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0亿美元打脸！印度越想摆脱中国，买得越多，莫迪终于改口了

印度最近突然放宽了外资的准入限制，而且一出手就是三项政策。

过去极少驳回反倾销建议的印度财政部，正在大量否决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反倾销税的建议；今年3月，实施近六年的中资准入限制被部分放宽，小比例、非控股的中国投资重新获得便利通道；进入8月，新德里又准备把外国企业向印度代工厂提供机器设备的税收优惠延长至2041年，直接为苹果等跨国制造企业扩大印度产能降低成本。贸易限制在松，资本准入在松，吸引全球制造业转移的税收政策也在加码。莫迪连续三次调整政策，背后都绕不开同一个目标：做大做强印度制造。

最先变化的是印度对中国商品的态度。印度数字经济政策中心统计显示，1991年至2020年，印度贸易救济部门提出1052项反倾销建议，财政部只驳回5项，比例约为0.5%。2025至2026财年前期，相关建议的驳回比例已经升至41.5%。2000年以来被驳回的建议中，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72%。印度国内部分产业组织对此已经表达了不满。

新德里突然变得谨慎，与印度自身的制造业结构有关。如今印度从中国进口的越来越多是电子元件、机械设备、化工产品、汽车零部件等资本品和中间品，这些商品进入印度后大量用于本土生产。印度如果继续大范围提高进口成本，受到影响的不只是中国出口企业，本国工厂同样要为更贵的设备和零部件付费。

商品不能轻易阻挡，资本也开始重新放行。今年3月，印度修改了2020年以来实施的对华投资限制。涉及中国股权的企业，只要中资持股不超过10%、不掌握控制权，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即可获得更便利的审批；电子、动力电池、稀土磁体及加工等印度急需发展的领域，部分投资申请还可以在60天内完成审批。印度工业部门给出的理由很坦率：此前限制过严，已造成部分制造企业资本和技术不足。

到了8月，莫迪政府又把目光投向苹果等全球制造企业。印度拟把外国公司向当地代工厂提供机器设备的相关税收豁免延长至2041年，同时放宽保税区域内零部件储存和供应规则。苹果过去担心把自有高价值设备放到印度代工厂会产生额外税务责任，新规正是针对这一障碍。印度今年预计生产全球约26%的iPhone，新德里显然还想把更多订单和配套企业吸引过去。

几个月内连续调整贸易、投资和税收政策，印度对华经贸思路已经出现明显变化。过去强调限制和防范，如今更多考虑怎样利用中国供应链和全球资本服务印度制造。

莫迪主动转弯，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去几年的政策没有达到预期。2020年以后，印度大幅限制中国投资，希望借此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结果不少中国投资项目被挡住，印度制造业对中国设备和零部件的需求却越来越大。2025至2026财年，印度从中国进口商品达到1320亿美元，创下从单一国家进口的最高纪录，对华贸易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

印度制造越向电子、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扩张，对成熟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强。当地企业可以完成越来越多组装和生产环节，上游设备、材料、零部件和部分技术却很难在几年内全部实现替代。中国资本被限制以后，印度企业甚至开始通过技术授权、设备采购和供应合作重新寻找中国资源。到今年，中国电动车企业直接进入印度仍受到限制，中国汽车技术却已通过不同合作方式进入当地产业链。

新德里最终面对一个相当现实的局面：限制中国企业，并没有自动带来一套完整的印度供应链。莫迪现在选择换一种方式。中国生产的中间品继续进口，保证印度工厂正常运转；符合条件的中国资本和产业项目进入印度，帮助当地补充设备、技术和生产能力；苹果等跨国企业扩大印度产能后，再带动上下游供应商向当地集中。等本土制造能力达到一定规模，新德里再通过补贴、采购政策和进口替代提高国产化水平。

今年7月，印度已确定约510亿美元关键进口商品，准备重点推动本土生产，内部评估涉及的更大范围进口替代潜力达3980亿美元，减少对中国等外部供应来源的依赖正是政策考虑之一。印度媒体因此把这套思路说得很直白：与其继续大量购买中国商品，不如把中国资本和部分供应链吸引到印度，在当地生产原本需要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以“掏空中国制造”。这才是更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

印度想争的并非中国所有制造业，而是中国供应链中的部分生产环节、跨国公司的新增投资以及全球出口订单。苹果扩大印度产能只是开始，新德里希望零部件企业、设备供应商和产业配套随整机生产一起转移，最终形成更加完整的印度制造体系。但其中存在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印度想承接从中国分散出去的制造订单，却又需要借助中国的设备、零部件和产业能力，才能把这些订单接得住。莫迪希望借中国制造发展印度制造，再逐步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这套设想能否落地，关键已不在印度愿不愿意开门，而在企业还愿不愿意进去。

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的戒心，有着过去几年的现实经历作为背景。比亚迪2023年提出与印度企业合作建设电动车和电池工厂，投资规模约10亿美元，项目最终未获印度政府批准。更早之前，长城汽车计划在印度投资约10亿美元，也因长期无法获得监管批准而搁置。莫迪政府今年重新松绑中资时，路透社仍把这两个项目列为过去严格投资审查造成的典型案例。

已经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企业，同样经历了漫长的监管争议。印度2020年以来封禁约300款中国相关手机应用；执法部门还冻结过小米超过6亿美元资产，印方指控相关资金存在违规汇出问题，小米对此一直否认。vivo等企业也曾卷入执法和税务调查。不同案件存在不同法律争议，但对后来者而言，这些经历都会进入投资风险评估。

制造业投资尤其看重长期稳定。厂房建下去、设备搬进去、供应商跟过去，一个大型项目往往需要经营十年甚至更久。企业需要判断的，是今天获得的准入资格几年后是否仍然有效，投资政策会不会重新收紧，监管和税务规则能否保持稳定，重资产投入完成以后还能否获得与风险相匹配的收益。印度眼下需要中国资本、设备和技术，所以主动降低门槛；等印度完成更多供应链本地化以后，政策会不会再次变化，中国企业自然会更加谨慎。

莫迪能够通过行政调整重新打开印度市场，却无法用一道新规消除企业过去几年形成的风险记忆。印度市场足够大，中国企业不会集体离开，也一定会有企业继续进入。但进入印度销售产品，与把核心供应链、关键技术和大量重资产长期放在印度，是完全不同的商业决定。税收优惠可以降低投资成本，市场规模可以创造利润预期，真正决定长期资本是否留下来的，仍是稳定、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全球产业链调整仍将继续，印度拥有庞大市场、人口规模和制造业发展诉求，中国没有必要低估印度，也无需把正常竞争视为威胁。中国制造形成今天的优势，靠的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完整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工程人才、技术能力和供应链效率，这套体系很难通过几项补贴和税收政策快速复制。印度若想吸引更多中国资本和全球产业链，除了拿出优惠，更需要提供长期稳定的规则。工厂可以靠政策吸引，订单可以靠成本争取，投资信用却只能在一次次守约中积累。对印度而言，这恰恰是比降低准入门槛更难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