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11月，延安南关印刷厂彻夜灯火通明，新鲜出炉的《红军长征记》纸墨未干。一位排字工人边翻边嘀咕：“这篇《遵义日记》写得活，作者叫什么来着？何、涤、宙？”几个老红军围过来，面面相觑——名字陌生，却字字见血。自此，一条被掩埋多年的身影，再度浮现。
翻到那篇日记，映入眼帘的是1935年正月里十天的“城市散心”。作者笔下的遵义，有辣子鸡丁的香味，也有川黔饭店伙计的惊讶；有蒋公馆高窗外的灯火，也有红军篮球队的捷报。军民既亲近又新奇，连对毛泽东、朱德“是个什么模样”都写得生动。没有慷慨悲歌，只有行军间罕见的松弛，这恰恰让读者觉得真实。
写得这般细腻的作者是谁？顺藤摸瓜，档案只给出零星线索：黄埔二期，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被俘后留在朱德、周恩来麾下，调入瑞金红军大学任工兵教官。张宗逊、何长工在回忆录里都误把他写成“何笛宙”“何迪宙”，可见当年档案的凌乱。准确的姓名，还是靠《遵义日记》自己留存的落款才得以坐实。
若追时间轴，要从1934年夏天说起。那时中央苏区已陷重围，周昆离任，红军大学由张宗逊出任校长。课堂里，何涤宙用一口带着粤味儿的普通话讲解苏联《野战筑城条例》，同时手把手教学员拆雷、架桥。“把桥修在敌人意想不到的点位，他们就成了瞎子。”他常这样告诫学生。李德虽对中国战场水土不服，却也在回忆录里承认这位少校“技术过硬”。
1935年1月，干部团奉命西进。乌江横在面前，江水咆哮。抢渡四团的耿飚站在江边直跺脚：“今晚必须通桥！”工兵连围着图纸犯难。有人低声问：“何教官能行吗？”何涤宙把竹篾细细缠在木桩上，淡淡回一句：“桥不来，我们过去。”几只灌石竹笼被沉入急流，浮桥在拂晓前躺平江面。一军团主力率先泅渡，随后纵队跟进，直扑遵义。此役，何涤宙的名声被口口相传，很多人却只记住了“那个工兵专家”，忘了他的姓氏。
金沙江、皎平渡、大渡河，每到水口，总有人去找他商量。“老何，把关！”成为路上传颂的口号。周士第在雪山顶上回忆吃冰雪止渴，也没忘记写一句：“多亏何涤宙找来岩洞，夜里才免受风刀。”长征胜利后，中央决定凡走完全程者可直接入党，何涤宙名列其间。
1936年5月，新建的红军大学在保安县成立。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为教育长，何涤宙出任教务部主任，主管教材、师资与实习演训。课后，他仍喜拉着学员打篮球，口袋里装着一张写满桥梁参数的小本子。年少的韦国清曾开玩笑：“教员，把球换成竹篾吧，方便架桥。”何拍拍球回敬：“战场有路，先得脚下有桥。”
转折出现在1938年春。华北前线频传急报，野战工兵奇缺，总部令红大抽调技术干部赴五台山支援。何涤宙随队南下，经洛阳、郑州，辗转至武汉。此后，他忽然从公函里消失。萧劲光后来追忆：“他说去大城市看病，可一到汉口就音讯杳然。”究竟伤病复发？抑或落入险境？档案未见明文。流亡？叛逃？牺牲？众说不一，无人能给出确定答案。
几位老战友曾私下议论：“老何常背着个满是外文图纸的挎包，不会轻易离开的。”也有人猜测，他若在武汉沦陷时遭遇流弹，尸骨无存，名册上自然成了空缺。真相如江水，远去不返。
然而，战争年代的史料常有断层，个人命运更似落叶随风。何涤宙留下的，是一条条浮桥、一道道壕沟，还有那本《遵义日记》。翻阅那些笔触温和的文字，很难想象作者曾在爆破声里丈量水深、计算浮力。军事与文化的双重底色，使他成了长征画卷旁一抹别样的色彩。
1942年延安雪夜，第一批读到《红军长征记》的年轻学员在油灯下议论：“要是能请何涤宙再来讲一课就好了。”灯芯噼啪作响，没有人接话，只有书页轻轻翻动。陪伴他们的，只剩下十页《遵义日记》和乌江两岸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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