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坏人”辩护，是为了帮法律守住公正的边界——评《重器》中的法治启蒙

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看《重器》时有一种奇异的熟悉感。剧中李乡律师站在法庭上，被旁听群众扔烂菜叶、砸臭鸡蛋，只因为他替一个 “道德败坏”的被告人做无罪辩护。这一幕，几乎每个刑辩律师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被当事人亲属误解，被围观群众唾骂，被贴上“替坏人说话”的标签。

《重器》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联合指导，改编自十余个真实司法案例，讲述了1979年至1997年间五位法学院毕业生在司法实践中见证并推动法治建设的故事。它不是一部简单的破案爽剧，而是一部关于“制度如何建立”的作品。今天，我想以一个辩护律师的视角，回答三个最常被问到、也最容易被误解的问题。

一

为啥坏人可以请辩护律师？

《重器》第五集，律师李乡受法院委派为乡村教师乔至良辩护。乔至良被控强奸内侄女魏三妹致其自杀，旁听群众群情激愤，恨不得当场将他正法。李乡当庭拿出魏三妹亲笔书信，证明二人系通奸而非强奸——通奸与强奸，一字之差，差着一条人命。

但李乡的辩护换来的不是掌声，而是烂菜叶和臭鸡蛋。老百姓的逻辑很朴素：女人死了，男人就得偿命，管你什么通奸强奸。李乡在法庭上大喊：“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被告人应有的权利，是我的使命。”

为什么“坏人”也有权请律师？因为在我们确认一个人是“坏人”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刑事诉讼中，国家拥有庞大的公权力资源——警察、检察官、鉴定机构、强制措施——而被告人只有孤身一人。辩护律师的存在，不是为了帮坏人脱罪，而是为了在控辩双方之间维持起码的力量平衡。

更重要的是，辩护权保护的不是某个具体的被告人，而是每一个可能被冤枉的普通人。《重器》开篇的杜晓辉案就是明证：高中生杜晓辉被指控奸杀女同学，所有线索都指向他，很快被定罪枪毙。但陈一众后来发现，真凶可能是另有其人。杜晓辉确实道德有亏——他触碰了尸体——但他没有杀人。可那个年代没有“疑罪从无”，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在“有罪推定”的逻辑下百口莫辩。

如果连“坏人”都不能请律师，那么被冤枉的“好人”更不可能获得辩护。辩护权不是坏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底线保障。

二

为啥道德法庭不是法律？

《重器》中最令人窒息的场景，莫过于乔至良案的审判。检察院以强奸罪起诉要求死刑，乔至良自己当庭认罪。旁听群众就等法官一锤定音。可李乡拿出了相反的证据——白纸黑字的情书，证明两人是你情我愿。

但结果呢？法院派来一位部队转业的副院长，不懂法，一句话：“不枪毙，老百姓不答应。”死刑。在决定乔至良命运的会议上，一位领导大喇喇地说自己不懂法，但随即又提出乔至良必须死刑。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习惯用个人的主观判断代替依法办案。

这就是“道德法庭”的危险所在。

道德审判追求的是“痛快”——坏人必须受到惩罚，越快越好，越狠越好。但法律追求的是“公正”——不仅要惩罚有罪者，更要确保无辜者不被错判。道德是情绪化的、从众的、非此即彼的；法律是理性的、程序的、讲究证据的。

《重器》中玩具枪抢劫案更具讽刺意味：有人用玩具枪抢了供销社两包烟，在那个年代差点被判死刑。放在今天，这微不足道，但在“从重从快”的氛围下，道德义愤可以轻易碾压法律理性。

道德可以谴责，但不能定罪。道德法庭没有证据规则，没有辩护权，没有上诉程序，它只有一个标准——民意。而民意是会变的，是容易被煽动的，是缺乏专业判断的。

三

为啥行政不可以干扰司法审判？

李乡因为做了无罪辩护，被扣上“公然对抗组织、包庇罪犯、向罪犯泄露国家机密”的帽子，说抓就抓。他的领导、律所主任洪战胜，只因为坚持了一句常识——“律师有做无罪辩护的权利”——也被列入批捕名单。徒弟陈一众想救他，申请做辩护人，不仅不让见，还被以“反革命”罪名投入看守所。

一个律师在法庭上依法辩护，居然能被扣上“泄露国家机密”的帽子，这帽子还是领导亲手戴上去的。这已经不是司法问题，而是权力对司法赤裸裸的干预。

为什么行政不能干预司法？因为司法权的本质是居中裁判。如果行政领导可以指示法院怎么判，那法院就成了行政的附庸，审判就成了行政命令的执行。剧中那位严打领导“责令法院严厉判刑”，正是司法独立被践踏的典型写照。

于和伟饰演的大律师袁亦方在法庭上说了一段话：今天我为李乡辩护而成为被告人，明天就会有人为我辩护，他再成为被告人，那依旧有律师站出来为他辩护。这段话之所以打动人，正因为它点出了一个常识：如果权力可以随意干预司法，那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法治的进步：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

《重器》全剧贯穿着一条主线——司法理念的迭代。从早年“有罪推定”到全面落地“疑罪从无”，从取证流程混乱到程序正义深入人心。

“疑罪从无”可能是最不被普通人理解的法律原则。就像剧中大多数民众的朴素认知一样——律师为杀人犯辩护就是帮凶，疑罪从无就是对坏人的保护。但事实恰恰相反。

杜晓辉案中，所有证据都指向他，但证据真的可靠吗？指甲缝里的DNA只能证明他和死者有过接触，不能证明他杀了人。可在“疑罪从有”的逻辑下，这些都不重要——你解释不清，你就是凶手。“疑罪从无”保护的不是罪犯，而是每一个可能在证据不充分时被冤枉的人。

《重器》中陈一众的父亲对儿子说了一段话，让少年第一次叩问“疑罪从无”的分量。这种叩问，正是法治启蒙的开始。

结语

回到最初的问题。老百姓朴素的正义感不等于法律正义——李乡被扔烂菜叶，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民意可以共情，但不能定案。法治最大的进步，从来不是惩罚更狠，而是约束权力更严。

辩护人不是帮坏人说话，而是帮法律守住公正的边界。当一个律师为“坏人”辩护时，他守护的不是那个人的道德名声，而是一个程序——一个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说话的程序，一个让权力不能肆意妄为的程序。

《重器》用十余个真实案件告诉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程序正义、疑罪从无、辩护权利，是一代代法律人挣扎博弈才换来的。这条路走得很艰难，但方向从未改变——从“宁可错杀”到“疑罪从无”，从“人治”到“法治”，每一步都值得被记住。

因为记住过去的荒唐，才知道今天的来之不易。

作者简介

涂国虎

高级合伙人

Tel:13970883319

涂国虎律师系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一级律师，江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委员会专家，江西省政法委案件评查专家，江西省首批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家，江西省药品领域涉嫌犯罪案件认定专家，江西省律协刑事诉讼委员会副主任，江西财经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东华理工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律师学院兼职教授，民盟江西省委盟员，南昌市法学会法律咨询专家。

部分经典案例：原南昌民用建筑设计所所长杨某贪污案（该案最终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原抚州市商务局局长章某涉嫌受贿案（二审依法改判）、原新余市副市长廖某涉嫌受贿案、原江西铜业上海国际公司董事长苏某涉嫌受贿案、全国优秀公安刑警胡某某涉嫌徇私枉法、受贿罪一案，江西扫黑除恶第一案宜春刘某等涉黑案（二审依法改判）、南昌县曹某涉黑案（检察机关依法作不起诉处理）等。

业务专长：刑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