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雨过天晴
审核人:陈军教授、胡瑛教授、王燕教授、徐燕教授、刘洪生教授、鹰版
快速阅读指引:
·罕见突变为何容易漏检?初筛阴性,为何还要再做一次?
·基因检测是不是panel越大越好?什么情况需要加做RNA测序?PCR还有用吗?
·罕见靶点新辅助靶向治疗,能照搬ALK的成功经验吗?
·哪些患者适合先做新辅助治疗再手术?
·术前一定要穿刺取病理吗?术前基因检测有没有必要?
·ALK、RET辅助治疗成功了,能推广到ROS1、MET、HER2吗?
·局晚期患者靶向治疗效果很好,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手术?
·初诊晚期罕见靶点患者,一线直接用靶向药,还是先用化疗/免疫?PD-L1高表达选哪个?
·罕见靶点靶向药耐药后,缺乏“头对头”研究数据,方案怎么选?
在线答疑解惑:
·HER2术后能用宗艾替尼维持治疗吗?
·ROS1融合患者靶向治疗后胸水增多,是耐药了吗?怎么办?
·ROS1融合ⅡB期术后靶向维持超过3年,能停药吗?
8月3日,“北斗蜚声 & E聊医访”系列活动再次开讲。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陈军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胡瑛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燕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徐燕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刘洪生教授,五位专家围绕RET、ROS1、MET、HER2等罕见突变的漏检风险与复测策略、新辅助/辅助治疗能否借鉴成熟靶点经验、局晚期患者的手术时机、耐药后方案选择等患者关注的核心难点,结合临床真实案例与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务实探讨,为患者提供了清晰的决策参考。
问:为何RET、ROS1、MET、HER2这些罕见突变难以检测出来?在临床中,如果患者的基因检测结果为阴性,如何向患者和家属解释再做基因检测的必要性?
王燕教授:RET、ROS1、MET、HER2这类罕见突变确实容易出现漏检,检测手段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临床理想状态是初诊阶段就完成全面基因检测,尽早识别出这类少见变异,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医院仅可开展包含11‑19个驱动基因的小panel检测。
若初诊小panel结果阴性,但患者属于非吸烟肺腺癌人群,就需要和患者充分沟通。这类人群采用NGS检测,仍有机会检出罕见驱动变异。目前主流为DNA层面的二代测序,但融合变异、MET 14跳跃突变等,很容易发生漏检。对这类高怀疑人群,联合RNA‑NGS检测,有助于找回这部分漏检病例。不过全面检测伴随更高费用,且并非所有医院都具备院内检测条件,部分样本需要外送第三方平台。沟通时需要评估患者对靶向治疗的渴求程度以及经济承受能力,条件允许可建议完善检测。尤其是疾病耐药之后,为明确耐药机制,更推荐选择大panel检测。
和患者家属解释复测必要性需要沟通技巧,不同医疗机构可提供的检测条件各不相同,同时还要兼顾医保相关管理要求,外送检测的必要性判定也存在主观尺度。临床层面,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罕见突变被遗漏,结合现有条件为患者提供合理的检测方案。
徐燕教授:目前不同医院、不同检测平台的可检测项目存在明显差异。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例,临床常规以DNA检测为主,RNA检测开展较少,目前仍多处于研究阶段,并非临床常规检测项目,院内可开展九基因检测及大panel检测,临床会结合患者经济承受能力选择适配方案。
常规DNA九基因检测,能够覆盖绝大多数肺癌患者的基因突变类型,足以满足普通患者的初诊需求。而大panel检测覆盖范围更广、突变类型更全面,并可检出部分少见基因突变。临床对于RET、ROS1、MET、HER2这类罕见突变,通过常规大panel检测基本可以成功检出,因此多数普通患者无需盲目做大panel检测,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九基因检测即可。
仅特殊人群需要考虑补充检测,一是年纪较轻的肺癌患者,这类患者常规检测未查出常见及罕见突变时,大概率存在特殊致病因素,可进一步完善检测;二是出现耐药、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可通过补充检测明确背后的致病或耐药机制。临床检测需量力而行、因人而异。常规检测已覆盖绝大多数突变类型与治疗相关靶点,无需为了占比不足1%的极罕见突变,让所有患者盲目接受高规格、高费用的全面检测。
问:基因检测是否都要选择大panel,越大越好?什么情况下需要增加RNA测序?在NGS检测已经普及的情况下,PCR检测还有没有必要?
