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十多年前，江青曾一度打算把出生在山东的哥哥李干卿接进中南海，公安部门却在审查后叫停；这一幕，在很多知情人眼里已经尘封。谁也没想到，沉寂多年之后，69岁的李干卿会带着十五六岁的儿子，直接买票北上，再一次叩响妹妹的权力之门。
两人当天抵京，没有任何预约。接待任务落在中央办公厅，同往常一样，他们被安排进中直招待所静候通知。汪东兴随即给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打电话：“她哥哥到了。想见面，怎么处置，让她自己拿主意。”
杨银禄32岁，行事干练。他报告时，江青听着，双眼微闭，手指轻敲扶手。沉默几分钟后，她只吐出一句：“这事难办。”口气颇冷，“不请自来，算哪门子规矩？转告他们——我忙，见不了。”
第二天清晨，照相机一台、半斤茶叶，被当作“见面礼”送到招待所。侄子显然很喜欢那台低档相机，手里翻来覆去；李干卿却垂着头，红着眼眶。“我这么大岁数，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他捧着相机，声音发颤，“请再传话，让她见我们一面，好吗？”
杨银禄答应再试。他回到钓鱼台已是深夜，刚合眼，铃声骤响。江青在电话里提高了嗓门：“他是谁？旧社会给张宗昌当过‘师爷’，抗战时给日伪站过岗，还想见我？我可是政治局委员！”
她的顾虑不难理解：1953年、1959年那两次调查的卷宗就躺在中南海的保密柜里，记录着李干卿的旧案——当过警长、被怀疑劣迹累累，甚至有过向妹妹写信进行“策反”的污点。江青担心任何接触都会被政治对手拿来做文章。
然而，僵持只有三天。招待所回话：老人坚持不走。此时的北京，阶级斗争口号此起彼伏，街头标语密布。一个背景复杂的亲属逗留首都，风险不言而喻。江青犹豫再三，只得请示毛主席。
“战犯我都见过，何况你亲哥哥？”毛主席透过秘书徐业夫送来简短批示，“去见！”
于是，一场气氛微妙的家庭会面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江青特意声明，不进中南海、不进钓鱼台，“就在那里，见一次，尽快了结。”
大理石地面映出两排警卫的靴影。李干卿被引进来，先是怔住，随即哽咽。他还没开口，江青已抢先发声：“谁让你闯北京？不知道要事先报告吗？你让我很被动！” 侄子愣在一旁，眼珠转向姑姑，又望父亲。空气凝滞。
老人抹去泪水：“就是想看看你。孩子也想见姑姑。我们明天就回去。”声音沙哑，却没有半点埋怨。江青没再多话，只吩咐工作人员送他们去火车站。“路费自理。”她补了一句。
同一屋檐下的血缘，此刻断成了公文里的“历史问题”。对于当时的她，身份与安全远重于手足之情。有人说她冷酷，可在那个年代，政治防线常被视作生命线，这是她的世界观与生存法则。
故事没有就此结束。李干卿的坚持，被舆论浪潮湮没后，才渐渐淡出视线。倒是另一位亲人——姐姐李云露——多次给江青写信，诉说生活窘迫，也打听李讷近况。信到了，江青看过就合上，吩咐秘书归档。有时沉默也是一种拒绝。
1973年，毛主席从稿费中批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各8000元。外人不知内情，只记得那几年江青消费颇为阔绰。直到1975年，她才忽然让老厨师程汝明探望姐姐，并带去5000元，“算是补偿”。程师傅在清华园的一间旧平房里见到李云露，屋里光线昏暗，被褥破旧。老人微笑着摇头，对钱只说一句：“让她保重身体。”
回溯这段过往，可以发现，江青对兄长与对姐姐的态度其实一以贯之——凡涉己政治安危，她绝不含糊；与此相比，亲情只是随时可被折叠的注脚。人情与大义，在风口浪尖常常无法两全。
1976年之后，尘埃渐落，相关当事人或逝去、或湮没于凡尘，档案却将那一年春天的北京静静封存：一位老人怀揣最后的盼望来到首都，一位高居庙堂的妹妹在顾虑与权力间踱步，其间有迟疑，有冷厉，也有难以启齿的软弱。历史没有如果，这对兄妹最终再无机会促膝长谈。
时间的年轮继续向前，遗憾却在旧纸、旧影里定格。多年后，有人提起1970年的那场“难办”的会见，总要摇头感叹：“血缘面前，再高的官帽也只是一顶帽子，可偏偏有人宁要帽子不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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