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屠杀”成为“国家理由”：以色列、巴勒斯坦与欧洲中心主义

武藤一羊｜日本和平运动者、全球大学创始成员

图1 武藤一羊。图源：朝日新闻社「好書好日」（2026年3月8日）。

编者按｜本文作者武藤一羊是日本资深和平运动者、全球大学创始成员。本文收入论考集《站在十字路口的德国“克服过去”——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追问》（日文原名《岐路に立つドイツの「過去の克服」――イスラエル・パレスチナ紛争からの問い》，大月书店，2025），并以作者2024年8月在NPA（新时代亚洲和平学院）的一次演讲为基础整理而成。面对加沙战争及欧美社会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持续争论，武藤并未把视野局限于以巴冲突本身，而是将问题引向大屠杀记忆、德国对以色列的“国家理由”、反犹主义话语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追问：对历史罪责的反思，如何在特定政治语境中转化为新的规范与禁忌，又如何影响人们理解当下的巴勒斯坦现实。文章最后转向美国校园抗议及全球巴勒斯坦团结行动，将其中显现的社会变化理解为一种正在形成的“新常态”。文中若干判断仍处在持续的政治与学术争论之中。

我并不是以色列或巴勒斯坦问题的专家，完全只是一个外行。不过，我想，能够在没有严密论证的情况下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正是“外行的特权”吗？因此，我打算从这样的立场来谈。正因为如此，我也许会说出不得要领的话；若有这种情况，恳请各位指正，也请予以谅解。

关于当下的局势，我们应该把握什么？我认为，有必要在不只限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整体局势中，把“欧洲中心主义”这一问题单独提出来考察。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并不只是欧洲大陆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lliance）的问题；而在我看来，若再向前追溯，现代文明陷入困境的核心正是欧洲中心主义。

事情的起因，是人民计划研究所的白川真澄先生请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当时美国学生反对以色列进攻加沙的运动。我参考《纽约时报》等报纸的报道，在该研究所博客上发表了《新学生运动的爆发式登场与美帝国权力的动摇——巴勒斯坦的复权与“反犹主义”猎巫的失效》一文。由于那篇文章以学生运动为主题，事态的关键之处只以“补论——关于‘反犹主义’”的形式写出。以下，我想围绕这一关键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

图2 本文收入论考集《站在十字路口的德国“克服过去”——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追问》日文版书影。大月书店，2025年。图源：丸善ジュンク堂书店；书影版权归出版社及相关权利人所有。

美国国家如此深入、广泛地把整个美国社会卷入以色列问题，或者说巴勒斯坦问题，恐怕还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帝国主义统治阶层最重视的价值标准一直是“反共”。整个冷战时期都是如此；美国统治阶级坚持的立场，不仅不能容忍共产主义，也不能容忍社会主义。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的反共运动甚嚣尘上。著名演员和电影导演接连被逐出好莱坞，知识分子被传唤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遭受严厉盘问，甚至出现多人自杀的局面，恐怖政治笼罩社会。

这种“反共”，可以说是一种“国体”观念。战前日本存在一种以神圣化、绝对化天皇为基础而构筑起来、不可触碰的〈国体〉；谁若触碰它，就会被排斥出去。冷战时期的美国，也有一种具有同样作用的“大义”，那就是“反共”。

当然，美国是多元社会，拥有言论和思想自由，不能轻率地把它同战前日本相比。但是，以反共主义团结国民、排除异端，并把这种做法置于国家原理层次，这一点却是相通的。越南战争正是在“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名义下发动的。

然而如今，〈反·反犹主义〉取代了过去的“反共”，被赋予了国家原理的资格；凡与之相悖者，都会遭到无条件排斥。正如我在前述文章中写到的，美国国会把一流大学的校长叫到听证会上，让他们遭受右翼议员围攻式的盘问；只要校长们回答得稍显含糊，就会被迫辞职。事实上，校长们正接连被迫下台。仿佛复制过去的“猎共”一样，如今美国国家正在认真展开一场“反犹主义猎巫”。

2　无条件维护以色列与欧洲中心主义

在以色列问题上，立场最明确、也最极端的是德国。但我认为，眼下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德国问题，不如说应当被视为欧洲问题。

日本媒体很少报道一个名为IHRA（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十分奇特：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以成员国身份参加，它以反对反犹主义、呼吁不要忘记大屠杀为宗旨，开展一种带有思想运动性质的活动。最初加入的数十个国家几乎全是欧洲国家，唯一的例外是阿根廷。

