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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地中海东岸的夜色刚刚降临，一架伊拉克空军的米格-21却突然掉头向西，飞向以色列。这个震动克里姆林宫的叛逃事件，给苏联军方带来前所未有的羞辱。几个月后，莫斯科的情报主管把一张地图摊在桌上，“得想办法找回场子。”一句话，催生出一项看似疯狂的反击计划——在北约手里偷一件能够“对等报复”的尖端装备。
此时的西德策勒空军基地正为迎接从美国订购的80架F-4E“鬼怪”战斗机做准备。基地仓库里还囤着美制AIM-9“响尾蛇”近距空空导弹，新货，连涂装都没来得及改。克格勃高层盯上了这里，可挑来选去，能用的只有一个“三人组”。他们此前混进策勒一次，夹带走了两个导航仪，事成后还若无其事地把箱子直接托运回莫斯科。成功虽然离不开胆大心细，但连指挥部也承认，更大成分在于运气。
三人各怀来历。头儿约瑟夫，本是波兰犹太人，靠一手开锁在战后混进西德，表面上给人当司机；雷格明，地地道道汉堡少东家，对速度痴迷，豪车满车库；飞行员沃尔夫则是空军少尉，工资微薄却酷爱夜生活。表面毫不相干，但在酒吧里几杯黑啤下肚，他们结成了“冒险俱乐部”。当约瑟夫提起克格勃身份时，雷格明竟眼睛发亮：“听起来比飙车刺激得多。”他的这句话，直接让苏联情报人员目瞪口呆。
偷战机，难度太高，需要长期潜伏。三人心浮气躁，商量着先拿点“开胃菜”——响尾蛇导弹。一枚导弹，北约造价数万美元，可在他们眼里却像超市货架上的新奇玩具。行动被他们安排得让人出汗：没有正式请示，没有预案，更没有后备方案。
1967年5月12日夜，策勒基地灯火稀落。沃尔夫早早以“值班训练”为名，混进机库附近，把两条巡逻狼犬关进餐厅，又顺手在围栏剪下一块半米见方的口子。午夜过后，约瑟夫翻墙而入，几秒钟撬开仓库门锁。灰暗灯光下，沉睡的AIM-9整齐排列，他差点被两米多的体型吓退。沃尔夫低声说了一句：“搬吧。”两人合力把导弹拖到围栏口。
接应车辆压根不像谍战片里的隐秘货车，而是雷格明那辆鲜红色敞篷跑车。三人望着导弹和跑车发愣数秒，最后破窗把半截弹身搁进后排，剩下一截用旧地毯裹紧，顶在行李架外。凌晨三点，跑车尾气轰鸣，划过乡间公路。负责夜勤的哨兵还在值班室里和咖啡较劲，没有人注意。
第二天，三人在汉堡郊外的仓库里面面相觑：这么大的东西，怎么运回苏联？电话线那头的莫斯科联络员一时也给不出答案。磨蹭到午后，他们决定“拆开寄走”。螺丝拧开、线束剪断，导弹分成两截塞进木箱。里面垫上旧毛衣，上面填满假花。雷格明拿出公司抬头的货单，写上“工程样品”。机场安检人员例行掀开一角，看到花草土壤，挥手放行。
第一程正顺利，马赛停留时却收到了“文件填写不全”的通知，木箱被滞留转机区。雷格明汗如雨下，只能当场改好单据，再买机票原机折返，亲眼看着两只箱子被推上飞波罗的海方向的货仓。三天后，克格勃技术局打开木箱，见到完整导弹，掌声四起。技术主任只取走制导头和关键控制模块，事后批准给三人发放3.4万美元奖励，相当于他们平日收入的一百倍。
可好景不长。6月，策勒基地整顿时，一名军医闲逛发现围栏缺了块铁丝网，上报后逐层追查。记录显示，行动当晚唯一申请加班的飞行员是沃尔夫。审讯室里，探照灯刺眼，军医的偶然发现变成铁证。沃尔夫招得干干净净，雷格明和约瑟夫旋即被捕。检方痛陈“给国家安全造成巨大损失”，最终以间谍罪判处雷格明7年、约瑟夫4年、沃尔夫3年。
外媒一片哗然。华盛顿急忙声称“失窃的导弹为过期型号”，试图淡化影响；莫斯科干脆装作不知情：“我们收到什么？请拿出证据。”北约内则忙着补漏洞：加装红外警戒器、更新巡逻制度，甚至为军犬增设了芯片点名系统。可惜这些举措来得有点晚，AIM-9导弹的红外导引秘密已经被完全拆解。几年后，苏联空军在试验场推出改进型K-13型导弹，外形与“响尾蛇”如出一辙，内部却自成体系。
1971年8月，东德边境的一座小桥上，两排士兵对视而立。交换战俘的名单里，雷格明赫然在列。他穿过铁丝网，低声感叹一句：“命真大。”自此潜入平民生活，销声匿迹。约瑟夫和沃尔夫出狱后也各奔东西，只有沃尔夫在80年代写下回忆录，谈起那一夜时常摇头自嘲：“真要命，我们连导弹尺寸都没量过。”
策勒基地后来换了新围栏，新犬舍，还添了红外报警装置，却再也没有丢过一颗螺丝。运气，终归不是可靠的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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