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街丨赵全厚：从广度和深度双�...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

金融支持实体转向质效提升

编者按

实体经济是金融生存发展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央行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标志着金融支持实体进入新阶段。伴随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也发生变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已不能只满足于总量层面的供给扩张，政策导向正从简单增加资金供给，转向更加看重结构性工具引导、债券风险分担、信用增信等市场化制度建设。本期报道聚焦如何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等，希望推动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关键领域，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护航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金石开财经专栏

图片来源/新华社

■赵全厚

　　实体经济是金融生存发展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防止金融“脱实向虚”，扎实服务实体经济，是我国近年来金融工作的重心。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56.7万亿元，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均超过同期4.7%的GDP增速。这说明，金融服务基本保障了实体经济流动性充裕合理的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8月1日召开会议明确提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是下半年工作重点之一。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仅要体现在满足实体经济流动性需求充裕合理的量的方面，更要体现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的提升，紧随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快速成长，新旧动能不断地交替演进，促使经济结构向高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变迁，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结构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6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结构的特点是信贷类增速放缓和直接融资类增速明显。例如，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76万亿元，同比少增1.98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933亿元，同比多1224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而且，2019—2025年间，贷款增量与M2增量之比约从107%降至63%，占社融增量比重约从66%降至45%。同期，债券增量与M2增量之比约从32%升至44%，占社融增量比重约从31%升至46%。

　　这一趋势反映了传统的以银行信贷为主流的金融供给结构服务实体经济的局限性，即在实体经济向新向优的成分增强过程中，日益需要具有较长期的直接融资进行匹配，而具有明显期限错配特征的信贷资金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实体经济结构变迁的融资需求。或者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地依存高质量资本市场提供有效的直接融资服务。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核心的科技型企业，在全生命周期内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差异化的风险收益特征，需要包括债券、股权融资和银行信贷等多元融资渠道进行匹配性支持。

　　即使在信贷类增量结构中，也存在结构性增长差异。伴随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加速等影响，贷款“降速提质”将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2026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82.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低于同期GDP增速。但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7.8%、23.5%、15.1%，均高于人民币贷款增速，也高于同期GDP增速。这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努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更好地顺应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在信贷需求总量需求下降之时，结构性加大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

　　当然，做好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等相对高成本、高风险的服务实体经济工作，也不是仅依靠信贷机构就能够有效完成的，还需要央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支持（如定向降息、优化调整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方向和规模等），需要诸如政策性融资担保、保险等金融或类金融机构的创新性配合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定向宽容，也需要政府财政各类工具的有效助力。例如，2026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创新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工具，实施6项一揽子政策，聚焦促消费、扩民间投资两大方向，主要以贴息、担保资本金、风险补偿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降低融资总管和成本，引导金融信贷投放。

　　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需要逐步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既要拓宽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薄弱领域融资可得性；也要提升金融产品与实体融资需求的适配水平，从广度和深度双向发力，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为此，一是要立足实体经济现实需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鼓励合规金融创新，推进金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强化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意识，破除体制机制堵点。

　　二是要加快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持续压实上市及融资主体信息披露义务，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坚守投资者权益保护这一前提，把握好监管力度与制度包容之间的平衡，实施适度监管宽容，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差异化挂牌、上市、交易制度安排，更好适配不同类型、不同生命周期市场主体融资诉求，持续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的融资需要。

　　三是中央银行要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效能，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统筹用好存量与增量政策，释放政策集成效应。与此同时，在加快构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发挥央行作为传统“最后贷款人”职能，处置银行业机构流动性风险，也要完善“最后交易商”职能，应对极端情形下金融市场流动性失灵。这有助于进一步打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联动通道，推动银行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定价、流动性体系互联互通，健全货币政策传导链条，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

　　四是要持续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机制，充分释放“1+1＞2”的政策组合效应。立足两类政策不同功能优势，综合运用贴息、风险补偿、融资增信、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多元载体，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健全跨部门协同、信息共享与风险共担制度，坚持市场化法治化运作，兼顾财政可持续与金融风险防控，打通政策传导堵点，提升宏观治理整体效能，有力支撑扩大内需战略实施。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