矮，人站在里面直不起腰。墙是土坯的，被雨水淋得湿透了，表面往下淌黄水。几根木柱子的底部已经沤烂，用手一碰就掉渣。赵远钻进棚子，抹了把脸，看见两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一个老妇人，还有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个三四岁的娃。他们正蹲在地上。地上铺着几个编织袋，已经湿了一半。靠墙的竹筐里放着几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新的茶叶。那些茶叶还是鲜的，嫩绿嫩绿的，被雨水打湿后显得格外翠。

“赵主任，你来了。”那个老妇人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像在雨里泡了很久。她的头发花白，用一条深色的帕子包着，帕子角上滴着水。赵远点点头，蹲下来，跟他们对齐了视线。他看见老妇人的手背上全是裂口，裂口里嵌着泥，黑黑的。他掏出一包烟，散给两个男人，又掏出两块糖给那个孩子。孩子接过糖，往嘴里塞，口水顺着下巴滴下来。那年轻女人有些局促，把孩子往怀里搂了搂，说：“叫叔叔。”孩子嘴里含着糖，含糊地叫了声，又往妈妈怀里钻。

“赵主任，我们的补助材料全被压下来了。去镇里找人，李镇长说这事归上面，镇里管不了。去银行查了，卡上的钱都是少了一半的。咱们不懂看流水，还是村会计帮看的，才晓得被人领了大头去。”叫刘二栓的男人说着，从外套内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银行回单递给赵远。那回单叠了好几折，边角都磨毛了，有的地方被水浸湿，墨迹晕开。赵远接过来，一张张展开，借着棚子外面透进来的天光看。金额、日期、账户尾号，他一样样记在心里。又掏出包里的本子，那本子是棕色塑料封面的，用橡皮筋绑着。他解开橡皮筋，把几个人的名字一一写上，身份证号、补贴面积、应发金额、实发金额。字写得又小又密，像蚂蚁排着队。

雨打在石棉瓦上，声音更大了，像鼓点。雨声里夹着风声，风从棚子四壁的破洞里灌进来，吹得人脊背发凉。那个年轻女人忽然开口：“赵主任，我们听说你以前是省里的干部，被人整下来的。你会不会管到一半又不管了？”她说这话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赵远，嘴唇微微发抖。她的脸上还带着年轻的痕迹，但眼角已经有了纹路，那纹路被雨水一泡，显得格外深。

赵远抬起头，看着她。女人的眼神不躲不闪，带着点不信任，也带着点最后的希望。那眼神像一根细而韧的线，把赵远的心拴住了。他想起十年前在省城，想起那场雨里递给他车票的周晴。她当时也是这样的眼神，带着点忐忑，带着点执拗。

“不会。”他说。

从茶山下来时，雨慢慢停了。山间升起一层白蒙蒙的雾气，把树和路都裹起来。那雾浓得化不开，人走在其中，像被泡在牛奶里，三步之外就看不清了。赵远脚上的泥已经结了半干的一层，走起路来“咔嚓咔嚓”响。他走到山脚时回头望了一眼。那间制茶棚已经隐在雾里，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只蹲伏的兽。雨又滴了几滴，然后彻底停了。天边裂开一条缝，透出一点点淡青色的光。

那天晚上，赵远没有回宿舍。他去了镇上唯一一家打印店。那店在老街拐角处，门面很小，里面堆满了纸箱和旧机器。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正抱着手机看电视剧。赵远把写好的举报材料让她打印。她一边打一边问：“这是啥呀？字这么多。”赵远说：“工作材料。”女人“哦”了一声，麻利地打好了。赵远让她复印三份，用透明文件袋包好。一份装在身上，一份放在办公室抽屉最深处，还有一份装进牛皮纸大信封，收件人写着“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

