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私人”荣禄究竟干了什么？康梁痛骂：操莽在世，后党第一凶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荣禄在北京病逝。朝廷给的恤典极重，谥“文忠”，入祀贤良祠。文忠这个谥号在清代大臣里是顶级配置，上一个拿到的是李鸿章。但是就在灵堂上，吊唁的人心里装的是两套评价。一派说荣禄是庚子年“扶危定倾”的功臣，另一派说他是戊戌年“卖主求荣”的元凶。

荣禄这个人的根底不复杂。

他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字仲华，号略园，早年在神机营当差，这是晚清京营里最有实权的机构，醇亲王奕譞长期管着。荣禄跟醇王府的线，就是从那时候搭上的。同治朝他一路做到工部侍郎、步军统领，京城里的枪杆子一度握在手里。光绪初年他因为被劾纳贿，一撸到底，闲居十几年。这段经历说明两件事：第一，荣禄不是清流，他手上不干净；第二，他能在十几年后翻身，靠的完全是慈禧的信任。

甲午战争后，慈禧重新起用荣禄。1894年他进京祝寿，被授步军统领，随后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一路加上去。

这个安排不是偶然。

恭亲王老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失势，清廷要整顿京畿防务，必须让满洲亲贵去抓军队。荣禄是正白旗，又在神机营干过，熟悉京城军务，还有过罢官经历，跟帝党没瓜葛。对慈禧来说，这是个能放心用的人。

荣禄后来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支军队，成为后党在地方的军事支柱。说白了，荣禄和慈禧之间，首先是政治上的互相需要，其次才是野史喜欢渲染的私情。

野史里关于荣禄和慈禧的故事很多，什么幼年相识、旧情复燃、光绪的身世之类，在《清朝野史大观》这类书里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正史档案和清宫记录里找不到任何可靠证据。

荣禄生于道光十六年，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年龄相仿，早年在宫里可能打过照面，但仅此而已。他的每一步升迁都有明确任命，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说“荣禄者，太后之私人也”，这个“私人”不是现代人理解的男女关系，而是说他是太后一手提拔、只对太后负责的人。这句话点出了荣禄的实质：他是慈禧摆在京畿的棋子。

荣禄身上最大的争议点，毫无疑问是戊戌政变。

1898年6月，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变法开始。慈禧并不在紫禁城，她在颐和园，但京畿的军队已经被她用荣禄锁死。荣禄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都归他节制。

维新派没有军权，谭嗣同才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起兵杀荣禄、围颐和园。袁世凯表面应承，回去后把密谋报告了荣禄。荣禄连夜进京，消息传到慈禧那里。9月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光绪被软禁，六君子被杀。

这里有个时间线问题，后世争了很久。现在学界基本认为，慈禧在袁世凯告密之前已经决定回宫收权，政变的军事部署也早已展开，荣禄并不是政变的唯一导火索。

但他把“围园杀后”这个最要命的罪名递到慈禧手里，让整个事件的性质从权力回收变成“有人要谋杀太后”，光绪彻底失去任何翻盘可能，而且这个罪名牵连极广，康广仁、杨深秀这些人未必参与密谋，也被一并杀了。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骂荣禄“包藏祸心”“蓄谋不轨”；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把他列为“逆党”之首，说他是西后的“悍将”、光绪的“敌仇”。这些当然有维新派的仇恨情绪，但从结果看，荣禄是戊戌大狱的直接推动者，这笔账他逃不掉。

戊戌政变后，荣禄入军机，掌握武卫军，成为后党核心，但这个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并不像刚毅、载漪那样一味强硬。己亥建储时，端王载漪想把自己的儿子溥儁立为大阿哥，实际上就是为废光绪做准备。荣禄不赞成废立，但也没有公开顶撞。

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回忆，荣禄曾私下说“上系天下人心，不可轻动”。他建议慈禧先试探各国公使的态度，公使们拒绝承认新帝，荣禄便借此劝太后暂缓。这件事说明荣禄的政治本能：他不想让清廷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也绝不会为光绪去和慈禧硬碰。他永远在中间找一条最安全的路。