我认为，这一组织的一项重大作用，就是给“什么是反犹主义”下定义。2018年，IHRA以问答形式界定反犹主义，其要点归根结底就是：批判以色列，等同于反犹主义。“不要忘记大屠杀，因此必须同反犹主义斗争”这一说法，被偷换成了“不得批判以色列；一旦批判，就会以反犹主义之名受到弹劾”。

这一论述的根源，当然在于德国对大屠杀的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以色列和反犹主义问题的定位。但当它扩展到全欧洲，进而越过大西洋进入美国以后，其实际内容便越来越远离大屠杀的真实情形，收束为无条件维护以色列、敌视巴勒斯坦。

美国若不是把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民视为低于人的存在，就不可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向以色列供应在加沙无差别屠杀民众的炸弹。欧洲中心主义在美国甚至以比欧洲更赤裸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结构的核心，当然是作为大屠杀当事方的德国。我们有必要思考，德国究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　基于大屠杀观的德国“国家理由”

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战后德国，理解仅限于一个运动参与者所具备的常识。不过我记得，人们曾说，阿登纳执政时期的西德是一个极端反共的国家，旧纳粹分子在那里仍近乎处于放任状态。

这一状况发生根本变化，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以北方世界为中心的激进主义高涨之中。当时不仅学生运动兴起，原住民、黑人，尤其是女性运动也以强劲力量登场。1968年，法国五月革命扩展到欧洲各地。在德国，鲁迪·杜奇克在学生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学生们开始追问自己的父母：“老爸，你在纳粹时代做了什么？”“你不是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吗？”类似的追问大概曾广泛出现。

或许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社会对大屠杀形成了不同于过去的认识。它不再仅仅是纽伦堡审判的延伸；若用日本“全共斗”的说法，也可以说，其中产生了一种“自我否定”的契机。我虽不掌握有关德国的实证知识，但从整体结构看，事情大概如此。

然而，事态似乎又从那里发生了一次转折：一种把大屠杀绝对化、视作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对象的事件的信念形成了。大屠杀被视为一种绝对事件，不允许使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社会科学术语来解释。

在德国，基于这种大屠杀观，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被视为“国家理由（Staatsräson）”，与之相悖则不被允许。这一观念逐渐取得支配地位。IHRA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原则，也同这种对大屠杀的理解相结合。

从纳粹的犯罪——屠杀六百多万犹太人这一难以置信的事实——竟然以演绎方式导出了通过暴力殖民建立以色列国家的正当性。家园被毁、财产被夺、遭暴力驱逐而沦为难民的巴勒斯坦人，在这种逻辑中不被考虑，甚至被无视。这样的立场被选择为理所当然、代表正义的立场；欧洲通过IHRA共享这一立场。实在令人愕然。也就是说，欧洲让巴勒斯坦人替它偿还大屠杀的罪债。

图3 柏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用于纪念纳粹统治下被杀害的欧洲犹太人。摄影：Jorge Royan，2007年；来源：Wikimedia Commons。

2021年，长期追究这一问题的澳大利亚学者A. Dirk Moses发表论文，对德国把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视为“国家理由”的做法提出重大质疑，在德国国内引发激烈争论。因为这篇论文触及了德国最痛、也最关键之处。

他描绘了当时的德国不仅在对以色列问题上，而且在如何解释纳粹时期屠杀犹太人、即所谓大屠杀的问题上，把什么确立为国家的官方原理；并把它比作基督教教理问答（catechism）。接受基督教洗礼时，会使用概括信仰内容的教理问答书；他说，德国“国家理由”的内容也可以用类似形式表述。民族国家的形成需要一种不属于具体政策层次、可以称作“国家理由”的东西；他将其概括为“德国人的教理问答”。

第一条是对大屠杀的定义：大屠杀是“以灭绝本身为目的的犹太人灭绝”。联合国所定义的种族灭绝曾在各地多次发生，但那些屠杀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犹太人灭绝则与之不同，它把消灭犹太人本身作为目的。因此，它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也没有可比较的对象；不能拿它与其他屠杀相比，追问哪一个更残酷。这就是对大屠杀的绝对化、神圣化，也可以说是一切的出发点。

5　作为绝对标准的大屠杀——从纽约的经历说起

我第一次亲身接触这一问题的一个侧面，是在1983年。当时我像季节工一样，开始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兼课。春假期间，听说纽约市要举行一个名为“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的大型集会，我便前往参加。

那是一个有数百人参加、充满活力的论坛。除了依托纽约市立大学的著名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哈里·马格多夫、保罗·斯威齐等老一辈人物也同年轻研究者一起出席。众多分会讨论结束后，大会在体育馆举行，发言者依次登台作简短演讲。