他把信封投进街边的绿色邮筒。那邮筒立在老邮局门口，漆剥落了大半，顶上的雨水还没干。他投进去的一瞬间，天边滚过一阵闷雷，像打在他的脊椎上。他站在邮筒旁，点了一根烟，等雷声过去。夜色浓稠，像一锅煮开的沥青。街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把他的影子投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拉得很长，又长又孤单。

九、太阳照常升起

时间像一条钝口的河，不急不缓地往下流。赵处长在溪湖镇待了三天。第一天去茶园，第二天去了茶厂和两个村，第三天上午开了个短会，下午就要回省城。赵远没有刻意往他跟前凑，但赵处长每次看见他，都会朝他点点头，有时还停下来问两句镇上的情况。赵远问什么答什么，不夸饰，也不诉苦。赵处长听了，只说“好”“知道了”“你辛苦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淡，像那杯被冲了七八道的茶，有颜色，没味道，但喝下去还是暖的。

第三天下午，调研组在镇政府召开反馈会。赵远被叫去列席。会议室里人坐得满满当当，比那天多了很多。县里来了几个副职，镇上的领导全到齐了。赵远依旧坐在靠墙的位置，面前的桌布上摆着一瓶没开的矿泉水。窗外蝉声稀了，像被秋风扫过了。

会上，赵处长点了几项工作：茶厂设备老化、基地台账不齐、部分地块亩均效益偏低。措辞温和，但涉及补贴的字眼一个没少。他说：“补助资金的使用，要经得起审计，要经得起时间检验。”说到“审计”两个字时，他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李副镇长头上，只停了一秒，又移开了。

李副镇长全程绷着脸，笔记本上写了半页又撕掉半页，最后只留下几个胡乱画的小圈。他手边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有几个还冒着一缕细烟。他抽得凶，一根接一根，像要把心里的什么东西都烧掉。

散会后，赵处长没有急着走。他从会议室出来，走到赵远身边，说：“小赵，今晚不走，去你那儿坐坐。”赵远说：“好。”

晚上，宿舍楼里很静。其他人都下班了，整栋楼只有赵远那间的窗户亮着灯。赵远提前把房间收拾了。地拖了两遍，桌上的文件归了类，窗台上那几盆绿萝重新摆了摆，用湿布擦了叶子。他住的是四楼最南头那间，一室一厅。进门是客厅，摆着一张旧沙发、一张茶几、一个电视柜。电视机是房东的，老式的显像管，打开后满屏雪花。赵远很少开它。他烧了壶水，泡了壶茶。茶是从西山村带回来的秋茶，他自己炒的，火候把握得不算好，有些焦，但回甘足。赵处长到了，赵远把他让到木椅上坐下。木椅硬，他找了个靠垫垫着。

赵处长端着搪瓷杯喝茶。杯里的茶汤颜色深黄，叶片舒展，有的沉在杯底，有的浮在水面。他喝了一口，咂了咂嘴，说：“你还会炒茶。”赵远说：“跟村里人学的，学着玩的。”赵处长说：“这茶不错，不比外面的差。”

“材料我看了。”赵处长放下茶杯，开门见山，语调不高，每个字却都砸在实处，“那笔补贴，数字对得上。我们处里也收到过举报，不止一份。”

赵远看着他，等待下文。心里那只攥了五年的拳头慢慢松开，又慢慢攥紧。

“这次下来，不光是看茶园。”赵处长说，“厅里纪检组已经收到线索，县里有几个人都要动。我就是来摸底的。”

赵远“嗯”了一声，没说话。他起身走到阳台，推开纱窗。夜风从外面吹进来，把晾在铁丝上的衬衫吹得鼓起来，像一只飞不走的鸟。那衬衫是白色的，洗得有些发黄，袖子在风里摇，像在招手。

“赵远，你后悔吗？”赵处长在背后问。

赵远望着远处的山影。半轮月亮从云里挣出来，把山脊照成一道银线。那线弯弯曲曲，像谁用刀在天边划出的痕迹。他想起这五年来的很多个夜晚，想起自己蹲在花坛边吃冷馒头的样子，想起那个被雪压掉的君子兰，想起村民们看他的眼神。他有很多话可以说，但话到嘴边，都化成了沉默。

