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笔年终奖是腊月二十八打到我卡上的。五百块整,连个零头都没有。
我坐在工位上,手机屏幕亮着,银行短信弹出来的时候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两秒,然后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桌上。旁边工位的小刘凑过来小声说:"你收到没?我靠,才五百,李总这是打发叫花子呢。"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但压不住那股火气,桌面上那盆绿萝的叶子被他说话的气流轻轻掀动了一下。他把杯子往桌上一搁,杯底碰着台面发出一声闷响,像一枚被用力按下去的棋子。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头搭在键盘上,没有敲。李总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关着,玻璃窗里透出来的光斜斜地铺在走廊的地毯上,边缘被门框切割出笔直的直角。我移开视线,落在显示器边沿那条用了三年的便签贴上,纸边已经卷了,上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墨迹淡得快要看不见了。我没有去补写那串号码,也没有把它撕掉,只是让它继续留在那里。
办公室里陆续响起抱怨声。有人站起来去茶水间倒水,经过我身后的时候脚步比平时重了一些,鞋跟落在地砖上的声音在安静的过道里格外清晰。有人打开手机免提,电话那头传来家人问年终奖多少的询问,他含糊地应了一句就挂了。这些声音在头顶的日光灯下交织成一张密密的网。我坐在工位上一动不动,键盘还亮着待机灯。我把手机翻过来,在记事本里敲下一个新标题,另起一行输入日期,在日期底下留了一行空白,然后锁了屏。
年初七复工那天,李总让助理发了一份通知,下午三点在会议室开会,谁都不准请假。那间会议室在走廊尽头,窗户朝北,冬日下午的光线永远不够用,她站在会议桌的那一头,身后是被百叶窗切割成长条状的光线,影子被拉长,投在桌面上,像一把正在被展开的旧尺子。她开口寒暄了两句,然后切入了正题。她把目光停在我身上,说那笔年终奖发完之后她想了一下,决定把这份长约留给我。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她一贯的弧度,但目光里多了一层东西,像一扇原本只开了一条缝的窗被多推开了一点,透进来的光落在那份已经打印好的合同封面上,烫金的字在灯下微微反光,照出一个正在被人缓缓推到桌面中心的提议。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有人转过头来看我,有人低头翻着手里的笔记本,有人端起面前那杯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杯子搁回桌面的时候发出很轻的一声响。李总说完那句话之后,把那份合同往我面前推了推,封面上印着续约五年,落款处已经盖好了公章,像一枚被反复打磨过的印章,正在等着被按进属于它的位置。
我从外套内袋里掏出了一张对折的纸。纸面干干净净的,折痕压得平整。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把那张纸递过去,纸角轻轻碰了一下桌面,像一片叶子落回了它该落的地方。她接过去打开来,目光扫过纸面的过程像是有一段平静而持续的呼吸,直到她看完最后一个字,呼吸停了一下,目光也停了一下。那一下很短暂,短暂到她身后的那扇窗忽然被风推了一下,百叶窗的叶片碰在一起发出一声细响,像什么被轻轻扣住又松开了。她抬眼看向我,我把那张纸从她手里接回来,对折好放回了外套内袋里,然后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当天晚上九点半,我关掉电脑,把台灯也关了,借着走廊的光把办公桌收拾干净。那张纸上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段话。窗外楼下那盏路灯还亮着,光落在门口那棵香樟树的枝叶上,把那道缺口照得更加清晰,像一条正在被重新测量的边界。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去上班。将近中午的时候,手机屏幕亮了,是一条微信消息,来自没存过的号码,内容只有一行字:"你在哪家公司?"我握着手机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没有回那条消息。窗外起了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我低头看了一会儿屏幕,把它按灭了,放回桌上。手机屏幕彻底暗下去之后,那道光消失了,但没有完全消失,像一枚正在被妥善收起的旧钥匙,还没有被挂回它该在的钩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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