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地收入暴跌37%，厦门急了？不，它直接掏出了200亿“杀手锏”

厦门最近出现了一个颇有分量的变化。土地市场仍有成交，六宗宅地却全部按底价落槌，拿地者又集中在本地国企及联合体。另一边，两只规模各为100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在短短两个月内接连成立。

城市没有停下投资，只是资金进入经济的方式变了。过去卖地就能回款，如今要先把钱投进企业，再等待产业成长。这里真正需要思考的是，200亿元为什么选择在此刻入场，它又怎样成为了地方财政的新支点？

“土地卖不动了”容易让人误以为厦门已经无人拿地。实际情况更值得琢磨。厦门最近一轮出让的六宗宅地全部成交，总额达到70.39亿元，只是没有一宗产生溢价，买方主要是国贸、象屿、联发等本地国企或联合体。

土地依旧能卖，但市场化房企承担高价扩张风险的意愿却明显收缩。地方国企接住地块，可以维持开发节奏、稳定投资和住房供应，却难以复现民营房企激烈竞价带来的高额溢价。

财政端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厦门政府性基金收入一度降至423.68亿元，同比减少37.3%，房地产景气度是主要影响因素。

在全国范围内，土地出让收入也已较高峰期大幅收缩。过去，城市扩张带来土地增值，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迅速获得建设资金，房企再以销售回款完成循环。这套办法的优点是回款快、金额大，前提是房价预期、居民购房需求和开发商融资能力能够同时维持。

现在受损的正是这些前提。哪怕厦门具有人口、产业和区位优势，房企仍会把资金集中到最确定的少数地块。于是，地方财政面对的难题已经从“能否再卖几块地”转向“城市发展怎样获得持续收入”。继续压高地价，会抬升住房成本并挤压企业利润。

让国企长期托底，财政资金又可能在土地、开发和库存之间循环，占用本可用于产业升级的资本。这也解释了厦门为何急于寻找第二条收入通道。土地收入对应存量空间的变现，股权投资瞄准未来企业的增值。两者在财政账上的速度完全不同，后者见效更慢，也更考验城市选择产业和经营资本的能力。

两个月内接连设立的两只基金，结构并不相同。第一只厦门国资产业投资母基金总规模100亿余元，由厦门国有资本公司旗下平台联合夏商、路桥、轻工、安居、信息、市政等市属集团出资。

国升基金负责募、投、管、退，资金将覆盖重大产业项目、企业产业资本子基金合作和市场化投资，重点关注智能制造、未来显示、新材料等领域。厦门国有资本公司正在搭建“双百亿基金加多只功能型基金”的体系。

第二只厦门建发新兴双创融合发展股权投资基金规模恰好为100亿元，出资人包括厦门长行股权投资基金、福建（厦门）社保科创基金和建信金投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等。这只基金把地方产业平台、社保长期资金和专业金融机构装进同一架构。

前一只基金先整合厦门市属国资，后一只则引入更长期、更市场化的资本来源。合计200亿元的意义不只在数额，还在于资金性质发生了组合。

具体作用需要沿着资金链看。母基金不会把全部资金直接押在少数企业上，它可以出资子基金，吸引专业机构和产业资本共同投入，再由子基金筛选项目。财政或国资投入一部分，社会资本跟进一部分，城市提供园区、场景、供应链和招商服务。

企业获得长期股权资金后扩充研发和产能，形成就业与采购需求。项目成长到一定阶段，国资通过并购、份额转让、上市或回购退出，回收资金再投向下一批企业。

房东关心土地以什么价格出让，回款发生在交易环节。股东更关心企业能否留在当地、研发能否产业化、上下游能否聚集、治理能否改善。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延长，从一次招商延伸到企业成长的多年周期。国资拿到股权以后，城市收入来源才有机会从地价扩展到税收、分红和股权增值。

股权资金的回报周期往往长达数年，先进制造和硬科技还要经历研发、验证、量产、市场扩张等阶段。土地出让可以在成交后形成收入，基金注册只代表出资承诺和投资载体已经建立，距离产生现金回报还有很长一段路。

厦门国有资本公司的母基金采取多年存续安排，部分项目投资期延伸至十年甚至更久。但厦门仍愿意投入，原因在于股权投资可以改变税源的形成方式。地方财政过去依赖房地产链条，拿到的是土地交易产生的集中收入。

而产业基金追求的回报分成三层。第一层是企业扩产以后形成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就业收入。第二层是链主项目吸引供应商、研发机构和服务企业落地，扩大整座城市的产业税基。第三层才是基金持股产生的分红和退出收益。真正有分量的部分，往往来自第二层，因为一个成熟产业集群创造的收入远高于单个项目的股权差价。

政府的行为也会受到重新约束。卖地模式下，部门容易关注供地规模、成交价格和开发进度。成为股东之后，项目筛选、投后管理、技术路线、人才供给和退出安排都会进入考核。

厦门预算报告提出完善政府投资基金接续投资体系，增强产业链塑造能力，并安排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这类财政安排说明，基金只有和科研平台、产业园区、应用场景及人才政策接上，才可能发挥效果。

厦门的优势在于产业、港口、国企平台和金融资源已有积累。基金可以放大这些条件，却无法凭空制造出优质企业。资本只有进入本地生产体系，才能成为未来税源。

股权财政听起来比土地财政更具成长性，但执行难度也高出许多。土地价格可以参考周边成交和规划条件，科技企业的价值却取决于技术、团队、市场和竞争格局。

地方国资若过度追求安全，资金会集中到成熟项目，早期企业仍然拿不到钱。过度追求招商数量，又可能放松投资标准，把基金变成项目落地的补贴通道。行政部门频繁介入具体决策，则会削弱专业管理人的责任边界。

国务院关于政府投资基金的指导意见已经把这些风险写得很具体，要求基金规模与地方财力、产业基础和债务风险相匹配，防止重复投资、同质化竞争和资金闲置，同时强调市场化管理、长期考核、容错机制与多元退出。

基金若被要求短期拉回足额投资，管理人就会为了完成返投指标降低项目门槛，产业目标和财务纪律都可能受损。退出同样不能留到最后再考虑。两只基金集中成立，意味着若干年后会有一批项目陆续进入退出期。

上市渠道容纳能力有限，并购交易需要产业买方，股权转让又取决于二级份额市场的流动性。退出不畅，账面估值再高也无法转化为可支配资金。厦门已经布局并购基金、S基金和接续投资工具，这些安排能够缓解流动性压力，最终仍要接受真实市场价格的检验。

所以，评价厦门这次转身，至少要盯住三个指标。200亿元的实缴和投资进度如何，社会资本跟投是否来自真正承担风险的市场机构，落地企业能否形成新增产值、研发和税收。

基金账面规模很大，任何一项缺失，国资都可能停留在“持有股权”的形式上。三项能够持续兑现，地方财政才算拥有了一条区别于卖地收入的新通道。

厦门两个月内投下200亿元，展示了地方财政寻找长期收入来源的主动性，也把更难的任务留给了基金管理、产业培育和退出市场。

土地收入收缩可以推动转型，却不会直接带来成功。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资金能否进入厦门真正具备基础的产业，以及首批项目能否在多年后带回税源和可循环的资本。国资从“房东”变成“股东”，完成工商登记只是开场，企业成长以后还能把钱带回来，转型才算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