“有一件事，我后悔了好几年。”他说，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我没当面戳穿那个占座的人。当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才明白，这世上多少坏事，都是从小事上不让、从小人上不防开始的。”

赵处长没说话。杯盖碰着杯沿，发出极轻的一声。那声音在安静的夜晚里，像一滴水滴进深潭。

“现在，我不后悔了。”赵远说。

赵处长在赵远那里坐了很久，聊了很多。从省厅的旧事，到溪湖的茶叶，从贴补调查，到基层的难处。他们像两个多年未见的老友，虽然一个曾经是处长，一个现在是镇干部。赵处长走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赵远送他到楼下。赵处长握着赵远的手，说：“小赵，你记住了，好人不会总吃亏。”赵远笑了笑，没说话。他看着赵处长的车开远，消失在夜色里，才转身上楼。

三天后，赵远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的工作人员，核实他提交的材料。他在电话里把来龙去脉说了整四十分钟。从五年前的那次核查说起，说到他写的报告，说到他被约谈，说到他调到溪湖镇，说到西山村农户找他反映问题，说到他在银行流水上发现的异常。电话那头的人一直在记录，偶尔问一句“具体日期”“具体金额”。赵远对答如流，那些数字在他脑子里像刻上去的。

挂断后，他坐在办公室里，看见小孙从楼下跑过，怀里抱着个快递纸箱，边跑边回头看，像被什么东西追着。那纸箱上贴着几张面单，风一吹，哗哗地响。小孙跑进楼里，脚步声在楼梯上乱成一片。

又过了半个月，李副镇长被纪委带走。那天下午，镇政府大院里停了一辆黑色轿车，不声不响。车停在老槐树下，车漆上映出树叶的影子。两个穿深色外套的人从车上下来，径直进了办公楼。他们在李副镇长办公室待了将近一个小时。门关着，楼道里很静，只有偶尔经过的人放轻了脚步。赵远从自己办公室的门缝里看见那两个人出来，一左一右，中间夹着李副镇长。李副镇长从办公室出来，没带包，只穿了件外套，走路时两条腿有些发软。他的脸灰扑扑的，像蒙了一层霜。院子里的阳光很亮，照在他身上，他好像有些睁不开眼。

赵远站在二楼办公室窗前，抽着烟，看那辆黑色的车慢慢驶出大门，拐进老街，消失在一片灰尘里。那灰尘在阳光里飞舞，像无数细小的金粉，很快落下去，路面又干净了。

赵远在窗前站了很久。烟烧到了滤嘴，烫得他一缩手。烟头落在地上，滚了半圈。他低头看看手指，指尖被烫出一个白印子，生疼。他把烟头捡起来，丢进烟灰缸。

他摸出手机，拨了那个备注“晴晴”的电话。

对面响了五声，接了。

“喂。”

是个女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像刚睡醒，又像在做饭。赵远有两年没在电话里听到这个声音了。他喉咙猛地一紧，像被人掐住。

“是我。”他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知道。”她说。

“我这边，事快结了。”

“嗯，看了新闻。”她说，“女儿也看了。问我，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赵远闭上眼睛。窗外的阳光从云层里漏下来，打在他眼皮上，眼前一片暖红色的光晕。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很快，像在胸腔里敲鼓。他深吸了一口气，说：

“很快。”

十、车票的背面

三个月后的一个清晨，赵远坐上了去省城的中巴车。

车是头班，六点半。车站里雾蒙蒙的，空气湿冷。天还没亮透，远处有鸡叫，一声长一声短，从镇子边缘传来。售票员裹着棉袄在车门口检票，嘴里呵着白气。赵远排在队伍里，手插在口袋里。他没带多少行李，一个黑色手提包，还是五年前那个，只不过带子又重新缠过了，这回用的是红色的尼龙绳，在黑色的包上显得很扎眼。包里装了几件换洗衣裳、一个笔记本、两条烟，还有那个红底黑字的座牌。座牌用报纸包着，棱角已经磨圆了。

