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研究 | 右翼民粹成为长期力量——欧美政治右移及其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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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沙静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过去十多年，右翼民粹从欧美政治边缘走向中心。本文认为，右翼民粹已不再是经济危机、移民冲击或选举周期催生的短期反应，而是正在成为一种结构性政治力量。判断其影响，不能只看相关政党能否赢得选举或直接执政，更要看其主张是否被主流政党吸收并转化为政策。

右翼民粹长期化有三重基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收益分配不均造成的经济失落，移民和社会变迁引发的身份焦虑，以及传统政党趋同和政治信任下降留下的代表性真空。这些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右翼民粹又已形成稳定的选民基础，并通过主流政党右转实现制度化。

其更深层的影响，是推动政策目标重新排序：国家利益优先于多边规则，安全优先于效率，本国居民优先于外来人口，当前生活成本优先于长期政策目标，政治授权优先于技术官僚约束。未来欧美仍会有自由派或中间派政府上台，也仍会参与国际合作，但保护主义、本土主义和国家优先将不再只是危机时期的例外，而会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政策底色。

对中国而言，欧美右翼民粹长期化并非简单的“利好”或“利空”。

一方面，经济民族主义将推动贸易投资壁垒常态化，清洁能源产品将面临需求放缓和准入收紧的双重压力；欧美高债务、高利率与政治宽松压力并存，也会加大外部金融波动。

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可能带来新的机遇：自由主义多边秩序弱化将造成国际公共产品短缺，为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空间；欧美政策分化有利于中国开展国别化、议题化合作；主要货币和主权债务信誉承压，则可能推动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多元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

* 本文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沙静。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受版面所限，参考文献略。

二战后相当长时期，欧美政治竞争主要运行在一套较为稳定的中间派共识之内。中左翼与中右翼虽然在税收、福利和政府规模上存在分歧，但大体接受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技术官僚治理。但右翼民粹的兴起正在动摇这套共识。过去被视为边缘立场的边境管控、本国优先和经济民族主义，已逐渐进入主流政治议程。

如今，仅凭某一次选举的胜负，已经难以判断欧美政治变化的方向，更值得关注的是，右翼民粹是否正在形成一种能够跨越选举周期的持续性影响。

本文将从这一问题出发，首先界定右翼民粹的主要特征，并观察其如何从边缘力量进入欧美政治中心；随后从经济失落、身份焦虑和政治代表性下降三个方面解释其崛起，并分析其为何可能长期存在。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右翼民粹长期化对移民、贸易、产业、气候、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最后讨论欧美政策变化对中国带来的压力、合作空间及相应政策含义。需要说明的是，欧美右翼民粹并非立场完全一致的政治力量，本文关注的是它们共同推动的政策方向，而非假定各国将采取相同政策。

右翼民粹已成为

欧美政治的新常态

过去十多年，欧美政治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右翼民粹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在美国，特朗普及其领导的MAGA运动已经接管共和党，并持续重塑美国政治议程。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兴起大范围打破了传统中左翼与中右翼轮流执政的格局。它们有的已经执政，有的成为联合政府的重要力量，还有的成为主要反对党。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和英国改革党，也逐步摆脱小党和抗议党属性，成为能够直接挑战传统主流政党的全国性力量。

更重要的是，右翼民粹的影响已经开始向整个政治光谱扩散。这意味着，即使右翼民粹政党未能直接执政，其议题和主张也会迫使主流政党调整政策。近年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贸易和产业政策上出现趋同，欧洲中间派政党则持续收紧移民政策。这说明，右翼民粹改变的不只是某个政党的得票率，而是欧美政治讨论的议题、边界和方向。

要理解这种变化，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右翼民粹。右翼民粹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动员方式。它以“纯粹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为基本叙事，同时融入“本土主义”，将本国公民、传统工薪阶层和主体文化群体视为真正的人民，并把建制精英、移民、全球主义者和超国家机构描述为人民利益、国家主权和文化认同的威胁。其核心不在于一套固定的经济纲领，而在于以国籍、文化和共同体归属重新划分政治与道德边界。

