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里的法治 | “制礼作乐”制的什么礼，作的什么乐

典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也是破译中华法治文明演进脉络的独特密码。为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华，以古人之智慧启今人之思考，特推出“典故里的法治”专栏，与您一同在历史深处探寻法治中国的精神根脉。本期是 “制礼作乐” 的故事。

（周公）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出自〔西汉〕戴圣《礼记·明堂位》

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典故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民不聊生。周武王率诸侯起兵，于牧野之战一举推翻商朝统治，建立周王朝。克商后约三年，周武王因病去世，其子成王年幼，无力主持朝政。武王之弟周公旦临危受命，以摄政身份代行天子之职，治理天下。

周初政局根基不稳，武王之弟管叔、蔡叔受封于殷商故地以监视殷遗民，却联合武庚发动叛乱，东方奄国、淮夷等部族相继响应起事，史称“三监之乱”。周公亲自领兵东征三年，诛杀武庚、处死管叔、流放蔡叔，彻底平定核心叛乱；继而继续征伐东方奄国、淮夷各方势力，将周王朝实际管控疆域拓展至东部广大区域。

战乱平息之后，周公依托东征战果将周室宗亲、开国功臣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拱卫中央王室。同时，在洛水之滨营建新都洛邑（今洛阳），作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

外患既平、疆域既定，周公着手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长治久安。殷商旧制已不合时宜，而周朝尚无一套完备的典章制度来规范社会秩序。周公汲取夏、商两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确立“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核心施政思想，以此为根基搭建覆盖国家政务、宗法伦理、社会交往的整套制度框架。

《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摄政第四年确立侯卫分封藩守体系；第五年启动洛邑规划营建工程；第六年，周公于明堂大会四方诸侯，正式制礼作乐、颁布统一度量政令。

那么周公所制之“礼”所作之“乐”，究竟是什么？这里的“礼”并非单指日常礼仪规范，“乐”也不是单纯的娱乐音乐。

中国古代的“礼”有二层含义。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则。可归纳为“亲亲”与“尊尊”两个方面。“亲亲”，即要求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尊君为首”，一切臣民都应以君主为中心。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下，又形成了“忠”“孝”“义”等具体精神规范。二是具体的礼仪形式。西周时期主要有五个方面，通称“五礼”：吉礼（祭祖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行兵仗之礼）、宾礼（迎宾待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

“乐”主要指雅乐，是与“礼”相配合的音乐、舞蹈、诗歌综合艺术，用于祭祀、朝会、宴飨等正式场合。“乐”主要包括：音乐，即钟鼓、琴瑟等演奏的庄重乐曲；舞蹈，如《大武》（歌颂武王伐纣）、《大濩》等文舞、武舞等；诗歌，后编入《诗经》的《雅》《颂》部分。

“礼”与“乐”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礼主异：通过差异区分等级，使人敬畏；乐主和：通过共鸣调和情感，使人亲和。即《礼记·乐记》所言：“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这一制度奠定了此后三千年中国礼乐文明的基础。

同时，周公下达政令统一全国度量标准。礼乐精神融汇于度量器具规范之中，借器物标准彰显治理道义，促使天下百姓遵从规制、认同王道，政令推行之后四海归心。

摄政第七年，周成王心智成熟，周公主动归还全部朝政大权。成王感念周公盖世功绩，将曲阜分封给周公，特许鲁国在太庙禘祭周公之时启用天子规格礼乐。自此“制礼作乐”既特指周公为周朝创设礼乐根本制度，后世也引申为王朝订立成套典章法度的代名词。

点评

“制礼作乐”是中华古代制度文明进程中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周公创制的礼乐体系，把宗法血缘等级、伦理教化与国家政治秩序融为一体，依靠正向规范划定行事边界，构筑稳固的社会运行规则。其内涵远超单纯的礼仪仪式——礼以别异，厘清尊卑长幼、君臣上下的层级秩序；乐以和同，调和人心、凝聚认同。礼乐互为表里，外有规范可循、内有情感认同，使社会秩序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柔性教化。“礼尚往来”“以和为贵”等源自礼乐传统的观念逐渐融入中国人的日常语言。

从法治视角审视，“制礼作乐”体现了古人“礼、乐、刑、政相为表里”的综合治理智慧。通过明确的等级规范和行为准则，将权利义务制度化、固定化，使社会各阶层各安其位、各守其分。这套治理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礼法相依的治理底色，其所蕴含的“以德化人、以礼规范、以法保障”的治理理念，深刻影响后续中华法系礼法合治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来源 中国法治实践）（供稿：洛阳市司法局 普法与依法治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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