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姨过寿摆6天席,主办方竟找男子要钱,他笑:别打主意
电话打来时,我刚从上海世纪大道地铁站出来。
那头不是我大姨,是个声音甜得发腻的女人。
“何先生您好,我是瑞春楼寿宴主办方秦梅。您大姨的六天寿席已经开了两天,后面四天的赞助款,您今天方便过来结一下吗?”
我停在地铁口,风从高楼缝里灌过来,把手里的文件袋吹得哗啦响。
“赞助款?”
“对呀,杨阿姨说您是她最有出息的外甥,在上海做项目,收入高。我们给您留的是圆满档,三万六。到时候主持人会当众感谢您,横幅也能加您的名字。”
我听完,反而笑了。
“秦女士,别打我主意。”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
过了几秒,她笑声又软下来:“何先生,老人家过寿嘛,图个脸面。席都摆出去了,您总不能让杨阿姨难堪吧?”
我没再多说,只问了地址。
瑞春楼在虹口一条老街上,门口挂着红灯笼,横幅从二楼垂下来。
“恭祝杨桂兰女士七十六岁寿辰,六日福宴,喜乐绵长。”
我大姨杨桂兰就站在门口。
她穿一件暗紫色旗袍,头发烫得蓬蓬的,脖子上围着珍珠项链,见到我,脸先笑开。
“予安来了?快进去,今天有红烧鮰鱼,你小时候最爱吃。”
我看着她满脸的粉,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大姨是我妈的亲姐姐,年轻时在上海纺织厂做车工,一辈子手脚快,嘴也快。她没孩子,丈夫走得早,住在虹口一套老公房里。
这次她过寿,说要摆六天席。
我一开始以为她就是想热闹几天,请老邻居、老同事、沪剧队、亲戚轮流吃饭。老人到了这个岁数,怕冷清,也正常。
可我没想到,主办方会直接找我要钱。
饭厅里已经坐了五六桌人。
桌上有凉菜,舞台上摆着音响,背景板做得挺花哨。几个老人坐在前排,正等着唱沪剧选段。
秦梅很快迎出来。
她三十多岁,穿一身红色套装,手里拿着账夹和刷卡机,笑得很熟练。
“何先生,您来得正好。您看,这是我们给晚辈设计的三个档位。吉祥档一万八,圆满档三万六,福寿档六万六。杨阿姨对您特别有信心,我就先按圆满档给您排了。”
我看了眼账夹。
上面写着“外甥何予安赞助圆满福宴三万六”,连我的名字都印好了。
我抬头看她:“谁让你印的?”
秦梅笑容僵了一点。
“这不是提前准备嘛。老人家说您肯定愿意尽孝。”
我大姨在旁边听见,脸一下红了。
“予安,我没说一定让你出。我就是跟秦经理提了一嘴,说你工作好,人也孝顺。”
秦梅立刻接话:“杨阿姨,您别不好意思。亲外甥嘛,这种场面肯定撑得住。再说后面四天菜都订了,主持、摄影、花篮也都安排了,临时改就不好看了。”
周围几桌人都往这边看。
大姨的手攥着旗袍侧边,嘴唇动了动,声音低下来。
“予安,要不你先垫一点?大姨以后慢慢还你。”
我看着她那副怕丢脸的样子,火气反倒压住了。
我没冲她发脾气。
我把账夹合上,推回给秦梅。
“把我大姨签过字的单子拿出来。”
秦梅脸色变了:“何先生,今天是喜事,您这样查账不合适吧?”
“找我要钱就合适?”
她还想笑,嘴角却挂不住了。
我继续说:“我大姨过寿,我该随礼随礼,该吃饭吃饭。但你们主办方替我定档,替我印名字,再拿老人脸面压我,这钱我不认。”
秦梅把刷卡机往桌上一放,声音也硬了。
“何先生,话不能这么说。六天席是您大姨自己要摆的,排场也是她同意的。您不出,后面怎么收场?”
我笑了一下。
这回饭厅里的人都看见了。
我指了指她手里的账夹:“秦女士,我再说一遍,别打我主意。你们想把寿宴做成生意,是你们的事。想把生意挂到亲情上收钱,不行。”
大姨怔怔看着我。
她的脸有点白,像是这才明白事情不对。
过了一会儿,她从随身小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收据。
“我这里有单子。”
秦梅伸手想拦,我先一步拿了过来。
收据上写得清楚。
“社区长者寿宴套餐,六日午餐,基础餐费九千八百元,已付定金五千元,尾款按实际桌数结算。”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主持、摄影、鲜花、舞台升级均为自选项目。”
我把收据摊在桌上。
“自选项目是谁选的?”