右翼民粹与左翼民粹都反对建制精英，但左翼民粹主要按照社会经济阶层划线，关注“谁占有财富”；右翼民粹则主要按照国籍和文化认同划线，关注“谁属于人民”。右翼民粹也不是传统保守主义的简单延伸。传统保守主义强调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和制度秩序。右翼民粹则带有更强的反多元主义色彩，对代议制和宪政制衡持怀疑态度；在经济上，它也更愿意为了维护集体认同和本国利益而偏离自由市场原则，转向“本国人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

今天的右翼民粹之所以可能长期持续，是因为它已经完成了从抗议运动到组织化政治力量的转变。过去，无论是美国十九世纪末的人民党，还是欧洲战后的各类民粹运动，大多是危机时期的短暂反应，最终或者被主流政党吸收，或者随着经济恢复而逐渐退潮。但今天的右翼民粹则拥有稳定的选民基础、成熟的政党组织和持续的议程设置能力，能够长期参与选举、进入政府并影响制度规则。它正在从一种周期性的政治现象，演变为结构性政治力量。

因此，理解未来欧美政治，关键已经不再是观察哪个政党赢得下一次选举，而是理解右翼民粹如何持续改变政策议程。未来几年，无论右翼民粹政党是否直接执政，其倡导的国家优先、边境安全、产业保护和反全球化等理念，都将继续塑造欧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选择。这也是理解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一条主线。

右翼民粹崛起并非偶然

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右翼民粹的兴起常被归因于金融危机、疫情、高通胀和难民潮等冲击。这些事件确实加快了政治转向，却不足以解释右翼民粹力量为何能在危机过后继续壮大。本文认为，右翼民粹的崛起来自三类长期力量的叠加：经济失落、身份焦虑和政治信任下降。

1. 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但越来越多人认为自己没有受益

过去几十年，自由贸易、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但其收益分配并不均衡。跨国企业、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劳动者以及大都市地区通常获得了更多收益；传统工业地区、低技能劳动者和部分中产阶层则面临制造业外迁、就业不稳定、收入增长缓慢和人口流失。

宏观数据显示经济仍在增长，但许多选民的个人体验是工资停滞、住房和医疗成本上升、职业安全感下降。这种宏观增长与微观感受之间的落差，是右翼民粹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这种不平衡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政治后果。博科尼大学的伊塔洛·科兰托内（Italo Colantone）和皮耶罗·斯塔尼格（Piero Stanig）对西欧国家的研究发现，受中国进口竞争冲击越严重的地区，对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越高；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奥特（David Autor）等人对美国的研究也表明，贸易冲击加剧了地方政治极化，并推动“锈带”等传统工业区在2016年转向共和党。换言之，全球化带来的整体收益，并不能自动抵消特定地区长期衰落引发的政治反弹。

政策保护不足进一步放大了失落感。英国2010年以后实施了严苛的福利削减和财政紧缩，依赖公共支出和社会保障的地区和人群受到更大冲击。波恩大学的蒂莫·费策（Thiemo Fetzer）的研究发现，受福利改革影响越大的地区，英国独立党和脱欧获得的支持越多。

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疫情、能源价格上涨和高通胀进一步侵蚀了居民实际收入。英国实际工资年均增速从2000—2007年的2.1%降至2008—2022年的0.2%，中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美国疫情后低工资增速一度改善，但住房、食品、医疗和能源价格严重侵蚀了购买力。宏观经济恢复增长，并不意味着普通家庭对生活成本、职业稳定和社会流动的担忧已经消失。

推动选民政治转向的，往往不是绝对贫困，而是对社会地位下降和未来生活恶化的担忧。许多右翼民粹支持者并非社会底层，而是担心失去现有位置的蓝领、小企业主、自雇者和中产。他们看到传统岗位减少、子女住房更难、公共服务更差，并认为自己正在为一个不再回报自己的制度付费。与贫困相比，向下流动的恐惧更容易产生保守、排外和保护主义反应。

