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总局披露所监管法人机构名单情况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

　　为充分保障社会公众对法人机构持牌情况的知情权，8月14日，在对截至2025年末的法人机构名单情况进行了统计整理后，金融监管总局公开披露了所监管法人机构名单情况。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由总局及派出机构监管的法人机构共6489家。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3619家 ，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114家，保险机构法人239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法人2506家，外国再保险公司分公司8家，金融控股公司法人3家。同2024年末相比，法人机构数量减少711家，变动主要集中于农村中小银行，其他类型机构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机构数量变动存在差异化

　　分类型来看，保险机构法人、外国再保险公司分公司及金融控股公司数量无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减少676家；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减少2家； 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法人减少33家。

　　具体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减少1家，为新疆汇和银行被吸收合并直销银行减少1家，为中邮邮惠万家银行被吸收合并。农村中小银行减少670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减少8家，主要为相关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解散退出。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关闭退出3家。开展保险中介市场清虚规范提质行动，对不符合监管要求、非正常经营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依法推动出清，减少33家。

　　同时，年内新批设浙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等4家机构。新设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1家。

　　农村中小银行减量提质成效明显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是本轮机构数量变动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金融监管总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一省一策”、稳妥有序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减量提质。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截至2025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减少676家，其中农村中小银行减少670家。2025年末，农村中小银行法人机构总数2933家，较2024年末净减少670家，降幅达18.6%。通过风险边缘机构和高风险机构数量持续压降，整体风险大幅收敛，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爆雷”事件底线。

　　据悉，在改革方式上，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各省（区）通过合并组建省级或地市级农商行、主发起行吸收合并村镇银行改建为分支机构、市场化解散退出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优化机构布局。

　　以四川为例，2021年以来，按照中央深化农信社改革要求，四川启动了新一轮改革，主要内容是完善行业治理和优化法人机构体系。2022—2024年期间，按每年2家的步伐试点，组建乐山、巴中、雅安、德阳、南充、达州6家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2025年完成广安、广元、自贡、资阳4市统法改革；2026年计划完成绵阳、宜宾、泸州、眉山、遂宁、内江等剩余6市统法改革，目前已陆续进入收官阶段，预计将于近期完成。届时四川将成功搭建四川农商联合银行系统“1+20”的法人架构，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全域地市农商银行”目标（省会城市除外）。

　　在法人机构减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提质。据悉，近年来全国农村中小银行主要监管指标全面向好，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资本充足率持续保持稳健达标水平，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增长，经营质量、风险抵御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和脱贫攻坚提供了重要金融支撑。

　　以2024年7月1日开业的海南农商银行为例，自开业以来，该行整体运行平稳，资产负债规模稳步增长，防范化解风险力度不断加大，聚焦重点领域、服务重点园区，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截至2025年末，该行总资产4124.41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445.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073.13亿元，分别较统一法人以前增长9.78%、8.44%、10.66%，业务规模稳居全省金融机构首位，获得中诚信国际和联合资信“双AAA”主体信用评级。首次跻身全国银行业百强，位列第80位；入选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位居第371位。

　　专家：从规模驱动到质量驱动转型

　　结合数据及实例，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研究员杨涛认为，这组数据并非农村金融体系的“减法”，而是风险化解、结构优化、服务升级三位一体的“加法”，标志着我国农村金融正进行从规模驱动到质量驱动的转型。

　　他进一步表示，减少的相关法人主体，绝大多数是通过吸收合并、收购承接等市场化法治化路径，被整合至资本更充足、治理更规范、风控更健全的银行体系之内，整体风险收敛、体系稳健性提升是核心主基调。这一过程与全球银行业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吻合，当行业步入成熟期，通过兼并重组推动结构优化、降低系统性风险，是提升整体稳健性的必由之路。

　　其次，对于公众最为关切的存款安全问题，在此轮改革中得到了根本性、制度性加固。无论机构如何合并重组，储户的存款本金和合法利息始终受存款保险条例的全面保障，这一制度安排不会因机构形态变化而弱化。被合并银行的所有业务、资产及合法负债由新主体完整承接，存款人账户无缝延续。从实际保障层级看，存款的偿付保障从一个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有限的单体法人，转变为一个资本净额更大、流动性管理更优、接受并表严格监管的强主体，这使得“群众存款更加安全”受到制度和资本双重保障。

　　最后，“数量减”与“服务增”并行不悖，金融服务的毛细血管并未萎缩，反而更加畅通、更具效能。有一种担忧认为，机构少了，服务就远了。但金融服务更多取决于功能强弱，而非仅靠数量多少。在改革过程中，原有银行网点的普惠服务职能被吸收行统一承接，通过“物理网点、线上渠道、流动服务”的多元模式延续并优化布局，服务可及性未受负面影响。同时，合并后的主体资本金得以充实，在规模效应与科技赋能的支撑下，能够以更稳健的资产质量、更清晰的支农支小市场定位，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乡村振兴的关键领域，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结构优化中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