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六九年二月一日下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里，李宗仁的遗体告别仪式没有被草草带过。
前一天递到周总理案头的治丧报告，原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傅作义是起义将领，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说得过去。
可周总理看完后，提笔划掉了这个安排，改成了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
这几个字一改，分量就变了。
李宗仁不是普通旧军政人物。他曾是国民党方面的代总统，曾经和共产党在战场、谈判桌上对立，也曾离开大陆，在海外一住十六年。
这样一个人去世，谁来送他最后一程，本身就是信号。
傅作义主持，是旧友、旧将之间的送别；周总理主持，就不只是人情了。
李宗仁自己也清楚，他这一生最容易被人记住的，不是代总统的名号，而是一九三八年春天，山东南部那座被炮火打碎的小城。
台儿庄。
那一年，日军占领南京、济南以后，企图沿津浦线南北夹击徐州，再西进郑州、南攻武汉。台儿庄卡在京杭大运河咽喉上，是徐州门户。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坐镇徐州。
战场上，枪炮声从城墙、街巷、运河边滚过去。台儿庄城内原有六千多幢房屋，巷窄墙厚，打到后来，墙无完墙，屋无完屋。
四月七日，胜利的旗帜插上台儿庄城头。
这一仗，中国军队以沉重牺牲击溃日军两个精锐师团主力，歼敌一万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
周恩来后来评价这场胜利：“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这句话压得住。
台儿庄之前，国人听到的坏消息太多。北平、上海、南京、济南，一座座城市陷落，报纸上的字像一块块石头，砸在人心上。
台儿庄之后，人们终于看见，日本侵略军不是不能打。
李宗仁的名字，也从此和这场血战绑在一起。
但李宗仁的一生并不只有台儿庄。
一九四九年，他代行国民党方面总统职权，曾同中共方面有过和谈接触。后来局势急转，他离开大陆，长期定居海外。
打这天起，他的身份变得尴尬。
在台湾方面眼里，他不是完全可靠的人；在大陆许多人眼里，他又曾站在旧阵营里。一个曾经握有高位的人，到了海外，反而成了夹在历史缝隙里的人。
他没有说话的地方很多。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九六五年。
那年七月，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陪同下，绕道欧洲、西亚，终于回到祖国大陆。七月二十日，他抵达北京，周总理到机场迎接。
机场大厅里，李宗仁宣读归国声明。
他说，自己“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致力于反帝爱国事业。
十六年。
这十六年里，他看过海外的冷眼，也看过旧日同僚的分散。回国那一刻，他不只是一个老人落叶归根，更是一个曾经的国民党方面高级人物，公开作出政治选择。
几天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
李宗仁后来多次表示，回国这条路走对了。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一九六九年一月，李宗仁病重。病榻上，他留下给毛主席、周总理的信。信里写道：“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
他还惦记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爱国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回到祖国怀抱，或为解放台湾贡献力量。
这封信，被周总理称为一份“历史文件”。
这四个字，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份治丧报告不能只按一般规格办。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凌晨，李宗仁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八岁。二月一日，告别仪式举行。
礼堂里，周总理亲自到场。傅作义、许德珩、郭沫若、谢富治、章士钊、卢汉、刘文辉、刘斐、程思远等人也来了。
名单摆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出分量。
李宗仁的棺前，站着的不是单一旧友圈子，而是新中国对一位归国爱国人士的正式送别。
这就是那一笔改动的真正意思。
李宗仁有过复杂的过去，有过战场上的功名，也有过政治上的选择与失误。可在民族大义面前，台儿庄和回国这两件事，足够写进他最后的评价里。
周总理送的，不只是李宗仁这个人。
也是送给仍在台湾和海外观望者的一句话：爱国不分先后，回来就有位置。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里，告别仪式结束后，人群慢慢散去。李宗仁的遗像留在花圈之间，照片上的老人望向前方。
他最后留给世人的那句话，还压在纸上：回到祖国这条路，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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