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初冬的一个清晨，上海霞飞路湿漉漉，路边枯叶被警车的车轮卷上半空又重重落下。轮胎声刚停，袁殊被推搡着走进“76号”大门，风衣被雨水打得发亮，却掩不住军统少将肩章的金色。押他的人是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面无表情，似乎已经算准面前这个“多面人”插翅难飞。
谁能想到，数日后，袁殊竟会被一辆挂着“日本总领事馆”车牌的小轿车堂而皇之接走。李士群在门口陪着笑脸，亲手替袁殊拍了拍灰，这一幕让在场的人至今难忘。事情的起承转合，要从袁殊传奇而诡谲的经历说起。
袁殊出生于1911年，湖北蕲春人，读书时就带着几分少年桀骜。上海滩的租界、帮派、左翼思潮，让他见识到权力、金钱与理想的缠斗。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山雨欲来，他被卷进清党风暴，又在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读新闻学。留学期间，他递交入党申请，经潘汉年考察，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回到上海，他一头扎进情报世界，自此开启“五重身份”的险途。
九一八事变点燃全国抗日怒火。各方急需弄清日本意图，恰在此时，年轻的袁殊凭着一口流利日语走进了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他故意翻弄日文杂志，引得随员朝比寿与岩井英一侧目。几次寒暄后，岩井单刀直入：“袁先生，愿不愿意帮忙？每月给您200元交际费。”无预先请示的机会，袁殊当场点头。事后他把经过报告潘汉年，得到回信：“正合我意，好好利用这条线。”
与此同时，戴笠也看中了这匹“千里马”。1935年秋，戴笠在虹口约见袁殊，开门见山：“一个月三百，替军统搜集日方动向。”袁殊再添一层马甲，成为军统上海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表面上，他是军统高官、日方线人、文化名流；暗地里，却把情报源源不断送往延安。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化妆成日本留学生，混入敌军阵地绘制防御图；几周后，又以军统名义火烧日本海军弹药库，战果惊人。戴笠赏三十万大洋，他只留一万，其余“论功行赏”分给兄弟，活脱脱一个江湖义士。
然而玩火终究危险。1939年秋，军统上海区长王天木被捕叛变，袁殊秘密策划炸毁“76号”之事泄露。李士群连夜出动，把他抓了个正着。审讯室里电光乱闪，李士群劈头一句：“合作，活；不合作，死。”袁殊淡淡一笑：“李先生若真要枪毙，不妨通知日本领事馆和杜月笙，看看他们同不同意。”一句话把对方呛得无言。
李士群不敢贸然动手，只好软禁。此时，袁殊设下一招：“我得洗个澡换身衣服，顺便取点酒压惊。”李士群半信半疑，派心腹吴李宝护送他夫人马景星回家取衣。马景星趁机把消息带出去，几经周折找到潘汉年。夜色深沉，潘汉年只说了一句：“快去日本人那里！”并递上一张写着“岩井英一”名字与电话的小纸片。
第二天清晨，马景星拨通电话，电话那头的岩井听完，声音陡然提高：“立刻放人，否则后果自负！”十分钟后，李士群接到日本总领事馆的急电，只好亲自驾车把袁殊“送回家休养”。在动荡上海，这样的“外交压力”无人敢挡。
袁殊脱困后，更加谨慎。他通过“岩井公馆”将日方经费二十万转给新四军；又从东京密电中捕捉到“南进”战略蛛丝马迹，让延安提前调整部署。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摇身一变成了促成国共接洽的“文化人士”。可好景不长，军统总部搬来上海，毛人凤察觉不对，电令全国通缉：“十万大洋，取袁殊项上人头！”袁殊在交通员掩护下潜回延安，化名“曾达斋”，被统编为旅级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李克农领导下负责美、日情报研究。1955年，潘汉年蒙冤，他亦受株连被捕。铁窗生活一关27年，直至1982年潘案昭雪，他才重获自由。五年后，袁殊病逝北京，终年76岁。
行走在敌我之间，他先后佩戴五顶面具：中统干员、军统少将、日方特务、上海文人，以及共产党隐蔽战士。有人评价，比起佐尔格，这位“东方影子”更加善于利用人性弱点；也有人感叹，乱世里最难的是保持初心。那些曾经闪烁的暗号、密电与面具，如今都归于尘埃，但袁殊在“39年被捕又被日本人救出”的曲折，不过是他七十二变中的一幕。风雨已去，档案尘封，传奇却依旧在旧上海的石库门里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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