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960年二月的一场春雨里，广州城西的石门渡口依旧人声鼎沸，贩夫走卒却低声议论：岭南这片富庶之地，何时才能有个像样的主人？没人想到，仅仅十年后，宋军的旌旗便会在这里猎猎作响。
唐末乱局绵延，河南刘氏南下扎根。先是刘谦靠战功坐稳封州，接着长子刘隐掌军政，他招贤纳士，开盐井、筑堤防、修驿道，短暂间把岭南经营得井井有条。若不是911年暴病，他或许能把这方热土锻造成一块铜墙铁壁。
权柄落到弟弟刘䶮手中，这位后来自号“高祖”的人，初期还算守规矩：沿用旧臣，礼待士人，重商兴贸，连与南楚通婚都被视作妙着。可天平只要倾斜一次，就很难再回正。晚年的他戒心疯长，突然宣称“士人与我心不同”，于是大贬文臣，大举起用宦官，人心自此离散。
更糟的是，他把嗜杀当作嗜好。鼻、割舌、支解，刑具一应俱全，有时亲自观刑，笑得像个孩子。富民家里藏的珠玉、名窑、沉香，被他统管的库藏一扫而空。一个原本能继续扩张的政权，被活生生掏空底座。
942年，刘䶮撒手，22岁的刘玢踉跄登基。少年帝整日与市井浪子比力气、斗鸡走狗。先帝棺木还未合拢，他已带着乐工舞姬彻夜酩酊。大臣劝谏？一概充耳不闻。士林心灰，他却自得其乐。
兄弟刘晟看得咬牙：“再拖要完。”于是布置大力士作陪练，一阵撕扯后，刘玢血溅殿前。新皇帝的宝座坐稳了，但他在乎的不是治国，而是清除威胁——诸弟尽数问斩，宗室只剩下挂号的独苗。宦官队伍从三百激增到数千，宫女摇身变成侍中、尚书，“卢琼仙已入中书”，百官背地里敢怒不敢言。
地方响起民乱，他调酷吏去抡刀；府库见底，他就加税三成。岭南盐引暴涨，渔翁、茶农被逼得逃入深山，“宁与虎狼聚，不与官兵逢”成了口头禅。抢得七州之地的胜利光环，也被血腥搜刮抹得黯淡无光。
956年，夜半星沉。刘晟望着天象苦笑，“天命又非我家私产。”第二天，他却端起酒壶灌了个昏天黑地，几月后醉死行宫，年仅39。
接棒的刘鋹才十七岁，偏偏对军国大事毫无兴趣。他把官僚分成“内人”“外人”，一句“士人多心杂”定了基调：宦官、宫女执掌枢机，读书人只能陪坐冷板凳。御林军里，挂剑的多是宦官，连操舟放哨的也阉声细气。求仕者只得慷慨就义，阉割之风遂成买路钱，阉工行当日进斗金。
广州的夜生活更热闹。波斯歌伎、阿拉伯香油、爪哇胡椒，全被运进皇城御苑。刘鋹给宠姬取名“媚猪”，自号“萧闲大夫”，朝会三日不出。后来又宠信巫女樊胡子，号称能通神语，把奏章也丢给她批红。有人劝谏，他挥手道：“尔等且退，我自有天师。”
军费告急，他令人增税、夺产，甚至把商旅船只临时征为“朝廷宝舶”。将士军饷被克扣，哗变的传闻隔三岔五就来一次。此时北宋已定鼎汴梁，赵匡胤忙着对付北汉，却仍时不时收到岭南骚扰的折子。道州战事、邕州挑衅，宰辅檄报案前，一句“南方小儿，不识天高”让宋太祖暗下决心。
970年秋，潘美奉诏南伐。表面数字，南汉兵十余万，宋军才万余；可探马回报：“多是白面宦官，甲胄难合。”潘美轻笑，令军师制定水陆并进。南汉守将仓皇应战，桂州、昭州相继失守。广州惊闻败讯，刘鋹依旧在西苑斗犬。宦官急报，他只摇扇：“宋军抢几州就够了，未必敢南下。”
宋军却一路破堤放水，直指白藤江。南汉舰队烂木断帆，被火箭烧成火龙。潘美兵临城下，刘鋹想逃，新造龙舟却被龚澄枢等人劫去。他骂一句“好个忘恩贰臣”，旋即披发跣足出城投降。传言他向宋将苦笑：“寡人也算解甲归田耳。”这寥寥十余字的自嘲，成了南汉最后的皇室记录。
广州城日落时分，宦官列队被押，坊间围观者数万。斩首台上，龚澄枢的血溅湿衣襟，人群发出一阵低呼。城外珠江仍旧潮起潮落，只是再无“阉人主国”的怪诞戏码可演。两万余名内人被编籍北上，昔日阉工也沦作囚徒，街巷里的刀坊顷刻冷清。刘氏残脉被押往汴京，昔日的南海王室就此划上句号。
岭南仍是那片物产丰盈的南方沃土，商旅继续南来北往。只是站在泮塘口的老人再提起旧王朝，语气里多了浮世薄情：再富足的江山，也禁不起连番自宫般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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