庚子年义和团起来，荣禄的这条中间路线走到极致。御前会议上，载漪、刚毅力主利用义和团打列强，荣禄主张先剿拳民、保护使馆、不轻易开战。他的密疏里说得很明白：拳民不可恃，各国不可开衅。慈禧一度听信载漪，对外宣战，荣禄没有像李鸿章那样公开抗命，但他的武卫军在围攻使馆时明显留了力。

有亲历者回忆，荣禄暗中约束军队，避免把事情做绝。胡思敬《国闻备乘》对他这种态度非常不齿，说他“工于趋避，不肯独任其责”。

这个批评很刻薄，但也点中了荣禄的性格：他既不敢像刚毅那样赌上身家，也不愿像李鸿章那样公开违抗，只能脚踩两只船。结果在守旧派眼里他是骑墙派，在维新派眼里他还是后党帮凶。

同朝大佬对荣禄的真实评价，其实也分成两类。

一类是和他共过事、受过他庇护的人。陈夔龙在荣禄手下办过洋务，他的《梦蕉亭杂记》里对荣禄评价很高，说他在庚子年“危疑震撼之交，持以镇静”，认为他“转危为安”。陈夔龙的话有个人感情，但至少说明荣禄在晚清官场不是草包。

另一类是清流和帝党。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写荣禄“窥太后意旨，先意逢迎”，把他写成善于揣摩上意的权臣。

翁同龢日记里对荣禄的记载不多，但戊戌年后翁同龢被罢官，荣禄没有帮他说话，两人关系冷淡。李鸿章在庚子年给盛宣怀的电报里，提起荣禄都称“荣相”，语气不像对刚毅、载漪那样鄙夷。这说明在李鸿章这种汉臣大佬眼里，荣禄至少还能办点实事，不是纯粹的顽固派。

当时舆论对荣禄的恶评，主要来自维新派和海外的革命党。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在《清议报》上连篇累牍骂荣禄，把他与刚毅、载漪并称为“后党三凶”。这个说法后来被革命党沿用，成了清末民初的流行说法。

国内士大夫对荣禄的批评稍微不同，他们不觉得荣禄是大奸大恶，而是觉得他太巧。胡思敬的“工于趋避”四字，差不多就是官场对荣禄的普遍评价。

还有人说他“外和而内狡，善事权要”，这种话虽然难听，但不完全是污蔑。荣禄能在慈禧手下二十年不倒，同时让袁世凯、李鸿章这些人都愿意跟他打交道，靠的确实是这套本事。

但也要看到，荣禄不是只会投机。庚子年后，他参与督办政务处，推动了一些新政措施。在庚子年，荣禄是清廷内部少数清醒的人之一。他知道义和团不能成事，知道列强不能一起打，知道光绪再被废会彻底失去民心。这种清醒没有让他成为改革派，但至少避免了一些更坏的局面。《清史稿》论曰：“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庚子之变，从容补救，扶危定倾，其功亦不可没。”这是民国清史馆给他的官方定评，话虽然说得太满，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荣禄晚年最耐人寻味的一层关系，是他和慈禧的政治联姻。

1902年，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嫁给醇亲王载沣，也就是光绪帝的弟弟。这桩婚事是慈禧指婚，目的很明确：把醇王府、荣禄家族和太后利益绑在一起。后来瓜尔佳氏生下溥仪，荣禄因此成了末代皇帝的外祖父。

这个身份让荣禄在晚清权力谱系里的位置更加特殊：他既是后党的军事负责人，又是皇室的外戚。野史喜欢把这件事也往私情上扯，但其实这是典型的宫廷政治。荣禄死后，袁世凯接掌北洋，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

荣禄死前，袁世凯还只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荣禄的下属和门生。荣禄死后，袁世凯逐渐坐大，最终成为清廷既依赖又忌惮的人。而荣禄的女儿嫁进醇王府，生下的溥仪成了清朝最后一个皇帝。

一个被康梁骂成“操莽”的人，是末代皇帝的外祖父；一个被荣禄当成心腹的汉族将领，最后成了清室退位的操盘手。

晚清的权力网络，不是一句忠奸能说清。

荣禄这个人，说到底，是那个旧体系里最精明的守护者之一。他拼尽全力维持的体系，在他死后不到十年就塌了，但这个塌掉的过程里，他留下的人脉和后果，还在继续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