徐燕教授:首先关于检测panel的选择,并非越大越好。临床各类靶向药物的指南均明确了对应的标准化伴随诊断方式,ALK检测中,经过验证的FISH检测、ALK-D5F3抗体免疫组化、NGS检测结果一致性极高,可互相替代,其中ALK-D5F3抗体免疫组化可直接作为靶向治疗的诊断依据。但ROS1检测存在明显区别,目前仅FISH与NGS检测经过临床验证,可作为诊疗依据,免疫组化未完成标准化验证,结果仅可作为参考线索,不能用于指导靶向治疗,这也解释了临床会出现免疫组化阳性、NGS检测阴性的偏差情况。
其次是RNA测序的适用场景,DNA与RNA检测的核心差异在于,RNA可验证基因转录后的重排结果,能弥补DNA检测的局限性,但无需所有患者常规开展DNA+RNA联合检测。临床应遵循“先常见、后罕见”的诊疗思路,肺癌主流突变以EGFR、ALK、常规ROS1/RET重排、MET14跳跃突变、HER2 20插入等常见类型为主,常规DNA大panel检测可精准检出。仅在常规DNA检测阴性,但临床高度怀疑存在驱动基因突变的情况下,才需要补充RNA测序,排查EZR-ROS1这类罕见基因重排,避免漏检。
临床诊疗需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建议患者初始就开展全套高阶检测。依托主流NGS检测可覆盖绝大多数靶点,PCR等传统检测可作为针对性补充手段,结合患者病情、突变可疑程度合理选用,无需全盘替代或盲目叠加检测。
胡瑛教授:目前NGS检测已是临床肺癌基因检测的首选方案。北京胸科医院已将NGS检测纳入医保,大幅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具备广泛临床应用条件。临床中只要患者的病理标本经评估细胞量、样本质量达标,可开展NGS检测,均会优先选择该检测方式。
相较于PCR、FISH等传统检测手段,NGS检测覆盖靶点更全面,尤其适用于穿刺所得的珍贵小样本标本,能最大化利用样本完成全面基因检测。目前临床仅在标本细胞量不足、无法开展NGS检测的特殊情况下,才会考虑其他补充检测,因此PCR、FISH等传统检测的临床应用已大幅减少。同时,院内临床常规开展的为DNA-NGS检测,RNA-NGS检测目前临床应用极少,尚未常规开展,仍是以DNA-NGS作为核心首选检测手段。
问:在缺乏大型临床研究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如何看待RET、ROS1、MET、HER2等罕见靶点的新辅助靶向治疗?ROS1与ALK极其相近,是否可以参照ALK的新辅助靶向治疗策略?
陈军教授:罕见靶点暂无成熟的大型临床研究数据支撑,无法直接照搬成熟靶点的治疗方案,不能将这类新辅助靶向治疗作为临床常规治疗手段。从现有研究来看,ALK、RET靶点已有部分术后辅助治疗的相关试验数据,可为临床提供少量参考,但ROS1、MET、HER2等罕见靶点相关数据更为匮乏。且不同靶点的生物学特性、对应TKI药物的药理性质均存在差异,无法完全照搬ALK的新辅助靶向治疗策略,盲目套用标准方案并不稳妥。
不过这类新辅助靶向治疗并非完全不可尝试,针对特殊患者人群可个体化开展。对于无法耐受化疗、身体基础条件较差,或主观不愿接受化疗的患者,在充分沟通前提下,可尝试罕见靶点对应的TKI新辅助治疗。但该方案属于个体化探索性治疗,非标准常规方案,开展前医生必须向患者及家属充分、清晰地告知治疗现状、数据局限性与潜在风险,在患者及家属充分知情并自愿同意的前提下,才可开展此类探索性治疗。
问:哪些类型或分期的患者建议先进行新辅助治疗之后再手术?
