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3年叛变，解放后进复旦大学当教授

1980年11月的一堂英语语言学课上，白发斑驳的黄平合上讲义，向学生致意后离开教室。几小时后，有年轻助教翻开他的《俄汉对照笔记》，夹页间落出一张发黄的监狱存根，上面赫然写着“南京宪兵司令部”字样。这一幕，让多年不为人知的往事再度浮出水面——眼前这位谦和的外语教授，曾是中共早期的骨干，又是1933年留下厚重阴影的变节者。

回到30年前。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当天傍晚，市政府大院来了一位戴旧草帽、提藤箱的中年人，自报姓名：“黄平，前中央交通负责同志，来投案。”接待人员愣了几秒，旋即将他请进办公楼。彼时的黄平46岁，脸庞削瘦，神情疲惫，手心里还攥着那张已经折痕累累的自首书副本。办案人员记录完毕，向领导报告，档案里那个“1933年供出同党、被永久开除”的名字，忽然鲜活了起来。

时间再往前推。1903年，黄平出生于汉口一户小买办人家。兄弟姊妹七人，家境并不宽裕，母亲省吃俭用供二儿子留学。1911年，辛亥炮声动摇旧王朝，也把他们一家卷进上海。二哥在复旦执教，黄平因此接触到与家乡截然不同的都市气息。少年人心气高，他抱着字典啃《泰晤士报》，磕磕绊绊，却硬是闯进英语校对行当。

1919年“五四”风云掀起，北方报馆里议论激烈，黄平每天为外电文字挑灯夜战，耳濡目染中对“新思想”跃跃欲试。1920年，他调入俄国远东通讯社，第一份任务就是翻译列宁演讲。那一年冬天，一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深深烙进他的记忆。很快，他跟随赵世炎、陈延年踏进布尔什维克的世界，并获准负笈莫斯科东方大学。只身北去，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的漫长轨道，他在日记里写下：“俄文尚未通，却似看见远方闪光。”

1924年夏，学成归来。他联络周恩来，潜往香港，打横幅、写传单，组织电车工罢工。殖民地警署冰冷的牢房、街头工人嘶哑的口号，成为他眼中的中国现实。1926年广州，省港大罢工正酣，他被推举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奔走于船坞、纱厂之间。只是，“四·一二”清共风暴骤起，党组织纷纷受挫，他辗转上海、香港，靠中国银行职员外衣掩护秘密交通网。

1927年底，南方局草创。黄平与张太雷、恽代英商讨武装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硝烟滚滚，红旗升起却又很快跌落。张太雷牺牲，黄平临危主持撤退，千余人突围失败，他背负“指挥不力”之责，被党中央点名批评。这一笔，让他心底生出阴影。

1928年5月，黄平再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名单上被圈定为中央委员候补。这段时间，他频繁出入共产国际会议，谈国际工运、谈赤化世界，意气风发。可好景不长，1931年秋，他接到回国电报，旋即归来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秘密交通。

1932年深冬，天津租界阴雨连绵。深巷口突传急促脚步，冷枪一响，黄平被捕。面对宪兵的手铐，他试图以咬舌来守口，鲜血涌出，却被狱医急救捡回一命。随后的审讯，比想象更残酷。一名狱卒晃动皮鞭，“不说？你们谁替你收尸？”黄平沉默两昼夜后崩溃，自报数处联络点，也牵连到远在上海的刘少奇住址。几页叠好的笔记，递上去那刻，他或许已意识到自己坠入深渊。

南京监牢里，他意识到“只要自首可免一死”。犹豫、挣扎、一夜难眠，“是不是还有活路？”他这样问同囚者。“写吧，命要紧。”狱友低声劝。他终写下那份语焉不详的自白。二哥四处奔走，花费重金，终于换来释放。1933年春，黄平走出牢门，背影落寞，上海滩灯火却照不进他的内心。

接下来七八年，他隐姓埋名做翻译，给洋行执笔，替公使润稿。昔日的革命口号，化作案头的英文合同；深夜里梦回岭南，只剩马蹄声和枪火残响。有人说他是叛徒，也有人说“黄教授不过误入岔路”，众说纷纭，他自己却绝口不辩。

日本侵华期间，他曾想再次联络地下党，却被婉拒：“身份暴露，别来添乱。”1945年抗战胜利，他与几个老朋友聚餐，无人再提革命，杯中酒苦涩难咽。他把头埋得很低。

1949年，时代车轮把这位失意者裹挟进新局。选择主动投案自新，是他能想到的唯一补赎方式。市府专门成立审查小组，调查档案、走访幸存知情人。三个月后结论出台：黄平确有严重变节行为，已自首并多年脱离反动阵营，按政策进行审干、保留公民权，安排教书。如此处理，既有从宽自新的方针，也有新的社会形势下对知识分子的利用与改造。

复旦校园里，黄平再握粉笔。课堂间他常举列宁著述为例，又引用莎士比亚、惠特曼，学生戏称他“左手红旗，右手康桥”。对往事，他仅偶尔一句：“青年啊，选路不难，坚持最难。”说完轻咳两声，转身在黑板划下俄文字母。

七十年代末，全国拨乱反正，学界重新评价历史。有人提议恢复黄平的党籍，组织部门征询意见，他摇头：“莫再说了，留作后人警戒更好。”1981年春，病榻上的他完成回忆录，扉页题字：“我这一生，失脚踏断桥，所幸信仰未改。”翌年初夏，病逝上海，终年79岁。

对于这位曾经的政治流星，该如何定位？研究者多有分歧。有人强调他的早年贡献：省港罢工、广州工潮，皆有他牵线；也有人痛斥1933年的招供，让无辜者受难。其实，历史并非简单的黑白棋局，个体的恐惧、软弱与赎罪，折射了那个风口浪尖时代的复杂。黄平用余生伏案授课，或许是种补偿；也或许，他只想在字里行间，为当年走失的自己留一线呼吸。

纪录中写着：上海龙华公墓，1981年11月12日，雨。送行者不多，多是同事与学生。挽联上无豪言壮语，只两句出自他常挂在嘴边的英文：“Truth is torch.”——真理如炬；“But a terrible one.”——亦灼亦明。墓旁老同学悄声道：“他终究没逃开历史，但也没躲开自己。”风吹过斑驳石碑，那张旧狱票的字迹，终于归于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