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女子养了条蛇整整18年，带去体检，兽医一看脸都绿了
周秀芬住在老城区一栋五层楼的顶楼，阳台朝南，她在那放了两个旧木箱，搁在墙角太阳晒得到的地方。木箱底铺着棉布，是女儿小时候穿过的旧秋衣，她剪成几块叠好垫进去，压得薄而平整。
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那条蛇是在女儿走之后的第四年来的。
女儿走的时候十二岁，骨肉瘤，从发现到离开不到一年。她一个人办完了所有事，把女儿那个放了课本和发卡的书桌擦干净，关上了门。日子安静得能把每一根针落地的时间都听清楚。
那天傍晚她下楼倒垃圾，看见单元门口的水泥地上趴着一团细长的东西。凑近了看是一条小蛇，深褐色，带暗纹，大约小指粗细，蜷在墙角缩成一道被风吹弯的旧线段，尾部有一截干涸的血迹。她用塑料袋把它兜起来带回了家，用棉签蘸温水擦干净伤处，搁在一个旧水果筐里，铺了半张毛巾。筐盖敞着，她在筐边坐了一整夜，每隔一会儿弯腰看一眼。
那条蛇活下来了。伤口愈合之后它开始进食，从指甲盖大小的肉块到后来整只鸡，个头从指节长短长到手臂粗细，周秀芬给它换过三次窝，从水果筐换到纸箱，又从纸箱换到阳台那两个木箱。那条蛇住在她的阳台上，从十七年前住到今年春天。
她叫它“慢慢”。女儿小时候走得慢，她走在前面会回头等，她喊她“慢慢”，意思是“慢一点，妈妈等你”。后来女儿走不动了，躺在床上的时候也不急，安静地看着窗外那些正在缓慢移过的云层，像一枚正在被翻到正确页码的书签。她那时候说：“妈妈，你养的蛇还在吗？”周秀芬说：“在，它长到一尺多长了。”女儿笑了一下。
今年春天那条蛇开始不进食了。周秀芬换了新鲜的鸡肉，切成条放在木箱边缘，它闻了闻，没有动。过了两天换了鸭肉，它盘在棉布上，头部微微垂着，像一枚已经拆封了太久、纸页正在缓慢褪色的旧信封。木箱底部那层被反复摩擦过的痕迹比往年淡了一些。
她打电话问了一家宠物医院的地址，用旧毯子裹着蛇放进一个带盖的收纳箱，叫了一辆出租车。从住所到医院的路上，她一直看着窗外。司机问她里面是什么，她说“一条老蛇”。
到了医院门口，护士看见那条蛇之后退到了柜台后面。医生过来掀开毯子一角看了一眼，放下盖子，问她：“你这蛇养了多久了？”
“十八年。”
“什么品种知道吗？”
“不知道。是它自己来的。”
医生听她说完了全过程——那时候以为只是一条普通的蛇，养着养着就养了十八年。医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她，这是一条缅甸蟒，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私人饲养是违法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医生说，“但按照规定，必须送到野生动物救助站去。”
她坐在那张塑料椅子上，收纳箱搁在她脚边，那条蛇在里面微微地动了一下，像在调整一个已经保持了很久的姿势。收纳箱边缘的盖子盖得很紧，风从那道缝隙里渗进去，在她的膝盖上方绕了一圈，又出来了。
回去的出租车上她跟司机说了另一个地址。车停在山脚那棵老樟树旁边时，天已经快黑了。她把收纳箱拎到那块墓碑前面，摘了片树叶放在墓沿上，像一封被反复折叠了太多次的信，纸页的边缘已经磨得发亮，收件人栏还空着。她蹲在墓碑前面，把收纳箱的盖子打开了一条缝。
“慢慢要送到别处去了。我把它送走了，你会不会怪我？”
那棵老樟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响了一阵。她把盖子重新扣好，拎着收纳箱站起来，往山下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回头望了一眼那棵樟树的方向。暮色已经把整片山坡笼成了一层均匀的青灰色，像一张正在被缓慢合上的旧信纸，那道最深的折痕正在被光线压平。
那条蛇被送到了市里的野生动物救助站。周秀芬偶尔会坐公交车去看它，站在玻璃外面看它在恒温箱里盘着。它的鳞片在灯光下泛着均匀的光泽，不再需要她切肉、晒棉布、换水。工作人员说缅甸蟒可以活二三十年。她算了算，自己还够再去看它好几年。玻璃上印着她的倒影，和恒温箱里那一团深色的轮廓隔着几厘米的距离，没有接触，但也没有完全错开。
她没有再养别的东西。阳台那两个木箱被她收进了储物间，棉布叠好放进柜子最上层。她把女儿的那张书桌重新打开，把散落在抽屉最里面的几根发卡和半截铅笔收进一个小铁盒里，搁在桌面上。阳光从阳台照进来，落在桌面中央，像一封正在缓慢风干的信，字迹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纸张的边缘在光线下微微翘起，像一扇被推开了一条缝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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