陈军教授:临床需根据患者是否存在驱动靶点,制定差异化新辅助治疗方案。无驱动靶点的Ⅱ、Ⅲ期肺癌患者,标准方案为化疗联合免疫新辅助治疗,可有效缩小肿瘤、清除微小转移灶,降期后手术联合术后维持治疗,是临床公认的成熟模式。对于驱动基因阳性、存在靶点的患者,不建议统一开展新辅助靶向治疗,以EGFR阳性患者为例,靶向新辅助治疗的病理完全缓解率、主要病理缓解率偏低,仅能抑制肿瘤进展,难以实现根治效果。可根治性切除的靶点阳性患者,优先直接手术,术后行靶向辅助治疗,远期预后效果优异。仅预估无法实现根治切除的患者,建议先行新辅助治疗缩瘤降期。其中ALK靶点较为特殊,单药TKI新辅助治疗即可获得理想病理缓解效果,无需联合化疗。
徐燕教授:新辅助治疗的核心目的是为患者创造根治性手术条件,无需标准化套用。体积微小的磨玻璃结节、无淋巴结转移的中小型病灶,可直接手术,无需术前干预,术后再根据病理结果制定辅助治疗方案。新辅助治疗主要适用于肿瘤体积大、存在淋巴结转移、病灶贴近血管等手术难度较高的患者。临床决策同时需兼顾患者心理,尽量缩短病理及基因检测的等待周期,避免加重患者焦虑。ALK是少数可从新辅助、辅助靶向治疗中稳定获益的靶点,其余多数靶点的靶向药物仅能抑制肿瘤,难以实现深度病理降期。临床可依托经验精准筛选高危人群,年轻、无吸烟史、ALK阴性的患者,可针对性排查ROS1、RET等罕见突变;高龄、长期吸烟患者罕见突变概率极低,无需过度筛查。
刘洪生教授:微小磨玻璃结节恶性风险低,临床以定期观察为主,仅手术创伤极小的病灶可酌情局部切除,不常规开展新辅助治疗。新辅助治疗的核心判定依据为肿瘤分期与淋巴结转移情况,N1淋巴结转移患者若评估可完整切除,可优先直接手术;N2淋巴结转移患者,临床普遍建议先行新辅助治疗。EGFR突变患者靶向新辅助治疗疗效有限,化疗联合免疫的缩瘤效果更优,该领域目前缺乏统一标准,可个体化选择方案。ALK靶点新辅助治疗疗效确切,临床案例可见,高难度ALK阳性病灶经洛拉替尼新辅助治疗后,肿瘤可显著退缩,顺利完成手术,是罕见靶点中新辅助治疗的优选类型。
问:在什么情况下,患者做手术之前需要进行穿刺取得病理?是否有必要在手术之前进行基因检测?
陈军教授:临床术前穿刺与基因检测的决策,主要依据肿瘤TNM分期判断。对于Ⅱ期肿瘤,临床常规无需术前穿刺取病理,外科医师可直接评估手术切除,无需开展术前检测流程。术前穿刺主要用于规避诊疗风险,部分患者明确要求确诊恶性肿瘤后再接受手术,这类人群必须先行穿刺活检明确病理性质,而穿刺确诊病理后,一般会同步完善术前基因检测,形成完整术前评估体系。临床需要术前穿刺、新辅助治疗及基因检测的人群,以Ⅲ期肿瘤患者为主。相较于肿瘤大小、可切除性等T分期指标,临床更重视N分期淋巴结转移情况,N2淋巴结转移是临床推荐术前干预、开展新辅助治疗的核心指征,也是术前完善病理与基因检测的关键依据,以此精准指导术前治疗、优化手术预后。
刘洪生教授:外科术前是否穿刺活检,核心判断标准为病灶能否完整根治切除。若评估可彻底切净,一般无需术前活检,可直接手术,依靠术后标本明确病理即可。仅部分患者坚持术前明确良恶性结果、确诊后再手术的特殊情况,可先行术前穿刺活检。此外,中心型病变需常规完善支气管镜评估,该类病灶靠近气管根部,手术切除范围更大、操作难度更高,可在镜检同时同步活检。临床上少数中心型病灶术前活检可意外确诊为小细胞肺癌,能够及时修正诊疗方案,避免直接手术造成的诊疗偏差。
