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时我妈走了，家人不要我，小混混舅舅抱起我：别哭跟舅回家

我叫周远帆，今年三十二岁。

站在民政局门口的时候，我手里攥着那张绿色的离婚证，心里翻涌的情绪说不清是解脱还是酸楚。阳光刺得眼睛发疼，我抬头看了看天，八月的太阳毒辣得像要把人烤化。

手机响了，是表姐方敏打来的。

“远帆，你舅住院了，肝癌晚期。”她的声音很急，“你快回来吧，医生说可能就这几天的事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指甲几乎嵌进掌心。

“哪个舅？”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喉咙已经发紧。

“还能有哪个舅？你周建民舅舅啊！”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周建民，那个所有人都喊他“混混”的舅舅，那个在我八岁那年把我从废墟一样的家里抱走的男人。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他，是三年前的春节。他瘦了很多，但还是笑嘻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在城里好好干，别给你舅丢人。”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咳嗽，我还以为只是抽烟抽多了。

“我马上回去。”我说完挂了电话，手还在抖。

高铁票买好了，两个小时后发车。我坐在候车厅里，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二十四年前的那一天，我永远都忘不了。

那天也是八月，热得要命。我妈走了，留下一封信放在桌上，信上说她受够了这个家，受够了穷，受够了所有人的白眼。她说她要去找自己的活路，让我爸不要再找她。

我爸看完信，把信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然后摔门出去了。

爷爷奶奶来了，他们站在我家破旧的堂屋里，看着缩在角落里的我，眼神里全是嫌弃。

“这孩子我们可管不了，”奶奶摇着头说，“他自己妈都不要他了，我们老周家也没这个义务。”

爷爷叹了口气，转身就走。

大伯和二伯也来了，他们站在院子里商量着什么，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

“送福利院吧，咱们谁家也养不起。”

“就是，他爸那个德行，喝了酒就打孩子，谁能管？”

“咱自己日子都过不好，再加一张嘴，怎么活？”

没有人问我愿不愿意，没有人看我一眼。我蹲在墙角，抱着膝盖，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那时候我才八岁，但已经懂得什么叫被抛弃了。

我妈走之前的一个月，我爸天天喝酒，喝醉了就打我。有一次他用皮带抽我，后背上的血印子一个星期都没消。我妈拦了一次，被我爸推倒在地上，额头磕在桌角上，流了好多血。

从那以后，我妈就不怎么说话了。她每天早出晚归，我以为她在忙工作，现在想来，她大概是在计划离开。

她走的那天早上，还给我煮了一碗面。她把面端到我面前，摸了摸我的头，说：“远帆，你要好好的。”

我当时没听懂那句话里的告别意味，只是埋头吃面。等我放学回来，家里就只剩下那封信了。

我爸后来回来了，他醉醺醺地踢开门，看见我就骂：“你妈跑了，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为了你，她能走吗？”

我不敢说话，缩在角落里发抖。

那天晚上，亲戚们在我家开了一个会。说是开会，其实就是商量怎么处理我这个累赘。

“送到福利院去，国家管。”大伯说得轻描淡写。

“对，反正他爸也不管，咱们谁也别揽这活儿。”二伯附和。

奶奶坐在椅子上抹眼泪，但她什么都没说。我知道，她也觉得我是累赘。

就在所有人都决定把我送走的时候，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周建民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裤子上全是油污，头发乱糟糟的。他刚从修车铺下班，手上还带着机油的黑印子。

他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念过高中的人，但因为家里穷，没考上大学，就在镇上的修车铺打工。所有人都看不起他，说他没出息，是个混混。

但他来了。

他扫了一眼屋里的所有人，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我那时候满脸是泪，鼻涕糊了一脸，狼狈极了。

“你们这是干啥呢？”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大伯皱了皱眉：“建民，你来凑什么热闹？”

“我来看看我外甥。”他说着走过来，蹲在我面前，用袖子帮我擦了擦脸上的眼泪和鼻涕。

他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全是黑色的机油，但他的动作特别轻，像是怕弄疼我。

“远帆，别哭了。”他说。

我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眼泪流得更凶了。

“这孩子我们商量好了，送福利院。”二伯在旁边说了一句。

周建民站起来，转过身看着他们。

“送福利院？”他冷笑了一声，“你们还是人吗？这孩子才八岁，你们就忍心把他扔到那种地方去？”

“那你说怎么办？”奶奶开口了，声音里有无奈也有烦躁，“他爸那个样子，谁能管他？我们老周家谁家不是一大家子人，再多一张嘴，谁养得起？”

周建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

“我养。”

屋子里安静了三秒，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

“你？”大伯笑得直摇头，“你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一个月挣那几个钱，连老婆都娶不上，你还养孩子？”

“建民，你别犯傻。”二伯也说，“你一个人怎么带个孩子？”

“就是，你自己都还是个混混，你能教出什么好来？”

