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花一个亿，却没人知道回答了什么问题：张宏院士为什么要再批"资源型科研"

8月13日，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揭晓。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因在多细胞生物自噬机制研究上的开创性贡献，获得生命科学奖。

单项奖金约700万元。

但比获奖本身更引人关注的是，这位以直言著称的院士，在获奖当天再次接受采访，把去年年底那篇引爆学术圈的《"资源型科研"正在摧毁中国的科研文化》中未尽的话，又往下讲了一层：《张宏院士再批"资源型科研"：很多钱花得肆无忌惮、触目惊心》

这次讲得更具体，也更不留情面。

一、"这篇文章花了一个亿"

张宏在采访中谈到一个直接触发他发声的细节：

"促使我提出'资源型科研'这个问题的，正是我听到有人在吹嘘'这篇文章花了一个亿'。中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真的已经到了可以这么花钱的地步了吗？更何况很多这样的文章，只是停留在数据积累的层面，并没有太多价值。"

他特别澄清，自己讨论的范围限定在生命科学领域，"因为不同领域的研究还是很不一样的"。同时，他也不否认国家加大科研资源投入本身是好事——他批评的不是"资源"，而是"资源型科研"。

什么叫资源型科研？张宏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定义：

"有些人研究某个课题，不是因为这个科学问题重要，而是先简单粗暴地把资源堆起来。比如，有些人知道某些领域的研究很热门，正好手头也有钱，就砸钱做大量的单细胞测序，罗列出一堆结果来。这些结果真正回答了什么科学问题吗？他并不清楚，也不关心。"

核心逻辑是本末倒置的——资源本应是取得科研突破的手段，在这种模式里却变成了目的本身。拿到钱，做出数据，发出论文，再用论文换更多钱，形成一个自我循环。

张宏的判断是："我参加过一些评审，知道有些钱花得肆无忌惮、触目惊心。"

二、"花钱"和"创新"为什么不是一回事

张宏把这种模式的危害讲得很透彻。

最直接的问题，是挤压了真正原创性研究的空间。

他用过一个比喻：这就像集邮，有钱可以买到更多邮票，但"从零到一"的突破为什么反而罕见？

原因在于，真正的原创研究往往高风险、周期长、不可预测，它跟资金规模和人力投入并不成线性关系。而资源型科研擅长的是追逐热点、扩充规模、在已知方向上做增量。前者需要耐心和容错，后者需要的只是经费和执行力。

当评价体系把资源、论文、头衔捆绑成一个闭环，年轻科学家面临的选择就变得非常现实：花五年去赌一个可能失败的真问题，还是花三年用现成手段堆一篇高影响力论文？

张宏没有简单地站在道德高点苛责年轻人。他说得很明白：

"我们不能以一种'世人皆浊我独清'的清高姿态去喊口号——'我们就是要纯粹的科研'。根本的问题不解决，我们是无法苛求这些年轻人'出淤泥而不染'的。"

他观察到的现实是，年轻PI回国之后，工资与经费、"帽子"直接挂钩，甚至孩子上学也跟"帽子"相关。"本来科学探索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却与许多利益，甚至是整个家庭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再加上3年、5年的硬性考核节点，"你误了一步，可能整个职业生涯都没有了"。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选择问题，而是制度给出的激励方向。

三、张宏给年轻人的建议很朴素

在理解了体制性压力之后，张宏给年轻科研人员的忠告反而很简单：

"永远要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他相信，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领域的科学家，其实都知道哪些问题真正重要。难点不在于发现问题，而在于不被短平快的诱惑带走。

他还提了一条非常实在的建议：

"一些年轻科研人员手里还是有不少经费的，这种时候不要把摊子铺得太散，而是聚焦在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上。能做到这一点，就很好了。"

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做惊天动地的从零到一，而是至少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把资源集中到值得做的问题上。

四、他给出的"药方"：小同行评审

张宏认为，所有问题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症结——科技评价。

"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科技评价。原创性科研也好，'从0到1'的工作也好，如果现在的评价体系不变，这些都无从谈起。"

他指出当前评价体系的核心偏差：判断一个科学家是否优秀，主要看论文是否发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但"发好文章跟科研水平是不能画等号的"。

对于CNS（Cell、Nature、Science）的迷信，他有一段很直接的评价：

"大家都说CNS是顶刊，只不过是因为在这些杂志上，重要工作的比例比其他杂志要高一些。这些顶刊上同样会有很多垃圾文章，可能没有什么科学意义，也可能不久就会被推翻。"

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回归小同行评审。

只有真正在同一细分领域深耕的人，才能够判断一项工作的实际分量——"虽然A只是往前迈了一小步，但这是领域里很重要的问题；尽管B说得天花乱坠，但我认为那个问题不重要，他是在胡扯或者在卖概念"。

张宏也清楚，这条路在中国有特殊的难度，主要障碍是人情文化。他提出的机制设计是：同一小领域的人集中评审，同时设评审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知道评审委员会在做什么"，让评委知道自己处于监督之下，"就不会太放肆"。

五、敢说话的代价

去年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张宏收到了大量支持，但也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变化：请他做评审人的同行"骤然少了很多"。

这次获奖后，他对记者说，可能大家"也怕我再说些什么"。

但他选择继续说。影响他的有两位前辈。

一位是生物物理所的王志珍院士，一直鼓励他说真话，获奖当天还发短信提醒他"在学术界的责任更大了"。张宏的回复是："我一定坚守自己的职责。"

另一位是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袁钧瑛教授。袁钧瑛曾说，过去觉得"不能说假话，但可以选择不说话"，后来发现"有些话不说出来，是睡不着觉的"，于是决定"有话就说出来，管别人怎么评判，至少晚上能睡个安稳觉"。

"能睡个安稳觉"这五个字，对张宏影响很大。

他在采访中说了一段话，可以看作这次发声的注脚：

"只要我相信自己没有私心，是在替很多人发声或者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就应该说出来。我说的也不见得都对，但至少大家可以思考和讨论。如果我们都不站出来发声，那年轻科学家们会怎么样呢？我们的科学文化又会怎么样呢？"

他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无欲则刚"。

张宏研究的是细胞自噬——细胞如何识别并清理自身内部的"垃圾"。

这个生物学隐喻，放在当下的科研生态里，有一种微妙的对应。

资源堆砌产生的大量低价值数据、论文驱动下的短平快课题、帽子与经费构成的闭环，某种程度上也是系统内部需要被识别和清理的"废弃物"。但社会系统的"自噬机制"，要比细胞复杂得多。

张宏不是第一个批评科研评价体系的人，大概率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一位刚拿到中国民间最高科学荣誉之一的院士，在获奖当天选择把时间用来谈"钱花得触目惊心"，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至少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能再绕过去的程度。

来源：科学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