王燕教授:相较于驱动基因阴性肺癌,阳性靶点的新辅助靶向治疗发展相对滞后、缺乏统一标准。临床常以突变率最高的EGFR靶点作为研究模板,但EGFR新辅助治疗的各类研究结果均未达到预期,目前尚无统一的适应症与标准用药方案,仍处于持续探索阶段,整体疗效有限。不同驱动靶点的生物学行为存在明显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以ALK融合靶点为例,相关新辅助研究已取得符合临床预期的阳性结果,疗效显著优于EGFR,具备明确的临床应用价值。针对RET、ROS1等强驱动融合靶点,靶向药物疗效优异,临床也已逐步开展新辅助治疗探索。但这类罕见突变发生率低、入组难度大,相关研究周期长、数据积累缓慢,目前仍缺乏充足循证依据。临床不建议在无可靠研究数据支撑的情况下,盲目推广罕见靶点新辅助靶向治疗。对于病情复杂、手术及常规治疗难度高的特殊病例,可通过MDT多学科会诊制定个体化新辅助方案,属于合理的探索性诊疗模式。整体而言,罕见靶点新辅助治疗的循证证据仍较匮乏,未来存在较大的研究与优化空间。
问:在罕见靶点的术后辅助治疗阶段,目前ALK融合已经积累了成熟的循证数据,首个针对RET融合辅助治疗的III期临床研究(LIBRETTO-432)也取得了阳性结果,ALK、RET靶点的成功经验,能否“照搬”到ROS1、MET、HER2等其他罕见靶点?
徐燕教授:ALK、RET这类融合基因具备更强的单一肿瘤驱动特性,靶向治疗阻断效果更精准,因此晚期患者的靶向疗效十分突出,也是临床预后相对更好的一类罕见靶点。目前ALK术后辅助治疗已有多款药物的成熟研究数据支撑,适应症明确、疗效稳定。RET靶点的LIBRETTO-432 III期研究也取得突破性阳性结果,针对根治性手术或根治性放疗后的RET融合患者,无论既往是否接受化疗,采用RET抑制剂辅助治疗的两年无病生存率超90%,疗效显著优于安慰剂,结果与ALK辅助治疗的获益趋势高度一致。目前ROS1已有多项注册临床研究正在开展,虽尚未公布最终数据,但靶点发生率略高于RET,新型靶向药物储备充足,未来有望验证辅助治疗获益。即便ALK、RET辅助治疗已证实有效,也不可直接将其经验平移套用至ROS1、MET、HER2等其他罕见靶点。不同靶点的循证数据、药物适应症、医保规范及临床疗效均不相同,无明确证据支撑时,临床严禁跨靶点照搬治疗方案。对于这类暂无明确标准的罕见靶点患者,可积极参与相关临床研究,在规范探索中积累数据,让更多患者逐步获得精准的辅助治疗获益。
胡瑛教授:完全认同前述专家的观点,不同靶点的治疗经验不可随意互相照搬。临床用药必须严格依托对应靶点的现有临床研究进展,在药物适应症未获批、相关研究数据未正式公布前,不可以主观推测疗效、提前套用其他靶点的成熟方案开展治疗。罕见靶点辅助治疗需遵循循证原则,严格依据对应靶点的真实研究结果决策,杜绝盲目预判与超前用药。
临床经常接诊罕见靶点术后患者咨询辅助靶向治疗的相关问题,目前这类诊疗暂无统一标准答案,临床推荐需严格遵循现行指南与共识。现有多数相关研究多为小样本、回顾性研究,证据等级有限,尚未形成统一、公认的标准术后辅助治疗方案。临床沟通需首先明确告知患者当前标准化诊疗方案,同时客观说明医学研究处于动态更新的状态,现阶段的标准方案未来可能会更新迭代。无特殊情况时,优先建议患者遵循现有标准规范治疗,不主动推荐指南外的探索性辅助靶向治疗。是否开展非常规辅助靶向治疗,主要取决于患者个人意愿、经济能力与用药安全性。多数罕见靶点靶向药物尚未纳入医保,长期用药经济负担较重。同时靶向药物存在个体化副作用,部分患者不良反应相对明显,需提前充分告知风险。此外,罕见靶点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最佳用药时长目前尚无明确结论,属于临床空白领域。对于综合评估后仍有强烈治疗意愿、可承担经济压力、能接受潜在副作用与未知风险的患者,可在充分知情前提下个体化开展探索性辅助靶向治疗,所有决策均需充分尊重患者自主选择。
问:部分ALK或ROS1局晚期患者,在用靶向药控制病灶很好的情况下,淋巴结转阴,PET-CT显示远处转移也已消失,便考虑通过进行手术降低肿瘤负荷。请问,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对局部晚期患者进行手术?
