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只有我一个老师，要裁一个教师，村长：你能不拿工资继续教吗

82年只有我一个老师，要裁一个教师，村长：你能不拿工资继续教吗

那年我十九岁，刚从县师范毕业，揣着一张印着红章的派遣证，回到我们公社。我们那个村子叫柳树沟，藏在山坳里，离县城六十里地，其中二十里是山路，不通车。全村一百多户人家，零零散散撒在一条山沟两边。村小就在半山坡上，三间土坯房，窗户上糊着塑料布，黑板是用锅底灰拌了猪油抹出来的。全校一共二十七个学生，五个年级，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是我。

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们柳树沟小学，原来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马老师。马老师姓马，叫马守仁，教了二十多年书。我上小学那会儿，他就是我的老师。他一个人教五个年级，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全包了。我师范毕业那年，上头分下来一个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马老师干了二十多年，名正言顺该是他的。可就在那节骨眼上，出事了。

马老师的媳妇得了肺病，咳得整宿整宿睡不着。他为了给媳妇抓药，把家里那头过年用的猪都卖了。学校放假的时候，他去山上挖药材，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腰摔坏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再起来的时候，背驼了，走路也使不上劲。可他还是每天天不亮就往学校赶，路上一里多地，他得歇三回。到了学校，手撑着讲台，一站就是一天。那二十七个孩子，大一点的还能自己看书，小的那几个，流着鼻涕，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马老师一个也放不下。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进村的。上头看我年轻，又是本村出去的，就把我分到了柳树沟小学。马老师见了我，笑得满脸褶子：“长林回来了？好，好。这学校，总算有人接我的手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帮他往墙上刷白灰。那三间土坯房，屋顶漏雨，墙根返潮，一到雨天，屋里头滴滴答答，跟水帘洞似的。我拎着白灰桶，刷了两下，鼻子一酸。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坐在这屋里，马老师也是这么刷墙，刷得满身白点。那时候他年轻，能扛着一桶水从坡底一口气上来。现在，他连弯腰都费劲。

那个学期，我和马老师一起教。他教低年级，我教高年级。说是分工，其实经常是一个人上完一堂，另一个接着上。课桌不够，孩子们就挤着坐，胳膊碰胳膊。马老师用旧报纸糊了个“学习园地”，把孩子们的作业贴上去。他跟我说：“长林，你年轻，有文化，你要把孩子们的心气提起来。山里的娃，不容易。”

可就在那年冬天，上头来了通知。说是要精减教师队伍，每个村小原则上只保留一个教师。我们柳树沟小学超编了，得裁掉一个。消息传到村里，像一瓢冷水泼进了热油锅。家长们急了，纷纷来学校问。马老师也急了，可他急的不是自己能不能留下，而是怕学校散了。

那天傍晚，村长把我叫到了村委会。屋里生着炉子，火苗一蹿一蹿的。村长姓赵，五十来岁，黑红脸膛，是柳树沟土生土长的人。他蹲在炉子边上，抽着旱烟。我进去的时候，屋里已经坐了两个人，一个是生产队的老会计，一个是村小的贫管会代表。气氛有些沉闷。

赵村长让我坐下，然后把那张裁人的通知单推到油灯底下。那上头写得明白，柳树沟小学，保留教师一名。马守仁，民办，教龄二十三年。林长河，公办，教龄半年。看到我那半年的教龄，我的脸有点烧。

赵村长吸了口烟，说：“长林，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是公家人，这身份，走到哪儿都吃香。可马老师……”他顿了顿，烟从鼻子里往外冒，“马老师这二十多年，把命都搭在这学校了。要是把他裁了，他连个民办的资格都没了。他那腰，他那媳妇，他那一家子，靠啥活？”

我低着头，没说话。

赵村长又问：“你还年轻，要是有别的门路，就先去别处教书。过两年，编制宽了，再回来。行不行？”

我心里乱得很。我读了三年师范，为的就是回来教书。这学校，这块黑板，这片土坡，我做梦都想回来。可眼下，人家明摆着让我让位。我要是点头，就得离开柳树沟。我要是摇头，马老师就得走。而马老师走了，这个学校就塌了半边。

炉子里的炭火“啪”地爆了一下。我抬头看赵村长，他也看着我。这个为村里操了一辈子心的老村长，眼睛里全是恳求。我嘴唇动了动，说：“我……让我想想。”

那天夜里，我躺在学校的宿舍里。说是宿舍，其实就是用木板隔出来的半间屋子，墙角堆着几根白萝卜。风从塑料布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白天在课堂上，马老师教一年级孩子读拼音。他弯着腰，背驼得厉害，声音却清清楚楚。有个孩子鼻子下头挂着两条黄龙，马老师掏出手帕给他擦，那手帕破了个洞，边上是洗不净的灰。我又想起马老师的媳妇，那个病歪歪的女人，裹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提着个蓝布包袱给马老师送饭。饭盒里是玉米面糊糊，飘着几片菜叶子。