2. 移民将经济不安转化为身份焦虑

经济不安本身并不必然导向右翼民粹。真正改变政治方向的，是经济问题与文化认同和身份焦虑的结合。

全球化、移民流入和多元文化发展，使部分本土白人、年长者和传统工薪阶层产生了社会地位下降和文化失控的感受。哈佛大学的彼得·霍尔（Peter Hall）等人对20个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对自身社会地位评价较低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右翼民粹政党。这种主观地位下降同时包含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不能简单归因于收入变化或文化保守主义。

移民问题正是这种身份焦虑最集中的出口。对右翼民粹选民而言，移民已经不再只是劳动力供给问题，而是同时承载着多个方面的不满：就业机会和工资竞争；公共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社会治安和边境控制；文化认同和国家主权。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之后，这些不同层面的担忧逐渐汇聚为两个政治问题：国家是否仍有能力控制边境，政府是否仍然优先保护本国居民。近几年，俄乌冲突和后疫情时期的移民增长，又使这种压力进一步上升。

从流量看，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估算，2021—2024年美国净移民合计约1020万人，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估算，2022—2024年欧盟来自非欧盟地区的净移民累计接近1000万人，规模均远高于十年前水平。

从存量看，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美国外国出生人口占比由2010年的12.9%升至2024年的14.8%；欧盟统计局估计，出生于欧盟以外的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6.3%升至2025年初的10.4%。

当人口流入与住房紧张、公共服务承压和生活成本上升同时发生时，选民更容易把结构性经济问题理解为本国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资源竞争。右翼民粹正是借此完成了政治叙事的转换：全球化收益被描述为流向精英和跨国企业，移民则被认为争夺本国居民的就业机会和公共资源，而政府没有优先保护普通公民。这样一来，原本复杂的经济和治理问题被转化为边境、国籍和身份问题，移民也因此成为右翼民粹最有效的动员议题之一。

3. 主流政党趋同与政治信任下降留下了代表性真空

右翼民粹能够从社会不满发展为稳定的政治力量，还因为传统政党的代表能力持续下降。

过去几十年，欧美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在自由贸易、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市场化改革和财政纪律等议题上逐渐趋同。这种趋同增强了政策连续性，却也缩小了选民能够选择的政策差异。对于部分传统工业地区居民、蓝领工人和文化保守选民而言，无论支持哪个主流政党，得到的似乎都是相近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方向。

政策差异缩小的同时，选民对传统政党的忠诚度也在下降。盖洛普调查显示，2025年自认为独立选民的美国成年人达到45%，创下历史新高，而自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的比例均为27%。独立选民增加并不完全等同于反建制，但至少说明稳定的党派归属正在弱化，这一趋势在年轻选民中尤其明显。

欧洲的变化更多表现为选举波动性上升。按照衡量政党得票变化的皮尔森指数（Pedersen Index），西欧选举的总体波动性从战后几十年的较低水平持续上升，2010年代进入战后最剧烈的波动期；法国、希腊、爱尔兰和意大利的一些关键选举中，选举波动率达到20%至30%。这说明越来越多选民不再长期忠于中左翼或中右翼主流政党，而是愿意把选票投向新兴政党和反建制力量。

右翼民粹正是在这一代表性真空中成长起来的。它把政治竞争的主轴从传统的“税收与福利”“政府与市场”，重新划分为“人民与精英”“本国人与外来者”“国家主权与全球主义”。这种重新划线削弱了传统左右界限，使右翼民粹能够同时吸引一部分传统左翼的工人选民和传统右翼的文化保守选民。

总体而言，右翼民粹的形成逻辑可以概括为：经济失落提供不满的物质基础，移民和文化变化把不满导向身份政治，主流政党趋同和政治信任下降则为新的政治力量提供了空间。

右翼民粹将成为

欧美政治的长期力量

右翼民粹不会因为经济复苏、某次选举失利或某位领导人退出而自然退潮。原因在于，支撑其发展的主要力量具有结构性，而非周期性。

1. 驱动右翼民粹的矛盾无法在一个选举周期内解决

历史上的民粹浪潮往往随经济危机而起，也随经济恢复而落。但这一轮右翼民粹面对的不是一次普通的经济衰退，而是增长放缓、收入停滞、地区分化、移民压力和政治失信等多重矛盾的长期叠加。这些问题都很难在一个选举周期内得到解决。