陈军教授:局部晚期肺癌的诊疗需坚持全身治疗联合局部治疗的综合模式,靶向治疗起效后的手术干预需满足多项核心条件,不可在病灶短期缩小后立即手术。首先需通过影像学评估,确认患者可实现R0根治切除,经靶向治疗后淋巴结由活性N2期降期为N0或N1期,全身无活动性转移病灶,整体病情稳定。其次靶向治疗需维持长期稳定缓解,建议持续治疗3至6个月以上,排除短期原发耐药风险,若短期内出现耐药,不建议贸然手术。
同时需警惕靶向治疗后的假性缓解,部分患者淋巴结虽体积明显缩小,但仍残留肿瘤活性,且病灶可能粘连血管,强行手术无法彻底切除,反而增加手术风险,这类患者不适合手术。除根治性手术外,还有部分特殊情况可开展姑息减瘤手术,患者全身病灶控制稳定、无新发转移,仅局部病灶持续存在或进展,可通过手术切除原发耐药病灶,降低肿瘤负荷,后续继续依托全身靶向治疗控制病情。最终手术决策需平衡外科创伤与长期生存获益,结合病灶位置、切除难度及患者个人意愿综合判断,周边型、切除难度低的病灶更适合手术干预。
刘洪生教授:外科手术属于局部治疗手段,核心价值在于对局限病灶实现彻底的根治性切除,也是综合治疗中性价比最高的方式。若患者肿瘤病变范围广泛、无法局限,手术的治疗效果十分有限,难以彻底清除肿瘤病灶。术前系统治疗的核心意义,就是将广泛病灶压缩、局限,为根治性手术创造条件。病灶经治疗后范围缩小、边界清晰,才可最大化发挥外科手术的治疗价值。外科手术存在明确局限性,并非所有病灶缩小的患者都适合手术。部分患者初始存在广泛淋巴结融合、结外侵犯、大血管受累等问题,即便靶向或综合治疗后肿瘤体积缩小,病灶边界依旧模糊,无法实现根治切除,盲目手术预后不佳。因此术前评估尤为关键,需依托外科临床经验,筛选出初始存在潜在切除可能、经治疗后可实现根治切除的患者,精准把握手术指征。
问:对于初诊晚期的RET/MET/HER2患者,大家经常会纠结:是一线直接使用对应靶向药,还是先预留靶向药物到后线再使用,前线先用化疗/免疫这些手段?如果患者的PD-L1高表达,应该首选免疫治疗还是靶向治疗?