我忽地坐起来，在黑暗里喘气。这世道，有时候真难。一边是阳关道，一边是独木桥。可有些人，天生就是来守独木桥的。

第二天，我照常上课。马老师也在。下了课，他把我叫到教室外头。那天风大，吹得校门口的破旗哗哗响。马老师从兜里掏出一把炒豆子，塞到我手里。他说：“长林，你走不走？你娃别犯傻。你是公办的，走到哪儿都有工资。这村小，有你没你，太阳都照常升。”他笑了一下，那笑里全是酸楚。

我心里一热，说：“马老师，我不走。”

他愣了一下，说：“你不走，那我走。反正我这把老骨头，也该歇歇了。”

我说：“您往哪儿歇？您一走，低年级那些孩子，谁来管？您媳妇的药钱，谁来挣？”

他不说话了。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竖起来，像冬天的草。他抬头看了看天，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怎么办？把学校拆了，一人一半？”说完自己笑了，笑得直咳嗽。

又过了几天，赵村长又把我叫去。这回只有他一个人在。炉子快灭了，他用火筷子拨了拨，添了两块炭。他说：“长林，我想了个法子。你听行不行。编制留下，你走。但马老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他一个人教五个年级，吃力。你能不能……不拿工资，继续留在村里教书？等上头再给柳树沟一个公办指标，就把你转回来。”

我愣住了。不拿工资，继续教书？那就是说，我要以编外人的身份，干着编内人的活，一分钱没有。家里还等着我挣钱。我爹的腰腿疼，我娘的眼药，我妹子的学费，全指着我那点工资。我要是不拿钱，家里怎么办？

赵村长见我不说话，叹了口气，说：“我也知道委屈你。可咱柳树沟，穷。村里拿不出钱来给你开工资。我寻思，你家里那几亩地，村里帮你种着。乡亲们每家出点粮，给你凑凑。虽说不多，管个温饱。”他顿了顿，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长林，你是咱柳树沟自己培养出来的秀才。马老师当年为你可没少费心。你想想。”

我慢慢蹲下身，把手伸到炉子上烤。火苗映着我的脸，热乎乎的。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我想起十年前，我还在这学校当学生。有一回下大雨，山洪把路冲了，别的孩子都有人接，就我没有。马老师二话不说，把我往背上一甩，硬是趟着齐膝的泥水把我背回了家。他那时候的背，又宽又厚，热得像铺了火炕。如今那背驼了，窄了，像一扇快散架的门板。

我抬头看赵村长，他正等着我。我嘴唇一裂，说：“行。我听您的。不拿工资，我也教。”

赵村长手一抖，烟袋差点掉了。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说：“好小子！我就知道，柳树沟的孩子，有良心！”

消息传开后，村里人都说我是傻子。我爹气得把饭碗摔了，说：“你是读书读傻了？不拿工资教书，你喝西北风去啊！”我娘坐在门槛上抹眼泪。我没吭声，把自己锁在学校的小屋里，蒙着头躺了一天。委屈吗？委屈。可我不后悔。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马老师不能走。这学校，不能散。

从那以后，我成了一个没有工资的代课老师。每个月，赵村长让人给我送来二十斤米，十来斤面，有时候是几棵白菜，有时候是一筐土豆。乡亲们这家给把盐，那家给壶油。我爹虽然嘴上骂我，可收秋的时候，还是把新打下的谷子装了满满一口袋，让我娘给我背到学校来。我娘放下口袋，说：“你爹说，别饿着。”

我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来。每天天不亮起床，烧水洗脸，然后站在校门口那面破旗下吹哨子。孩子们从沟里、从坡上跑过来，有的书包是补丁摞的，有的干脆用网兜拎着课本。我领着他们升国旗，唱国歌。那旗子旧了，红不红白不白的，可每次升起来，孩子们的眼睛都亮晶晶的。

马老师还是老样子。他教低年级，我教高年级。下了课，我俩就蹲在墙根底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学生的事。他不止一次跟我说：“长林，你这是拿自己的前程，给这学校续命。”我说：“您二十多年都耗在这儿了，我多耗几年，算什么。”他摇摇头，不再说话。我知道他难受，觉得欠我的。可我不让他欠。每次他媳妇熬了药，他都要分一半药罐子里的热气给我闻闻，说：“闻闻，别生病。这地方，病不起。”

最难熬的是冬天。山里的冬天长，风硬。土坯房四处漏风，孩子们的手上全是冻疮。我挨家挨户去动员家长，让他们给孩子缝个棉套子。我跟赵村长一起，把学校后窗用土坯堵了一半。可还是冷。上课的时候，我让孩子们站起来跺脚，搓手。马老师就在隔壁教室喊：“一二一，跺起来！”两间教室里的跺脚声，像打鼓一样，震得房梁上的灰直往下掉。

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从没觉得苦过。因为我知道，这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柳树沟的根。他们认一个字，背一首诗，山外面就多了一扇窗。马老师守了二十多年，我接他的手，就接得心甘情愿。