他把那张旧车票放在兜里，和新买的车票放在一起。旧的票已经褪得几乎看不见字，只有背面的“7号”还隐约可辨，像一道浅浅的疤痕。他买的车票是七号。售票员说：“七号靠窗。”赵远接过票，看了一眼座位号，说：“挺好。”

他依然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上人不多，前排坐了几个赶早班的老乡，有的在打盹，有的在吃鸡蛋。车开动后，他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窗外灰蓝的天一点一点变亮。公路两旁的茶园被晨雾罩着，像浮在云海里。有几片云从山腰漫过来，贴着车窗滑过去，湿乎乎的，像谁呵了一口气。他看见几个早起的茶农已经在田里忙活了，背着竹篓，弯着腰，像几粒黑点在绿浪里移动。他们的动作很慢，像被雾气冻住了。

车到省城时，太阳已经全出来了。空气里有种干燥的、喧闹的气味，混着汽车尾气和早点摊的油烟。赵远下了车，在出站口站了一会儿。广场上人来人往，拉着行李箱的年轻人、抱着孩子的母亲、戴着耳机跑步的中年人。阳光照在地上，照在人的身上，像给每个人都裹了一层薄金。他看着这一切，忽然有些陌生。五年了，他很少回来。每次回来都是匆匆忙忙，办完事就走。这一次，他没有定返程票。

他看见了周晴。

她站在马路对面的香樟树下，穿着那件米色针织外套。比五年前瘦了些，头发长了些，风把她的衣角掀起来，又轻轻放下。她身边站着一个女孩，扎着马尾，背着粉红色书包。女孩朝他跑过来，书包在身后一颠一颠的，像一只扑棱棱的小鸟。她的运动鞋踩在地面上，发出轻快的声响。赵远看着她跑过来，觉得时间像被拉长了，每一秒都看得清清楚楚。

赵远蹲下来，张开胳膊。女儿撞进他怀里，把脸埋在他胸口。她的头发上有股苹果味，是那种孩子们爱用的洗发水。赵远闻着，眼眶发热。他闻到了苹果，闻到了阳光，闻到了五年没有闻过的味道。

“爸爸。”她叫。

赵远“哎”了一声，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他仰了仰头，把泪逼回去，然后摸了摸女儿的头发，轻轻说了句：

“走，回家。”

他站起来，目光越过女儿的头顶，落在周晴身上。周晴站在马路对面，看着他笑了一下。那笑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浅浅荡开几圈涟漪。她今天化了淡妆，唇色很浅，像春天的桃花。赵远想，她以前不化妆的。也许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赵远也笑了，朝她招了一下手。就在他挥手的时候，那张旧车票从他指间滑出来，被风托着，飘起来。粉色的票面上，背面的“7号”朝上，像一只褪了色的蝶。它飞过马路，飞过香樟树，飞向人群上方，最后落在一束阳光里，看不见了。赵远看着它飞走，没有去追。那票在他身上跟了十年，跟了五年，现在该走了。

他牵着女儿过马路，走到周晴面前。他有很多话想说。想说这五年他是怎么过的，想说那些夜晚他是怎么熬的，想说他在田埂上跌的那一跤，想说那些村民的眼睛。但话到嘴边，他只说了一句：

“回去买条活鱼，我来做。”

周晴点点头，伸手把他胸前的衣领理了理。她的手指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他的心口。她说：“好。”

阳光把他们三个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灰白色的路面上，像三棵并排立着的、刚发芽的树。那影子在人群里显得特别清晰，像用浓墨画在地上的。赵远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高远得让人心安。