王燕教授:目前临床针对驱动基因阳性晚期肺癌,已形成“靶向先行”的主流共识。RET、MET、HER2等均为肿瘤核心驱动基因,大量临床数据证实,靶点阳性患者一线使用靶向药,疗效显著优于单纯化疗或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绝大多数罕见靶点均适用该原则,仅HER2与KRAS属于特殊情况。HER2靶向药物近期才获批相关适应症,暂无其他靶点那样明确、大幅的生存获益证据,且前期药物费用高昂,多数患者难以承担一线用药成本,因此临床不少患者会选择先采用医保可报销的化疗联合免疫方案,将靶向药预留至后线使用。预计明年上半年HER2靶向药物有望纳入医保、大幅降价,届时将具备一线常规使用的条件。而KRAS靶点靶向药目前暂无一线治疗地位,仅适用于后线治疗。整体而言,除KRAS及现阶段费用受限的HER2靶点外,其余RET、MET等罕见靶点阳性患者,无论PD-L1表达高低,均应优先选择一线靶向治疗,不优先考虑免疫治疗。
徐燕教授:HER2与KRAS突变患者的一线治疗选择存在明显差异。KRAS G12C突变患者一线化疗联合免疫疗效确切,相对而言,现有靶向药物的临床表现并不惊艳。而HER2突变患者一线化疗联合免疫的整体疗效一般,并非最优方案。目前HER2突变肺癌已有ADC药物、靶向TKI、化疗联合免疫三类治疗手段可选。其中德曲妥珠单抗的DESTINY-Lung02研究已展现出优异疗效,针对一线场景的DESTINY-Lung04对照研究仍在推进,结果值得期待。2025年两项HER2靶向治疗重磅研究刊发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为患者治疗带来全新希望。现阶段德曲妥珠单抗已在乳腺癌领域纳入医保,若后续能顺利获批肺癌一线适应症并进入医保,将大幅提升药物可及性,丰富HER2患者的一线治疗选择。目前临床可及且医保报销稳定的方案仍以化疗联合免疫为主,ADC药物可酌情选用,TKI药物的一线应用仍需等待更多获批证据。未来待相关适应症落地、医保政策完善后,可进一步细化ADC、TKI与化疗免疫的一线治疗排兵布阵策略。
问:对于罕见靶点患者来说,在靶向药耐药之后的选择也比较多,包括化疗、免疫治疗、ADC药物、下一代靶向药。当缺乏“头对头”研究数据时,如何制定耐药后的方案?是优先看耐药机制,还是看患者体能状态,又或是看药物可及性?
王燕教授:罕见靶点靶向耐药后的方案选择无统一标准,且缺乏头对头对照研究,需结合多重因素综合判断。目前多数罕见靶点的一线靶向药物已较为丰富,但各类靶点的耐药机制差异极大、整体研究尚不充分。部分靶点耐药机制相对清晰,例如ALK、ROS1可检出明确的继发位点突变,但MET14跳跃突变、HER2、NTRK等多数罕见靶点的耐药位点繁杂且不统一,暂无对应的特效药物可以全面克服耐药问题。新一代靶向药虽持续迭代,主要用于克服已知通路耐药、提升疗效或降低副作用,仍无法解决全部耐药问题。在无法明确具体耐药位点的情况下,临床主流方案是以传统化疗作为基础治疗。目前罕见靶点耐药后,暂无明确证据支持效仿EGFR模式,通过联合免疫、抗血管治疗提升疗效。整体临床决策需综合三方面因素:首先参考基因检测明确的耐药机制,其次结合患者体能状态与治疗意愿,最后兼顾新型药物的获批情况与临床可及性,个体化制定后续治疗方案。
徐燕教授:各类罕见靶点的突变类型各异,包括基因重排、外显子跳突、点突变、片段插入或缺失等,经过一线靶向治疗后,不同靶点的耐药机制存在显著差异。临床优先推荐患者耐药后再次活检,明确具体耐药机制,指导后续精准用药。但临床现实中,多数患者无法检出明确耐药原因,本质是肿瘤存在克隆异质性,靶向治疗敏感肿瘤克隆被抑制、耐药克隆逐步增殖,形成耐药进展。不同靶点的耐药后治疗逻辑有所区别,HER2靶点治疗选择相对清晰,ADC药物进展后,可序贯靶向TKI或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依托不同作用机制交叉杀伤耐药肿瘤细胞。ALK、ROS1、RET等靶点,可根据具体耐药位点,在不同代次靶向药之间序贯切换。而MET扩增等耐药机制,现有药物干预效果整体有限。
临床无需惧怕为驱动基因阳性患者使用化疗,当前化疗不良反应管控成熟,耐受性大幅提升,且ALK、ROS1、RET等罕见靶点肿瘤对化疗敏感度较高,联合免疫或抗血管治疗还能进一步增效。靶向、ADC、化疗分属不同作用机制,靶向或ADC药物耐药后,切换化疗可有效压制耐药肿瘤克隆,后续仍可再次挑战靶向药物,通过多机制交替治疗持续控制病情、拉长患者生存。患者总生存期由多段无进展生存期累积而成,交替序贯不同机制药物是提升长期预后的关键。同时临床治疗需动态更新方案,随着新型靶向药、ADC药物持续获批,罕见靶点患者的后线治疗选择会不断丰富,持续规范治疗能让患者最大程度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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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于HER2患者,是否可以采用宗艾替尼进行术后维持治疗?