周建民没有理会他们的嘲笑。他弯下腰，一把把我抱了起来。

我那时候虽然只有八岁，但也知道周建民的情况。他住在镇子边上的一间破房子里，一个月工资不到两百块，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就是在修车铺打零工。

但他抱着我的手很稳，稳稳当当的，像是抱着一件特别珍贵的东西。

“别哭，跟舅回家。”他说。

就这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些亲戚们还在背后说着什么，但周建民已经抱着我走出了院子。我趴在他的肩膀上，看着身后的房子越来越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但我知道，至少还有人要我。

周建民的家真的很破。一间瓦房，屋顶有几片瓦已经碎了，下雨天会漏水。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煤炉子。

他把我放在床上，翻了半天柜子，找出一床干净的被子。被子上有几个补丁，但闻起来有肥皂的味道，挺干净。

“你先睡一觉，我去做饭。”他说。

我躺在床上，看着他忙前忙后。他在煤炉子上烧了一锅水，下了两把挂面，又打了两个鸡蛋进去。鸡蛋是他跟隔壁王婶借的，后来我才知道。

面条端到我面前的时候，我饿极了，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坐在旁边看着我，嘴角挂着笑，自己却没吃。

“舅，你怎么不吃？”我问他。

“我不饿，你吃。”他说。

但我分明听见他肚子咕噜叫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他打地铺睡在地上。半夜我被冻醒了，发现他把自己的外套盖在了我身上。

那一刻，我躲在被子里偷偷哭了。

第二天一早，周建民带我去了学校。他跟班主任说了很多好话，又跟校长保证一定会按时交学费，学校才同意让我继续上学。

那时候我才知道，我妈走之前已经欠了三个月的学费没交。

周建民从兜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数了半天，把学费交了。那是他攒了大半年的钱，本来打算买个二手摩托跑出租的。

从那天起，我跟周建民一起生活了。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给我做早饭，然后送我去上学。中午他从修车铺赶回来，给我做午饭。下午放学他接我回家，晚上还要辅导我做作业。

他自己只念过高中，很多题也不会，但他会去问邻居家的高中生，学会了再回来教我。

日子过得苦，真的很苦。他一个月工资三百块，要交房租、水电费，还要给我交学费、买书本、买衣服。有时候到了月底，口袋里就剩几块钱，他就去买一袋挂面，两个人分着吃。

但他从来没让我饿过一顿饭，没让我穿过一件破衣服。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穿着棉袄去上学，发现棉袄的袖口破了，棉花都露出来了。我没告诉他，怕他花钱。

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棉袄被补好了，袖口上多了一块蓝色的布，针脚歪歪扭扭的，但补得很结实。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熬了一夜缝好的。他一个大男人，根本不会针线活，手指被扎了好几个洞，才把那块布缝上去。

我看着那块蓝布，鼻子酸酸的，但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邻居们都说闲话，说周建民一个混混，能带好孩子吗？说这孩子跟着他，肯定学坏了。

但周建民从来不跟别人吵架，他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

他教育我的时候，从来不打我，也不骂我。他会坐下来跟我讲道理，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远帆，咱们穷，但不能偷不能抢，做人要堂堂正正的。”这是他经常说的话。

他还说：“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就不用像你舅这样窝囊了。”

每次他说这话的时候，我都想哭，但我忍住了。我知道他不喜欢看我哭，他要我坚强。

初中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拿到手的那天，周建民高兴得像个孩子，他跑去镇上买了半斤肉，回来给我包饺子。

那天晚上，他喝了一点酒，脸红红的，拍着我的肩膀说：“远帆，你是咱们家第一个考上重点高中的，你给舅长脸了！”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就想哭。

高中三年，我住校，每个周末回家一次。每次回去，周建民都会做一桌子菜，虽然都是些家常菜，但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香。

高二那年，周建民的修车铺倒闭了。老板嫌生意不好，关了门，他就失业了。但他没告诉我，还是每个月按时给我寄生活费。

直到寒假我回家，才发现他在工地搬砖。

他的手全是茧子和裂口，手掌磨得粗糙不堪。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着说：“告诉你干啥？你好好读书就行了，别的不用操心。”

我转过身去，眼泪止不住地流。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虽然不是名牌大学，但也是本科。周建民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村里挨家挨户报喜。

全村人都知道了，周家那个混混的外甥考上大学了。

那些人看我们的眼光终于变了，不再是轻视和嘲讽，而是羡慕和佩服。

上大学那天，周建民送我到车站。他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他给我准备的被子和衣服。他自己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的扣子掉了两颗，但他一点都不在乎。

火车快开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我。

“这里面是三千块钱，你先拿着用，不够了打电话跟我说。”

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全是十块二十块的零钱，有些钱还皱巴巴的，带着一股机油味。

我知道，这是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舅，我有奖学金，够用了。”我把信封往回推。

他瞪了我一眼：“拿着！出门在外，身上没钱怎么行？”