其中一位身材矮小的黑人女性走上台，开始朗读自己的诗。那是一首追问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诗，其中出现了“大屠杀（Holocaust）”一词。她一说出这个词，会场立刻骚动起来。怒吼声四起，许多人一边高声抗议，一边齐刷刷站了起来。主持人是一位我也知道姓名的左翼教授，他命令诗人退场；诗人在喧嚣中消失了。她说出了不能说的话——那个词就是“Holocaust”。大会一度中断，后来如何收场，我已记不清。

“Holocaust”不允许作为普通名词使用，普遍性地使用它是不被允许的。而谴责这位诗人“越界”、高声抗议的，恰恰是左翼学者。这实在令人震惊。作为神圣、绝对标准的“大屠杀”定位，早在它被称为德国国家的“教理问答”以前，就已经扎下根来；后来它成为国策，并被提升到“国家理由”的高度。据说，默克尔总理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大屠杀被认为没有先例，因此意味着文明的断裂。这是一个民族道德基础的断裂，是向一个不同于此前世界的新世界的过渡，也就是说，历史在此发生断裂。

“Holocaust”在日文版《圣经》中译作“燔祭”，指把羊作为祭品献给上帝时，不能半生不熟，而必须完全烧尽的一种仪式。Moses认为，这个词与基督教的赎罪观念，即redemption的思想相联系。

回到Moses所说的“教理问答”：第二条是，大屠杀造成了文明断裂，并构成德国国民道德的基础；第三条是，德国不仅对德国境内的犹太人负有特殊责任，也必须对以色列尽特殊忠诚；第四条是，反犹主义明确属于德国特有的偏见，不应与种族主义混为一谈；第五条则是，反锡安主义就是反犹主义。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国体〉的一部分。

这里存在一种可怕的逻辑跳跃，而欧洲接受了这一跳跃。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殖民国家以色列的过程中，承担最大作用的是曾以委任统治地身份统治该地的英国。事情始于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它为当时仍属少数派、主张在锡安之地重建国家的锡安主义运动背书，使之逐步成为主流。

“宣言”听起来像一份十分庄严的文件，其实不过是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写给锡安主义运动领袖、犹太裔上议院议员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一封十余行短信。然而它成为起点，使锡安主义运动在英国权力、继而美国的支持下成为主流，并在二战后导致巴勒斯坦人被暴力驱逐，以及以美英为后盾的以色列建国。

联合国使用了“巴勒斯坦分治”这一说法，但结果是一方面以色列国家成立，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国家却从未在任何地方建立。今天围绕加沙的事态，其特征就在于一种奇怪关系：用大屠杀为以色列国家形成过程中由暴力占地、驱逐居民、窃取财产和殖民等构成的整体提供合法性保证。

大屠杀被转化为一种依据，用来支撑暴力建立犹太国家、夺取巴勒斯坦人土地并在那里制造一个人造国家的计划。这就是利用大屠杀夺取巴勒斯坦土地，也就是让对大屠杀毫无责任的巴勒斯坦为大屠杀作出赔偿。

IHRA网站刊载了大量“永远铭记大屠杀”的活动，却对巴勒斯坦只字不提。这个网站采用庆典般的基调，给人的印象多少接近靖国神社。它虽然高喊永远铭记大屠杀，却没有呈现犹太人苦难的鲜活材料；正如靖国神社是在隔绝士兵尸体腐臭的地方成立的一样。

欧洲为什么必须分享德国持续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我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不过，事态也许正在一点点变化。德国把抗议加沙屠杀的市民当作“反犹主义者”逮捕，并严厉镇压街头示威；但在柏林，反对以色列战争的数万人规模示威仍然发生。法国也颇为动摇，尽管如此，基本立场仍是支持以色列。

图4 2023年10月21日，德国柏林克罗伊茨贝格的巴勒斯坦声援游行。横幅德文意为“只有结束占领，和平才会开始”。摄影：Montecruz Foto；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支持以色列成为难以违逆的前提。人们不是根据以色列的具体行为来判断，而是遵循“因为是以色列做的，所以只能支持”的逻辑；这种逻辑看来仍然通行。

6　支撑以色列国家的欧洲中心主义

把欧洲的上述立场平方放大的，正是美国建制派的立场。欧洲中心主义越过大西洋继续存在。在美国，犹太系大资本、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等政治力量，把“德国教理问答”内化到了自身之中。最近，IHRA关于反犹主义的定义还被写入美国国内法。

当时的拜登政府可以说已被逼到墙角。国际法院（ICJ）和国际刑事法院（ICC），事实上都已把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认定为种族灭绝。拜登却斥之为“岂有此理”，并继续供应那些每天落在加沙的炸弹。欧洲中心主义作为屠杀巴勒斯坦民众的思想与文化根据，继续横跨大西洋发挥作用。