徐燕教授:针对HER2患者术后使用宗艾替尼进行维持治疗,目前临床并不推荐。靶向药物的研发与应用普遍遵循“后线→一线→辅助→新辅助”的推进规律,现阶段暂无任何临床研究证据证实宗艾替尼能为HER2术后患者带来明确生存获益。术后辅助治疗的核心原则是兼顾疗效、安全性与经济性,在保证生存获益的同时,需平衡不良反应与治疗成本。目前宗艾替尼缺乏术后辅助治疗的循证支撑,无法证实疗效与安全的综合优势,因此不建议常规用于HER2患者的术后维持治疗。
问:患者32岁,2025年1月确诊肺腺癌Ⅳ期,基因检测发现ROS1融合突变,他雷替尼治疗一年后病情进展,再次基因检测有ROS1融合突变+MET扩增,改用他雷替尼+特泊替尼+卡铂+培美曲塞4次化疗,复查肿瘤明显缩小,但近期复查B超发现胸水大概7cm,没有呼吸困难症状(之前一直是微量胸水)。请问,现在出现胸水增多可能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处理?如果再次耐药,下一步治疗方案如何?
胡瑛教授:患者全身及肺内病灶整体稳定,仅出现胸水较前增多,临床需谨慎判定是否为肿瘤进展。若无呼吸困难等症状,暂不急于更改整体治疗方案,优先动态观察胸水增长速度。若条件允许,建议穿刺抽取胸水送检,明确胸水性质,区分肿瘤性进展或良性渗出,为后续治疗提供依据。若暂时无法穿刺送检、胸水增长缓慢,可继续维持现有治疗方案,密切随访即可。若胸水持续增长,可在原方案基础上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这类药物对控制恶性胸水有一定临床效果。仅胸水快速增多、明确为恶性胸水,且伴随全身病灶同步进展时,才可判定为整体耐药。若后续确认治疗耐药,可再次行基因检测,明确最新耐药机制以指导精准治疗;也可无需复测基因,直接采用靶向耐药后的标准后线方案,包括化疗联合免疫、ADC药物及新型免疫联合治疗方案。整体治疗需区分局部进展与全身爆发性进展,仅局部胸水进展时,无需停用现有全身治疗,可在原方案基础上叠加局部治疗针对性控制胸水,最大程度延续原有有效方案的治疗价值。
问:患者为ROS1融合,ⅡB期,直接手术,术后培美卡铂化疗4次,再吃克唑替尼,目前吃药已超过3年,可以停药吗?还是继续吃?
