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新婚仅9天便与妻子分离，他在台湾潜伏42年，70岁归来才发现自己儿孙满堂！
1950年春，台湾中央山脉深处的南屯村忽然来了个提着帆布包的瘦男人。那年山风凛冽，山民只知道岛上仍在戒严，却猜不透这个陌生人的底细。“你是逃兵？”村长试探；“只是一个过客。”谢低声回应；“山里安全，别闹事。”老人叮嘱。几句对话过后，村头的柴门替他关上，新的身份也随之落锁——叶依奎，一个凭两枚金戒指换来栖身之所的木工。
谁会想到，眼前这人刚刚与新婚妻子道别才九天。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夜里，他在粤东老家拜完天地，新娘的红烛尚未燃尽，华南分局的命令便抵达：迅即赴台，接替已暴露的交通员。没有庆贺，没有蜜月，他把家中唯一的银元塞进妻子的绣荷包，登船时甚至来不及回头。多年以后，他才知道，那一刻妻子已怀有身孕。
山里的日子并不风平浪静。蔡孝乾叛变后，一张写着九百多个姓名的追捕名单在岛内四处流转，林业站、糖厂、渔港都有人被带走。南屯村偏僻，但暗哨时常出现。谢白天伐木，晚上在油灯下拆旧书，将空白页裁成半张，用蜡印复出四页《光明报》，再托赶集的布贩藏进麻布里。三个月一期，不多，只求证明：战友未断线，信念仍在线。
白色恐怖最紧的时候，他曾在莲花池的小屋里连续躲了十一昼夜。窗外海关宪兵贴着门板搜查，枪机磕在竹框上发出清脆响声。谢屏住呼吸，用拇指一下一下掐着木纹计时。第六天夜里，梁溪伯冒雨送来一罐番薯粥，低声道：“活着，比什么都要紧。”这一句，谢记了整整四十二年。
山里的一年又一年，岛外的世界已巨变。大陆解放，抗美援朝，三线建设，新闻只能靠零散电波捕捉。谢却清楚，方向不会错。他没再婚，也不敢写信，惟一能证明自己曾存在于家庭的是那张已发黄的合影：他扶着新娘肩膀，新娘别着栀子花。相片被叠成方块，缝在衬衣领口里，汗水浸过，纸边起毛。
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消息传进南屯的第二天，谢赶到镇上，排了五小时队递交申请表。出境卡填“叶依奎”，附注一栏写：无配偶，无子女。临交表时，他停笔五秒，终究没改。年底，批准电文下来，他又等了一个月，只为在台东把积蓄全部折现，托梁溪伯代卖木屋，所得六万新台币他分成三封信托，寄给仍在狱中的两位老同志家属。
1988年12月8日，广州火车站月台上，他穿着洗到发白的中山装，提着竹篓，随着返乡潮涌进车厢。丰顺县的夜色潮湿，新修的县道上全是机耕车溅起的黄泥。村口老槐树旁，一位满头白发的妇人摸着他臂弯上的旧伤疤，迟疑地问：“汉光？”他没有回答，只从衣领里抽出那张发皱相片。灯光下，两人对视良久，泪水却没落下——四十二年等待早已教会他们克制悲喜。
那年他六十八岁，儿子四十二，已是镇办教师，还带来两个孙女。八口人围一桌，米酒咂到一半，儿子忽然站起来鞠了一躬，“父亲，家里什么都好，以后该您歇歇。”谢点头，没说“我回来了”，也没提山里的艰难，只是把木匣推过去。里头安静地躺着两枚金戒指——当年的定情物。
党籍却并未自动归来。档案上，1955年以后他的名字被划了红线：去向不明，视作脱党。为了洗清这道红线，他先后跑了韶关、广州、北京，写下十几万字陈述材料，提供昔日地下交通站暗号、报纸油印底板，只求组织信任。1995年5月23日，批复终到：同意恢复党籍，视为离党终止。公章鲜红，他握在手里良久，才递给身旁的老战友陈仲豪，“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
一年后冬天，谢因心脏衰竭离世，终年七十岁。灵堂里没有挽词，他生前交代过，不要“烈士”二字，只在墓碑背面刻一句话——“此身寄山林，赤诚归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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