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的礼炮尚未散尽，嘉陵江口却已传来新的暗流。重庆街头的“胜利万岁”彩旗，在秋风里猎猎晃动，谁都明白：日本退场，不过是又一场博弈的开幕礼。
往前推半月，8月20日，延安窑洞灯火不熄。蒋介石第三封电报送到，措辞礼貌，却暗含催促。电稿翻译读完，“蒋先生盼润之先生亲抵渝府，共商国是。”会场一片静默。谁都清楚，南京政府在扣押政敌方面可谓“惯犯”。有人低声提醒：“去了，若被扣？”气氛凝重。毛泽东看了看众人，放下烟斗：“不去，正中其下怀；去了，还有新文章可做。”一句话，拍板。随后，刘少奇受命暂代中枢，周恩来领队，警卫营临时扩编。风险被压到底线，却从未清零。
8月28日清晨，美军C-47运输机在延安黄土高坡腾起尘土。机舱里，赫尔利几次试图寒暄，都被摇头婉拒。毛主席靠窗而坐，凝视云海。机身稍有颠簸，他只是淡淡地说：“颠得好，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怕坎坷。”一句朴素，却透露着倔强。
傍晚，飞机降落重庆曾家岩机场。蒋介石携宋美龄前来迎接，向记者展示所谓“诚意”。随后的宴会上，蒋忽然抛出一份任命草案：委任毛泽东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与会美方官员颇为惊讶，场面一度安静。毛泽东轻抿茶水，没有表情，也没有接话。熟悉蒋介石的人都明白，这是一记“远交近攻”的暗棋——新疆的万里荒沙，离延安和晋绥根据地相隔千山万水，一旦接受，等于自绝于根据地军民。
9月初，正式磋商在桂园、黄山两处轮流展开。议题被分成三束：军队整编、政治改组、两党关系。最刺眼的是军队数字。国民党掌握263个整编师、装备美械；中共提出可保留48个师并先行复员。蒋方代表一口回绝，只许20个师。谈判进入拉锯，烟雾缭绕间，老蒋开始摆出武力威慑。
9月16日夜，林园招待所灯火通明。蒋介石单独召见周恩来，口气骤冷：“劝润之早作决断，否则枪声难免。”周恩来沉住气，回到住处将原话转达。毛泽东听罢，只轻声一句：“那就见他。”
次日午后，两人在桂园茶室对坐。蒋介石开门见山：“共军不裁到20个师，一切免谈。”毛泽东放下茶盏：“你有枪，我们也有；你有城市，我们有乡村。倘若动武，我还是那一招——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时对付日本怎样，对付你亦然。”短短几十字，话锋不高，却如针刺。蒋介石额头青筋跳动，端起茶杯未及品尝，重重放下。
彼时中共兵力约120万，只有国民党三分之一，重武器更难与美械比肩。然而解放区纵横陕甘宁、晋察冀、山东、华中，千百万农民早已与八路、新四军打成一片。蒋军虽多，却离不开大城市与铁路补给链。毛泽东的“耐心战”“持久战”主张，与“用时间换空间，用空间换胜利”的思路如出一辙。
对峙之际，另一支无形的力量也在角力。戴笠频繁出入官邸，递上密电，暗示“一劳永逸”。蒋介石踱步沉吟。美方代表的目光紧盯此举，苏联代表亦在旁冷观。内外压力交错，蒋最终放弃铤而走险，只能在桌边继续缠斗。
10月10日，双方签下《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文件字里行间满是“民主”“协商”之类的漂亮辞藻，却缺乏执行监督。毛泽东仍在重庆停留数日，探望各界友人，频繁出席记者招待会，向外界传递谈判诚意。戴笠的特务盯得紧，但未敢越雷池一步。
10月11日清晨，延安号专机拔地而起。机窗外的山城依旧薄雾笼罩，江水翻涌。接机的朱德、彭德怀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是：“一路可好？”毛泽东笑答：“人回来了，比什么都好。”简短交谈，却宣告最危险的节点已安全度过。
延安的灯火又亮了起来。中共中央旋即发出指令：暂停大规模复员，整编为野战纵队，密切注视各地国民党调兵动向；同时继续对谈判文件进行宣传，争取各阶层。檄文一夜之间贴遍华北集镇。民众分外关注那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判断，笃信它会再度奏效。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开场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军事会议上语气坚定：“一年解决，共产问题。”他没有预料到，华中、东北、华北战场的连环失利会接踵而来。之后的三年，军队换帅不断，战线越拉越长，内耗与腐败如影随形，口袋战却越收越紧。
1949年12月10日，成都上空低云密布。凤凰山机场，一架C-46螺旋桨机急促爬升，机舱里坐着满面倦容的蒋介石。舷窗外，绵延的川西群山迅速后退；机腹下，是他再也回不来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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