陈军教授:是否停药暂无统一指南标准答案。结合临床经验,该患者分期偏早、已完成规范术后辅助化疗,且克唑替尼维持治疗已满三年、近期复查病情稳定,无高危复发因素,可考虑停药。若患者心理顾虑较大,可完善MRD检测进一步评估复发风险。临床既往经验认为,靶向辅助治疗维持满三年,是较为合适的停药节点,此类低危患者无需无限期持续服药。
结束语
在直播最后,刘洪生教授总结道:罕见靶点肺癌在外科临床相对少见。未来期待多学科协同合作,进一步探索罕见靶点肺癌的围术期诊疗价值,开展更多临床研究,完善围术期治疗策略,进一步提升罕见靶点患者的外科综合诊疗获益。
徐燕教授总结道:肺癌罕见靶点虽定义为“罕见”,但依托肺癌庞大的患者基数,整体患病人群并不少见。目前临床与新药研发领域,均针对罕见靶点肺癌开展了大量探索工作。现阶段仍有不少诊疗问题缺乏统一、明确的循证依据,需要医患共同努力、多中心协同开展临床研究,逐步积累高质量数据,完善罕见靶点肺癌的规范化诊疗体系,为更多患者提供精准、标准的治疗方案。
王燕教授总结道:肺癌少见突变领域的诊疗与研究道阻且长,十分需要多中心、多学科通力协作。团队近十年持续深耕少见突变领域,围绕临床治疗策略优化、各类新药临床研究开展了大量探索工作。目前少见靶点肺癌仍存在诸多诊疗空白,未来仍需业内同仁共同发力,持续推进相关研究,完善诊疗体系。
胡瑛教授总结道:肺癌罕见突变单病发病率偏低,但随着检测技术进步,检出靶点不断增多,整体患者群体规模不容小觑。相较于常见靶点,罕见突变病例分散,临床诊疗经验相对有限,暂无完善统一的标准化体系。在临床治疗方案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暂无更优治疗选择的前提下,患者需优先遵循现行标准方案治疗。同时,符合条件的患者可积极参与相关临床研究,在规范诊疗的基础上,获得更多新型治疗机会,也助力临床积累循证数据、完善罕见靶点诊疗体系。
陈军教授总结道:医学是经验与科学相结合的学科,罕见靶点肺癌的诊疗体系仍在持续更新完善,临床专家也在不断学习、持续探索优化治疗方案。医患本质是对抗疾病的同一战壕战友,诊疗过程中最核心的关键是相互信任、充分沟通、彼此支持。临床针对罕见靶点诊疗存在不同观点与方案差异,属于学科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所有诊疗探索的核心目标均是攻克疾病、为患者争取更大生存获益,并非诊疗理念对立。本次学术交流与科普分享,能够有效梳理临床诊疗思路、传递规范诊疗理念,同时拉近医患距离,对罕见靶点肺癌的规范化诊疗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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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医学博士、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导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肺部肿瘤外科 主任
天津市肺癌研究所 所长
天津市胸部肿瘤中心 主任
天津市肺癌转移与肿瘤微环境重点实验室 主任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纵隔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促会肺癌预防与控制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肺癌杂志》副主编, 《Thoracic Cancer》编委
主持包括6项国自然在内科研项目38项
发表科研论文300余篇,SCI收录200余篇;专利8项
获得包括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奖项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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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医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公共管理学硕士、美国内华达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胸部肿瘤精准治疗分会 副主任委员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缓和治疗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北京整合医学学会胸部肿瘤精准诊疗分会 副会长
中国抗癌协会肺部肿瘤整合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首都医科大学肿瘤学系 委员
北京医院协会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八届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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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转化医学分委会 主任委员
北京整合医学学会胸部肿瘤精准诊疗分会 会长
北京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肺癌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北京肿瘤学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北京女医师协会肿瘤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肿瘤学分会 副会长
擅长肺癌、胸腺瘤、间皮瘤等胸部恶性肿瘤的规范化和个体化治疗,对肺癌精准治疗,包括化疗和分子靶向免疫治疗,以及转化医学研究有丰富经验和深厚造诣,尤其对靶向治疗耐药及少见突变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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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燕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深耕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临床领域,精通呼吸科常见病、疑难病诊治及各类呼吸内镜操作,尤其擅长肺部恶性肿瘤的内科治疗、个体化及综合治疗。
发表各类医学论文超过一百篇,影响因子超过800分。
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 Asia-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Oncology》 副主编;《CANCER》亚太区域编委;《Thoracic Cancer》 编委
《中华医学杂志》通讯编委;《中国肺癌杂志》编委;《国际呼吸杂志》青年编委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青年学组 成员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肺癌学组 成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委会 青委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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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生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北京医学会胸外科分会 常委
北京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 理事
中国医促会胸外科分会 委员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肺癌专委会 常委
国家卫健委应急指导专家库成员
北京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委员会 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规范化患教中心副主任委员
主编著作一部,参与编写著作多部
麻省总院、梅奥中心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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