他们往家的方向走去。赵远一手牵着女儿，一手提着包。女儿蹦蹦跳跳的，嘴里哼着一支歌，断断续续的，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周晴走在他旁边，偶尔侧头看他一眼，目光像五年前一样温软。

走到路口时，赵远回头望了一眼车站的方向。那座车站已经旧了，灰蒙蒙的，像一块站在阳光里的旧布。他想，十年前他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当时下着雨，他浑身湿透。今天没有雨，太阳很好。他收回目光，深吸一口气。

空气里有桂花香，甜丝丝的。赵远揉了揉鼻子，对女儿说：“走，我们去买鱼。”女儿仰起头，笑着说好。周晴伸手挎住了他的胳膊。赵远没有躲。他很多年没有被人这样挎着了，胳膊上的重量很轻，却让他整个人都稳当起来。

他们走过一条街，又拐进一条小巷。巷子两旁种着桂花树，小米粒似的花藏在叶间，香得让人发晕。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洒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赵远听见女儿在问：“爸爸，你以后还走吗？”赵远说：“不走了。”女儿说：“拉钩。”赵远伸出小指，勾住女儿的小指。女儿的指头又细又软，像一根小嫩葱。赵远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女儿咯咯地笑，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周晴在一边看着，眼里有泪光闪了一下，又笑出来。她用手背轻轻拭了拭眼角，没让赵远看见。

巷子尽头，是一个小菜市场。人声鼎沸，鸡鸭声、叫卖声、说笑声混在一起。赵远挑了一条活鲈鱼，让老板现杀。老板手起刀落，鱼鳞飞溅。赵远看着那条鱼在案板上扭动，忽然觉得这烟火气真好。他从钱包里掏出钱来付了，又买了一把小葱、一块姜。周晴说：“家里有姜。”赵远说：“姜要老的，家里那块不行。”周晴笑了，没再争。

他们提着菜，并肩往回走。太阳又高了些，把三个人的影子照得短了一截。赵远低头看地上的影子，那两个小的挨在一起，大的在中间。他忽然觉得，这五年所有的冷和苦，都像那张车票一样，被风吹远了。

楼还是那栋楼，四楼。赵远站在楼下，抬头看了看那扇窗。窗台上摆着几盆花，有一盆是君子兰，叶子碧绿碧绿的。赵远问：“那君子兰是你养的？”周晴说：“是我养的。你走以后，我去买了盆新的。”赵远“哦”了一声，没说当年他也带了一盆，后来冻死了。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不用再提。

上楼时，赵远走在前头。楼梯很窄，他提着包，女儿跟在身后，一个劲地催：“爸爸你快点。”赵远笑着加快脚步。到了门口，周晴掏出钥匙开门。门开时，一股饭菜香扑出来。赵远愣了下，说：“你做饭了？”周晴说：“就焖了米饭，炒了个青菜。”赵远说：“好，那我来做鱼。”他挽起袖子，走进厨房。厨房很小，两个人在里面就转不开。周晴站在门口，看他洗鱼、切姜、拍蒜。他的动作有些生疏了，但一下一下，认真得很。

锅里的油热了，他把鱼滑进去，“滋啦”一声，香味冒起来。女儿在客厅里喊：“好香！”赵远在厨房里应了一句：“马上就好。”周晴靠在门框上，看着他，忽然说：“赵远，你头发白了不少。”赵远拿着锅铲，顿了顿，说：“没事。白点显老成。”周晴说：“胡扯。”赵远笑了。

那天的午饭，是赵远五年来吃得最安稳的一顿。饭桌上，女儿叽叽喳喳，说着学校的事。周晴给他夹菜，他给她添饭。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餐桌上，亮堂堂的。那条鲈鱼做得不错，虽然有点咸，但三个人都吃光了。

赵远端着碗，看着眼前的一切，觉得胸口那个装了五年的冰块，终于化成了温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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