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聊起中国过去七十多年的社会变迁，计划生育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几乎每户人家的相册和记忆里都能翻出它的痕迹。追根溯源，这条延续几十年的政策脉络，与浙江嵊县走出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密不可分。
1957年7月5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把撰写多时的《新人口论》正式登载于《人民日报》，用财政学与经济学的语言把人口议题摆到了国家治理的桌面上。
翻开1953年6月30日24时那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档案就能看到，新生的共和国已经有六亿多张嘴要吃饭。彼时国家刚从战乱里缓过神来，粮票、布票、油票一张接一张，医院和学校的门槛几乎被踏破。
乡下人家的观念还停在“添丁添口就是添福气”的老框框里，一年一个千万级的净增量说来就来。马寅初的调研走过了浙江、上海、江苏一带的乡村与工厂，把账本一笔一笔算得清楚。
他在《新人口论》里提出的意见并不玄乎，就是围绕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粮食供应这三块，把人口过快膨胀会摊薄人均资源、拖累工业化速度的道理讲了个透。
有意思的是，历史在1962年至1973年这十来年间给出了实证，全国净增人口约2.2亿，规模顶得上再造一个美国的人口盘子。
假如任其自然滑行，按早年百分之二以上的自然增长率推算，如今的人口总量很可能突破十八亿的关口。
真正把政策落到纸面上，是在1970年代初。1973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晚、稀、少”的思路自上而下铺开。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将计划生育写入国家根本大法的第五十三条，这也是这项工作被赋予制度分量的开端。
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之后，计划生育被明确为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4日修订的宪法再次把相关条款巩固下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总和生育率一度接近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已回落至更替水平附近，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继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两个多百分点，收敛到1990年代的一个百分点左右。
这条曲线为改革开放腾出了宝贵的窗口期，充裕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入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的工厂车间，把“中国制造”的招牌一步步做了起来。
倘若没有这次调节，1970年前后全国粮食年产量刚站上三亿吨的台阶，要养活一个可能突破十八亿的人口盘子，人均口粮的账根本对不上，义务教育普及、三级医疗网络扩容和社会保障覆盖也很难跑出后来的速度。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全面二孩的决定，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随之落地。
国家统计局2026年1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4亿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这已是自2021年见顶以来连续第四年年度回落；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首次跌破八百万，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值。
2025年7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将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按每孩每年36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这是中央财政首次直接掏钱补贴到生育家庭手里。
同年间，普惠托育服务、住房支持、教育减负、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措施继续推进，“投资于人”被写入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里。
假如把镜头拉回1957年那个夏天，如果没有马寅初递出的那份判断，如果没有随后几十年的政策接续
中国要在耕地、水资源和财政能力都不宽裕的条件下同时啃下脱贫攻坚、工业升级、义务教育普及与社保扩面这几块硬骨头，难度会成倍上升。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万万同胞”到2026年迈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语境，一代又一代人用行动回应了那个关于人口的老命题。
马寅初留下的思考并没有在故纸堆里蒙尘，它与今天关于生育友好、银发经济与人才培育的新讨论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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