秦梅不说话了。
大姨嘴唇抖了一下:“她们说这些都是寿宴标配,说晚辈来了会补上,不然不像样。”
我看着秦梅:“所以你们先哄老人点头,再来找晚辈收钱?”
秦梅脸一阵红一阵白。
她压低声音:“何先生,您没必要把话说这么难听。我们也是为了把场面办好。”
“场面不是靠别人被逼着刷卡办好的。”
饭厅里安静下来。
前排一个老阿姨小声说:“我就说嘛,哪有吃个寿面还分什么赞助档。”
秦梅听见了,脸更难看。
最后,她把账夹收起来,说要去跟老板沟通。
我没拦她。
我扶大姨坐下。
她一直低着头,手指在珍珠项链上摸来摸去,半天才说:“予安,大姨是不是挺丢人的?”
我给她倒了杯茶。
“您想热闹,不丢人。被人拿热闹做局,也不是您的错。”
她眼圈红了。
“我就是怕没人来。你姨父走了这么多年,屋里常年就我一个人。老邻居一批批搬走,厂里的姐妹有的病了,有的去外地带孙子。我想着,趁我还能走动,请大家吃六天饭,也算给自己留个念想。”
她说到这儿,声音哽住了。
“秦经理说,上海现在都兴办这种长寿宴,办得热闹,晚辈脸上也有光。我一听,就心动了。”
我这才明白。
她摆这六天席,不全是为了排场。
她是怕散。
怕人老了,自己像一盏灯,什么时候灭了都没人知道。
下午,秦梅带着老板过来,重新算账。
摄影撤掉,花篮退掉,主持只保留当天已经用过的部分。后面四天按普通套餐走,实际多少桌算多少桌。
老板说得客气,眼神却一直躲着我。
大姨坐在旁边,一句话没说。
等他们走了,她忽然站起来,走到舞台边,把那块写着“晚辈赞助墙”的红板子摘了下来。
她力气不够,摘到一半差点歪倒。
我赶紧过去扶。
她喘着气说:“不挂了。谁爱来吃饭就来,不来我也不求。我的寿,不能让别人拿去收钱。”
后面几天,寿席还照样摆。
只是排场小了很多。
第三天是老厂友来,大家凑在一起唱《金梭银梭》,唱着唱着就有人哭。
第四天是弄堂旧邻居来,菜不贵,萝卜烧肉、葱油拌面、清蒸鱼,吃得比前两天还踏实。
第五天大姨自己站起来敬酒。
她端着茶杯,声音不大,却很稳。
“这六天席,本来是我想热闹。后来差点让人看笑话。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来吃饭的,都是给我杨桂兰面子。钱的事,谁也别替我安排。”
她说完看了我一眼。
我冲她点点头。
第六天晚上,只剩两桌亲近的人。
饭后,大姨把我叫到门口。
上海冬天的风不算大,但吹在老街上,还是凉得钻袖口。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一只旧搪瓷杯,杯口磕掉了一小块。
“这个你还记得吗?”
我接过来,愣了一下。
那是我小时候住她家用过的杯子。蓝边,白底,上面印着一条小船。
“你那年刚来上海读书,天天用它喝牛奶。”大姨笑了笑,“后来你搬走,我一直没舍得扔。”
我摸着杯口那块缺瓷,心里有点酸。
她低声说:“予安,今天你说那句‘别打我主意’,大姨一开始脸上挂不住。后来想想,你不是不给我脸,你是在替我把脸捡回来。”
我没说话。
她又说:“以后我想热闹,就直接跟你说。你有空就来,没空也不怪你。我不让外人拿我当理由去为难你。”
我把搪瓷杯放回袋子里。
“大姨,您过寿,我会来。您想吃饭,我也能陪。但谁要把亲情做成账单,我还会这么说。”
她笑了,眼角全是皱纹。
“知道了,上海男人,嘴也蛮厉害。”
我也笑了。
离开瑞春楼时,门口那条六日福宴的横幅还挂着。
风一吹,红布轻轻晃。
这场上海大姨的六天寿席,最后没有圆满档,也没有赞助墙。
只有两桌热菜,一只旧搪瓷杯,还有我大姨在门口送我时说的一句话。
“予安,下次来,别等我过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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