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多数人都觉得糖尿病只不过是老年慢性病。
记得我在深圳工作两年回到北京时，老爸的糖尿病的严重程度已经上了一个层级。他不仅需要吃药、打胰岛素，甚至皮肤也开始出现一些小伤口。然而我必须承认，我目前对这个“严重”二字的理解，在当时来说真的不深刻——空腹血糖8mmol/L是什么概念？我当时觉得正常值大概是4-5mmol/L，老年人在6mmol/L左右，或许糖尿病老年人8mmol/L也不是很高，仿佛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种无知，让我们全家都对老爸的症状产生了放任的心态。
那时父亲还会趁我们不注意，偷偷灌几口甜饮料，吃油饼油条。我们偶尔发现，也只当是他嘴馋，责备几句便过去了。谁都没有将这一口糖水、一口糖油混合物，与他血管里正在崩塌的末梢神经联系起来。
真正的警报，是在他和母亲出游时响起的。那次他们去一个冰洞参观，母亲后来跟我念叨，洞里冷得她直哆嗦。父亲却穿着单鞋，满不在乎地说，一点都不冷。母亲只当他又在逞强胡扯。回到家，她发现父亲脚趾的颜色不太对劲——隐隐地透着一种不祥的暗沉。问疼不疼，父亲说，不疼。
“冻着了嘛，暖一暖就好。”老爸这么解释。我们当时虽然觉得可能有点异常，但看他没有其他不适，也没再追究什么，又这样轻轻放过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候，家里有一个人能懂得这个信号代表着什么该多好。冰凉环境下毫无冷感，意味着感觉神经已经麻木；脚趾肤色异常，说明微循环正在坏死。这不是冻伤，这是糖尿病足最残酷的序幕。可我们一无所知。而一生要强的父亲，更是用他大男子主义的铠甲，把所有警告都挡了回去。母亲催他去医院，他眼睛一瞪：“一点小事，去什么医院！”
“一点小事”，如今想来，这轻飘飘的4个字，让人追悔莫及。
正是这份交织着病人自欺欺人与家人无知的延误，把结局推向了我们最不愿见到的深渊。
无知，原来才是这场病里最凶险的并发症。
而当我们终于从无知中惊醒，面对的已是一场注定惨烈的战役。
接诊的是朝阳医院的海归团队，医生们从头到尾都抱着一份让人心碎的执念——丢卒保车，脚趾能多留一厘米是一厘米，能保住一个脚趾就绝不放弃。每一次谈话，我们都真真切切感受到医生的责任心。他们看老爸的脚，像是在看一张地图，一寸一寸地研究还能抢救回来的部分。
第一个被截掉的是小脚趾。医生跟我们说，先截一个，把感染和坏死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后面的或许就能保住。我们也不停祈祷着。可伤口愈合的情况远不如预期，切开之后才发现，内部的坏疽比影像检查上显示的严重得多。那种坏，不是外表看上去的一小块发黑，而是沿着筋膜、沿着肌腱悄无声息地向上蔓延，像一条看不见的暗河，早已将健康的根基淘空。
于是有了第二次手术，切掉第三个脚趾。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把老爸推进手术室，我都站在走廊里，觉得那扇门是一张沉默的嘴，不知道出来时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4场手术，最终，右脚五趾全没能保住，连带前脚掌的骨头也切除了一小块，医生又为他做了植入，尽力保留足底的支撑结构。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换药时看到他那只脚的样子——纱布一层一层揭开，我以为自己作好了准备，可真正出现在眼前的残缺，还是让心像被人攥住一样猛地收紧。原来，人的身体可以这样被一点一点地拿走，而每一次，都像是在提醒你：我们本可以更早一点，本该更早一点。
到现在，每次看到老爸那只残缺的脚，心里还是会忍不住地疼。不是那种剧烈的刺痛，而是一种闷闷的、说不出的钝痛，久久散不去。那上面有医生全力挽救的痕迹，也有我们全家人共同承担的代价。
如果您的亲人正面临着糖尿病却浑然不觉危险逼近，千万不要放任问题扩大、继续加重！经历过老爸的糖尿病足系列手术，我由衷希望唤起更多人对糖尿病这种常见慢性病的清醒与深刻的认知。更希望，那些已经被诊断出糖尿病的人，能够多一份对自己健康的责任，多一份对家庭的责任，不要总觉得问题不大，把希望寄托于吃药、打针和去医院。那些最终无法挽回的结果，会让你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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