这种颠倒的欧洲中心主义逻辑，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它用“批判以色列就等于反犹主义”的标尺裁切世界，既不看以色列建国的犯罪性经过，更佯装看不见加沙大规模屠杀人民；继而把一切对以色列的批判都作为反犹主义加以弹劾和排除。这样的强撑还能持续多久？

7　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新常态”

以加沙屠杀为导火索，美国学生以哥伦比亚大学为先驱，在全国各地同时站起来，要求撤回对以色列的投资、停止援助以色列攻击加沙，并在校园内搭起帐篷坚持抗议。这发生在2024年5月，运动旋即扩展到全美，并走向国际化。

图5 2024年4月21日，哥伦比亚大学恢复后的“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现场可见帐篷、巴勒斯坦旗帜与声援标语。摄影：Wikimedia Commons 用户 عباد ديرانية；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校园内发生了可称为“常识变化”的事情，也有人称之为“新常态”。例如，纽约州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明确打出社会主义旗号。其内容虽是社会民主主义，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在美国政界一直是禁语。如今却出现了像科尔特斯这样在民主党内主张社会主义，并得到年轻人强烈支持的局面。伯尼·桑德斯毫不留情的体制批判，在年轻党员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美国有一家名为《CounterPunch》的左翼媒体，以颇具冲击力的评论著称。它的固定撰稿人中，有一位主持“巴勒斯坦问题资料中心”的记者Ramzy Baroud。他看到了当前局势变化的关键，并写道：“‘在中东人当中，我能够共情的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巴勒斯坦人。’类似这样的意见，过去甚至无法想象；但如今，它已经成了‘新常态’。”他认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文化正在社会底层扩展开来。我认为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在“反共”是国是的年代，情形并非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肆虐；一个人若被视为亲共，就必须做好在社区中遭孤立的准备。认为今天已经不同，是否过于乐观？我认为，如今作为人的常识正在相当广泛的社会中从下层渗透，并使社会重新活跃起来。

这似乎也不同于越南战争时期反战运动的兴起方式。当时实行选择性征兵制，年轻人不断被征召、送往战场，许多人最终躺在覆盖国旗的棺柩中归来，那确实是一场赌上生死的对决。

如今美国社会底部正在发生的，是人们摆脱官方意识形态束缚，就巴勒斯坦问题坦然说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不是太过分了吗？”而且这种判断正在成为常识。上层僵化的意识形态支配正在被大幅越出；另一种常识、另一种“新常态”正在生成。这样理解，大概是可以的。

Walden Bello一方面肯定这种“新常态”，另一方面强调，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必须站在清晰的历史定位上直面现实。由此，才能明确同正在从下方撼动欧洲中心主义世界的极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对抗线，并开辟一条通向民众阵线的前景——真正对抗欧洲中心主义式的世界编制。

面对帝国的世界编制，形成“新常态”式巨大反包围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其征兆，可以从遍及全球的巴勒斯坦团结行动中看到。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处于颇不确定的状况。排外主义民粹主义正在迅速破坏战后和平主义这一旧常态，但与之对抗的新常态还很弱。然而，这种半吊子的状态终将被打破，因为日本不可能独自脱离整体、永远孤立下去。

附记

作为本章基础的演讲，是我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于NPA（新时代亚洲和平学院）所作的演讲。选举结果是特朗普压倒性获胜；民主党和卡玛拉·哈里斯在绝口不提批判以色列的情况下遭遇惨败。

然而此后，在“特朗普王国”之下，支持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的运动爆发式扩大。数十万人在世界主要城市一次又一次挤满街头，谴责以色列的种族灭绝，犹太人社群也接连加入。我从中看到“新常态”正在全球形成的样貌。

1.本文根据NPA焦点企划“武藤一羊的全球形势分析”（2024年8月25日）讲演整理而成。

2.人民计划研究所，2024年5月27日，https://www.peoples-plan.org/index.php/2024/05/27/post-1104/ 。下列网站的最后访问日期均为2025年8月25日。

3.正式名称为 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参见本书第4章。

4.参见本书第4章。

5.Ramzy Baroud, “American Intifada for Gaza: What Should We Expect?”, CounterPunch, 2024-05-02,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4/05/02/american-intifada-for-gaza-what-should-we-expect/ 。

6.Walden Bello, “How should the Global South Look at the U.S. Elections? Imperialism Remains the Order of the Day for Both Major U.S. Political Partie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2024-12-09, https://fpif.org/how-should-the-global-south-look-at-the-u-s-ele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