转机出现在第二年的开春。县里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各公社汇报教学情况。赵村长带着我，走了二十里山路，又搭了辆拖拉机，赶到了县里。在会上，赵村长把我们柳树沟小学的事说了。他一个没文化的庄稼汉，站在县领导面前，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们村那个老师，自己掏钱买粉笔，不拿工资教了一年多。领导，这样的老师，你们不能不管啊！”

会场静了一下。县教育局长姓刘，他扶了扶眼镜，问：“哪个村的？”赵村长说：“柳树沟。”刘局长翻开面前的本子，看了几眼，说：“柳树沟小学，不是保留了一个教师吗？怎么还有一个人？”赵村长就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他说到马老师腰摔了还坚持上课，说到我不拿工资也教了一年多，说到孩子们在四面漏风的教室里跺脚取暖。他说得结结巴巴，可句句都像石头，砸在人心上。

刘局长听完，半晌没说话。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说：“这样。局里马上派人下去核实。如果情况属实，今年增补的教师编制，优先考虑柳树沟。”

散了会，我走在县城的柏油路上。太阳明晃晃的，照得我睁不开眼。赵村长走在我旁边，嘿嘿地笑，说：“有门。长林，有门了。”我也笑。我们俩蹲在路边一个馍馍摊子前，一人买了一个白面馍。那馍热腾腾的，我咬了一口，觉得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

一个月后，县教育局来了两个人，在柳树沟蹲了三天。他们查学生人数，查教学计划，查考试成绩，还挨家挨户走访。最后走的时候，那个年轻点的干部对我说：“林老师，你的事，我们回去就汇报。你安心等着。”

又过了半个月，盖着红章的批文下来了。柳树沟小学增加一名公办教师编制，恢复我的正式编制，补发从教一年多的工资。那天下午，赵村长领着几个村民，在村小门口放了一挂鞭。鞭炮屑红了一地，像下了一场花雨。孩子们围着蹦啊跳啊，马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笑出了一脸泪。

我走过去，叫了声：“马老师。”

他抹了把脸，说：“好事。你这娃，命不该绝。”

我说：“是柳树沟的孩子，命不该绝。”

他看着我，点点头。那天傍晚，我俩坐在校门口的老榆树下，夕阳把整个山沟照得金灿灿的。马老师慢慢说：“长林，往后这学校，就交给你了。我这把老骨头，该退了。”我一惊，转头看他。他摆摆手，说：“我早该退了。去年那事，是我连累了你。现在你转正了，我放心了。”

我说：“您教了一辈子，就再教几年吧。孩子们喜欢您。”

他叹口气，说：“我这身子，一年不如一年。该走的时候不走，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长林，这学校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他拍拍我的腿，站起来，驼着背，慢慢走下山坡。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棵快要倒下的老树。

那年暑假，马老师正式退了。他走的那天，孩子们都来了。二十七个孩子，齐刷刷站在校门口，给马老师鞠躬。他背着一个旧包袱，转过身来，脸上笑得慈祥，说：“都好好的。跟着林老师，好好念书。”然后他走了，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却没有回头。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山路的拐角处。风从山沟里吹来，带着野草和泥土的气息。我鼻子一酸，赶紧抬头望天。天蓝得透亮，蓝得让人不敢眨眼。

后来，柳树沟小学又添了一间教室，是赵村长带着乡亲们出义务工盖的。我有了正式工资，每个月发下来，先给我爹买瓶治腰疼的药酒，再给我娘扯块的确良。我爹再也不骂我傻了，逢人就说：“我儿子，是公家人，在村小教书。”我娘在灯下给我补衣裳，针脚密密的，像她看我的眼神。

再后来，学校的孩子多了。我教高年级，又来了个年轻的女老师，教低年级。她叫赵小云，赵村长的侄女，刚从师专毕业。她第一次走进学校的时候，扎着两条辫子，站在那面旧旗子下头，笑得跟山桃花一样。我看着她，忽然想起马老师，想起那个不拿工资的冬天，想起那年冬天我差点扛不过去，可终究还是扛过来了。

如今，柳树沟小学已经搬到了新校舍，三层小楼，窗明几净。我当了校长。马老师前年走了，是那个老毛病。他走得安静，像一片叶子落在秋天里。我带着全校师生去送他。回来的时候，经过学校原址，那三间土坯房已经拆了，只剩半截土墙和那棵老榆树。我站了一会儿，恍惚间，又看见马老师弯着腰，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字。粉笔灰落下来，染白了他的袖口。

那天夜里，我在新学校的办公室里写工作总结。窗外的风吹进来，暖洋洋的。我写到一半，停下来，抬头看墙上的锦旗。锦旗上写着：“扎根山区，教书育人。”我笑了笑，心想，这锦旗该挂到马老师的坟前去。

这世上，总得有人守着那扇窗。马老师守了二十多年，我守了三十多年。总有一天，我也会老，会走。可柳树沟的孩子，会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大山，再一个接一个地回来。就像当年的我。

就这么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