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多孩家庭决定要不要继续生、生几个，谁说了算？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 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近期刊文《谁说了算？家庭多孩生育决策模式研究》，对这一话题做了分析研究。
该文作者分别是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缐孟瑶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泽云。
文章摘要指出，现有研究多从教育、收入、就业和隔代照料等因素解释生育行为，对家庭内部决策过程的分析则相对缺乏。为此，文章从家庭内部视角出发，考察夫妻偏好、偏好分歧以及相对谈判能力如何影响多孩生育行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和2022年数据，结合夫妻生育偏好及后续生育行为，分析我国育龄家庭二孩和三孩生育决策所体现的不同模式。
研究发现：第一，在尚未生育二孩的家庭中，仍有较高比例的夫妻双方均持有二孩偏好，说明现实约束仍是影响二孩生育的重要因素。第二，二孩生育中，单方面的生育偏好往往难以转化为实际行为，这一特征在城市家庭和较晚出生队列中更为明显。第三，无论最终是否生育三孩，夫妻双方的初始三孩偏好总体上均较低。第四，三孩生育行为更接近谈判模式，且主要体现在丈夫三孩偏好更强的情形下。此时妻子的相对谈判能力越强，丈夫的三孩生育偏好越难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从家庭内部决策过程解释多孩生育行为，拓展了生育研究的分析视角，也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和促进家庭责任共担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政策启示。
结合已有研究，上述将家庭多孩生育决策概括为五种模式：母权模式、父权模式、否决模式、协约模式和谈判模式。
母权模式是指妻子在生育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终结果主要取决于妻子的生育偏好。父权模式则表现为丈夫主导生育决策。这种模式往往与传统家庭结构、经济资源分配和宗法观念有关。否决模式是指夫妻双方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只要一方不同意，生育就无法实现。上述三种模式处理夫妻分歧的方式相对直接，要么由一方主导，要么任何一方均可否决。但现实中的夫妻决策往往还存在协商空间。协约模式和谈判模式正体现了这一特征。
协约模式是指夫妻在生育前通过协商形成可信承诺，由一方在生育后通过消费、资源配置等方式，对另一方承担的生育成本进行补偿。谈判模式则进一步考虑现实中承诺难以完全兑现的情况。夫妻无法在生育前就未来补偿形成有效约束，资源只能在生育后重新分配。此时，已经发生的生育投入成为沉没成本，承担更多生育成本的一方可能面临“套牢”风险，因此会更加谨慎地作出生育选择。
研究发现，第一，在未生育二孩的家庭中，仍有较高比例（超过60%）的夫妻双方均持有二孩偏好；第二，我国育龄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更接近否决模式，即生育二孩通常需要夫妻双方达成一致，且这一特征在城市家庭和较晚出生队列（“80后”和“90后”）中更为明显；第三，无论最终是否生育三孩，夫妻双方初始的三孩生育偏好总体上均不高；第四，我国育龄家庭的三孩生育行为更接近谈判模式，且该模式主要出现在丈夫三孩生育偏好更强的情形下。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主要有三方面的政策启示：
首先，未生育二孩的家庭中仍有较高比例的夫妻双方具有二孩偏好，说明生育偏好向实际生育行为的转化仍受到现实条件制约。相关政策应继续降低托育、教育、住房和养育成本，促进生育偏好向实际行为转化。
其次，夫妻双方的三孩偏好整体较低，表明提升三孩生育水平不仅需要经济支持，也取决于更为稳定的生育预期和更为友好的社会环境。应通过公共政策、社会宣传和制度规范，逐步营造更加包容和支持家庭发展的社会氛围。
最后，生育决策是夫妻双方协调的结果。本文发现，二孩生育更接近双方共同决定的逻辑，单方面的生育偏好往往难以转化为实际行为。这意味着，相关政策不能仅针对女性个体，而应更多着眼于夫妻双方形成一致预期的条件，通过完善陪产假、育儿假和弹性工作制度，促进家庭责任共担。
《人口与经济》创刊于1980年，是国内最早诞生的人口学刊物之一。期刊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办。一直以来，《人口与经济》都属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MI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同时还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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