短期经济好转可以缓解生活成本和就业压力，却难以逆转长期积累的失落感。制造业衰落地区很难迅速恢复就业和人口，住房、医疗和教育负担也不会轻易下降。选民衡量自身处境的标准也不只是当期收入，还包括职业是否稳定、社会地位是否下降、下一代能否过得更好。只要对向下流动的担忧仍在，右翼民粹就仍有持续动员的空间。

移民问题也不会自然退出政治议程。欧美经济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与选民要求收紧边境、控制移民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矛盾。政府既无法完全关闭移民渠道，也难以消除公众对住房、福利、治安、文化认同和国家主权的担忧。因此，移民将继续成为多重社会矛盾的集中出口，并为右翼民粹提供最有效的动员议题。

2. 右翼民粹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选民基本盘

早期民粹运动常常依赖特定危机或个别魅力型领袖，支持者容易聚集，也容易散去。今天的右翼民粹则不同。它已经把传统蓝领工人、衰落地区居民、小企业主、部分中产阶层和文化保守选民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跨越阶层和传统左右界线的政治联盟。

这些群体的政策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但普遍认为现有制度没有优先保护他们：全球化让跨国企业获益，福利制度向移民倾斜，文化精英主导公共舆论，而普通本国居民承担了成本。正是这种共同的不满，将不同群体维系在同一政治联盟之中。

随着选民联盟逐渐稳定，右翼民粹也摆脱了单纯的“抗议票”属性。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重塑了共和党的选民结构和政策议程；欧洲多个右翼民粹政党也从边缘力量成长为能够进入议会、参与组阁甚至争夺执政权的全国性政党。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自由党和意大利联盟等政党均已存在数十年，并在领导层更替后继续发展，说明对右翼民粹的支持正在从对特定领袖的追随转化为更稳定的政治认同。

因此，领袖退出或一次选举失利，可能改变右翼民粹的表现形式，却很难消除其社会基础。即使特朗普退出政治舞台，MAGA所代表的选民联盟和政策诉求仍会留在共和党内部；即使某个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暂时失利，其支持者也未必会重新回到传统政党。

3.主流政党的右转让右翼民粹进一步制度化

右翼民粹最持久的影响，不一定是赢得执政权，而是改变主流政党的议程和政策选择。按照这个标准，右翼民粹已经取得了明显成功。

面对选票流失，欧美传统政党正在不断吸收右翼民粹的主张。美国民主党政府也不再回到过去的自由贸易路线，而是保留关税、扩大产业补贴、推动制造业回流。欧洲中间派政党则在移民、边境、安全和气候政策上明显转硬。这意味着，即使右翼民粹政党没有执政，也能推动政策重心向其主张靠拢。

主流政党一旦完成这种转向，便很难轻易退回原有立场。重新放宽贸易或移民政策，很容易被指责为忽视本国工人、放弃边境控制。新的政策立场因此会逐渐成为跨党派共识。右翼民粹的部分主张，也会从竞选口号变成法律、预算、监管制度和政府机构的日常政策。

这正是本轮右翼民粹与过去的重要区别。过去，主流政党吸收部分民粹诉求，往往能够分化其选民、削弱其政治组织；今天，这种吸收不仅没有挤压右翼民粹的生存空间，反而提高了其议题的合法性，推动整个政治体系进一步右移。

因此，未来欧美仍可能出现左右翼轮替，右翼民粹政党也未必会在所有国家直接执政，但政治竞争的中心已经改变。边境、主权、安全和本国优先将长期占据政策讨论的核心。右翼民粹未必能够持续赢得选举，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选举围绕什么展开。

右翼民粹将重塑欧美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