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女儿都不养我，无奈住进儿子家，才知儿子真狠心，让人受尽煎熬

那天下着小雨，我拎着一个蛇皮袋站在儿子家门口。

袋子里装了两件换洗衣服、一罐咸菜、一张存折——上面剩一千八百块。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没敲门。

楼道里有风灌进来，从领口钻到后背凉飕飕的。门后来开了，儿媳出来倒垃圾看见我站在那儿，手顿了一下，垃圾袋在她手里晃了晃，她回头朝屋里喊了一句"你妈来了"。

儿子从客厅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说"进来吧"。

这就是我搬进儿子家的第一天。

我是被两个闺女"送"出来的。大闺女说"妈你住我这儿不方便，你女婿那人你也知道"。二闺女说得更直白："妈你在我这儿住了五年了，该去我弟那了，他又不是没房子。"

我没跟她们争，收拾了东西就走了。她们谁也没留我，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大闺女往我手里塞了两百块钱，说"妈你先用着"。

我捏着那两百块钱在楼道里站了站，把折好的钱卷了卷放进贴身口袋里，然后拎着袋子去坐车。

儿子家在五楼，没电梯。我头一天爬上去的时候在二楼歇了一回，本想不歇的，可两条腿在台阶上定住了一般。住进去以后我才知道，儿子家多我一个，是真的多余。

他们安排我睡在阳台改造的小隔间里。一张行军床，床头有个旧柜子，柜门关不严，歪着靠在柜框上。冬天冷，夏天热。阳台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里灌进来，冬天的时候我得穿着棉袄睡觉。

有一回我实在冷得受不住，跟儿子说能不能把我屋那扇窗密封一下，他头也没抬地说"你自己拿报纸塞一塞就行了"。

我蹲在阳台门边，把卷好的报纸一条一条塞进窗缝里。报纸塞进去的时候边缘被风口扯了一下，发出细碎的撕裂声，我把那一条重新卷紧了又往里推了推，报纸边缘抵着窗框，服帖了。

吃饭是最大的煎熬。

儿子一家三口坐在餐桌前，四菜一汤。我的碗筷搁在厨房灶台边上，我端到阳台去吃的。头几天我端着碗想往餐桌那边走，儿媳说了一句"那边坐不开"，我就没再往那边去过。

后来习惯了，每天端了饭到阳台的小凳子上坐着吃，窗外能看到对面楼的天台。他们一家在客厅有说有笑的，我在这边坐着吃。碗里的菜有时候是凉的，凉了就凉了，我从来不说。

有一回孙子过生日，买了个大蛋糕。他们一家三口围在餐桌前吹蜡烛，我站在阳台门口看了几眼，儿子回头看见我，说"妈你也来吃一块"。

我走过去的时候儿媳把切好的第一块递给了孙子，第二块给了儿子，第三块推到我面前，那盘蛋糕边上沾了一点奶油，她用纸巾擦了一下才端给我。

那天晚上我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枕头上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不是我以前用的那种牌子。窗缝里漏进来的风把旧报纸吹得窸窣响着，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翻一本翻不完的书。

黑暗里那些声响格外清晰，我瞪着眼躺着，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在路灯的映照下像一条细长的河道。

最让我寒心的是住院那回。

去年冬天我肺炎住院，在医院躺了七天。儿子第三天来了一趟，站在病床边问了一句"好点没"，我说"好多了"，他就走了。护士问我"你家人呢"，我说"忙"。

后来出院那天我自己办了手续，自己打车回来的。到了楼下我给儿子打电话让他下来接一下，他说"我这会儿走不开，你自己上来吧"。

我拎着那个袋子一步一步爬上去，爬到三楼的时候腿一软，靠着墙喘了好一会儿。旁边那户人家的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看了看我，问我"要不要帮忙"，我摆摆手说"不用，我自个儿能行"。她看了我一眼，把门关上了。

门缝里透出来的光线在我脚边收窄成一条亮线，又消失了。我扶着墙慢慢站起来，手指抠进墙皮的凹坑里，一步一步地往上走，数到第五层的时候，我终于看见自家那扇门了。

铁门上的绿漆已经掉了几块，露出底下暗沉沉的底色。我掏钥匙的时候手有些发僵，插了两回才插进去。

后来有一天我在阳台上晒被子，听到儿媳在客厅跟儿子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可还是飘了过来。"你妈到底要住到什么时候？这房子本来就不大，她还占一个屋。跟你姐他们商量商量，轮着来。"

儿子没说话。我手里的被角抖了抖，风一吹，被单鼓起来又落下。

那天晚上我躺在行军床上想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柜子里的衣服重新叠好放回袋子里，把床头柜上的咸菜罐子用塑料袋包了几层，把那张剩了一千八百块的存折揣进贴身口袋。我推开了阳台的门。

儿子还没起，客厅里安安静静的。我在茶几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妈回老家了。"

我把门轻轻关上了。下楼梯的时候我走得不快，可每一步都踏实。楼下卖早点的摊子刚出摊，热气腾腾的蒸笼摞了三层高，我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她喊了我一声"阿姨这么早啊"，我说"嗯，回家"。

她多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低头去揭蒸笼的盖子，白汽呼地一下升起来，糊住了她半张脸。

我到车站的时候天还没大亮。买了最早一班回老家的票，检票口还没开，我在候车厅的塑料椅上坐了下来。窗外的天慢慢变亮了，橘黄色的光从东边涌过来，从玻璃窗斜斜地透进候车厅，把地砖照成了一片温热的暖色。

旁边坐着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女人，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小拳头攥着她衣领，她低头亲了亲孩子的额头。那孩子的睫毛很长，在晨光里投下一小片细细的阴影，嘴唇微微张着，像含着一颗看不见的糖果。

我看了她们一眼，把目光收回来，看了看自己攥在手心里的车票。

我跟我自己说，往后就一个人过了。那间老房子还在，我回去收拾收拾还能住。院子里的杂草大概长疯了。我有一千八百块钱，有两只手，还有一把老家的钥匙。那扇门锁芯还灵，拧得开。

车来了。我站起来拎起袋子往检票口走，步子有些慢，可没有停。车站广播在报着下一趟班次，声音被候车厅里的回声拉得很长，从这头荡到那头，像风吹过空荡荡的走廊。

我排在队伍末尾，阳光从候车厅的大玻璃窗外斜斜地照进来，把我的影子拉得细长，一直延伸到身后几排空着的椅子前。

车开了以后我靠着窗坐着，看着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那些树不知道种了多少年了，树冠连成一片绿荫。我在绿荫与绿荫之间数着走过的路程，数着数着就数不清了。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手背上，皮肤被晒得微微发烫。我把手翻过来掌心朝上，让阳光落进掌纹里，那些沟壑被光线填满了，暖融融的。

老家门口的石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门锁还灵。我拧开锁推门进去的时候，院子里那棵枣树还在，比我走的时候长高了一截。杂草确实长疯了，可草这东西，收拾收拾就干净了。

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了一会儿太阳。枣树的影子从那边移过来落在我脚边上，风把新冒出来的草尖吹得东倒西歪的，又慢慢立起来。远处有车经过，声音从巷口那边传过来又远去了，越来越轻。

此时此刻，我的心里无比平静，再也不用绷紧那根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