我接过信封，喉咙堵得说不出话来。

火车开动了，他站在站台上朝我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线里。

我在火车上哭了很久。

大学四年，我拼命学习，拿了全额奖学金，还做了两份兼职。我不想再花他的钱，他太不容易了。

毕业后，我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不高，但总算稳定下来了。我每个月给他寄一千块钱，他每次都打电话骂我，说我浪费钱，让我自己存着。

但我知道，他跟邻居说起这事的时候，脸上全是骄傲。

工作第三年，我谈了个女朋友，叫李雪。她是本地人，家在城里有套房，父母都是普通职工。我带她回老家见周建民的时候，他紧张得不行，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收拾屋子，还专门去镇上理了个发，买了一件新衬衫。

李雪对他印象不错，说他虽然看起来粗犷，但其实很细心。

后来我和李雪结婚了，婚礼在城里办的。周建民来了，穿上了那件新衬衫，还系了一条领带，是我给他买的。他坐在台下，看着我牵着新娘的手走上台，笑得合不拢嘴。

那天他喝了不少酒，拉着我的手说：“远帆，你终于成家了，舅放心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舅，你放心，我会好好过的。”

婚后的日子一开始还不错，我和李雪租了一套小两居，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很温馨。李雪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我在一家贸易公司做销售，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勉强够过日子。

但慢慢地，矛盾开始出现了。

李雪是个很现实的姑娘，她想要更好的生活。她总说：“你看看人家，哪个不是在城里买房买车？咱们俩挤在这个出租屋里，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知道她说的对，但买房谈何容易？城里的房价那么高，我们俩的工资加在一起，连首付都不够。

我开始拼命加班，接更多的单子，想多赚点钱。但越是这样，李雪越不满意，她觉得我不陪她，不关心她。

有一次吵完架，她哭着说：“周远帆，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你心里只有你那个舅舅！”

我愣住了：“你怎么这么说？”

“不是吗？每个月你都给他寄钱，逢年过节都要回去看他，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他是我舅，他把我养大的，我孝敬他不是应该的吗？”

“应该的？那你对我爸妈呢？你给他们买过什么东西吗？”

那次争吵之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僵。李雪开始频繁地回娘家，我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李雪不是坏人，她只是想过更好的生活。但我没办法放下周建民，那个把我从泥潭里捞出来的人，那个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我吃饱的人。

矛盾在去年彻底爆发了。

周建民生了一场病，虽然不是大病，但需要在医院住几天。我请假回去照顾他，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

李雪打电话来催我回去，说她一个人在家害怕，说她爸妈身体也不好需要照顾。我跟她解释，说舅舅还没出院，我再待两天就回去。

她不高兴地说：“你舅舅又不是你亲爹，你至于吗？”

“他比亲爹还亲。”我说完这句话，电话那头沉默了。

后来我回去了，但李雪一直不高兴。她开始频繁地提离婚的事，说我们不合适，说她没有安全感，说我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我试着挽留，试着改变，但没用。她铁了心要走。

上周，我们签了离婚协议。房子是租的，没什么好分的，存款一人一半，就这样结束了三年的婚姻。

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我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人掏空了。

然后我就接到了表姐的电话。

高铁在下午三点到达县城。我打了个车，直奔县医院。

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我快步走到病房门口，推开门。

周建民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相。他原本就不胖，但现在整个人像是缩水了一样，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皮肤蜡黄蜡黄的。

他看到我进来，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

“远帆，你咋来了？”他的声音沙哑，有气无力的。

“舅，你生病了怎么不告诉我？”我走到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突出，皮肤粗糙得像砂纸。

“没啥大事，就是老毛病犯了。”他说得很轻松，但我看到床头柜上的病历单，上面写着“肝癌晚期”四个字。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哭啥？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像什么样？”他假装生气地瞪我，但声音明显软了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把眼泪憋回去：“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也就几个月的事了。”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没事，人总有一死，舅这辈子活得值了。”

“舅……”

“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吃饭了没？楼下有家面馆，味道还行，你去吃点。”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他还是改不了操心的习惯，即使躺在病床上，也惦记着我吃没吃饭。

表姐方敏端着热水壶走进来，看到我来了，眼圈也红了。

“远帆，你可算来了。你舅这几天一直在念叨你，说你工作忙，不让我告诉你。”方敏说着，声音哽咽了。

“表姐，医生到底怎么说？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追问。

方敏摇摇头：“发现得太晚了，已经是晚期了，癌细胞扩散了，手术做不了，化疗也没什么意义。医生说现在只能保守治疗，减轻痛苦。”

我感觉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过气来。

“远帆，别难过。”周建民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舅活了五十六年，够本了。倒是你，离了婚，以后怎么办？”

“舅，你怎么知道的？”

“你表姐跟我说的。”他叹了口气，“远帆啊，婚姻这东西，讲究缘分。强扭的瓜不甜，散了就散了，别往心里去。你还年轻，以后会遇到更好的人的。”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我留在医院陪护。周建民睡着了，呼吸很浅，偶尔会皱眉头，大概是疼的。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他苍老的面容，心里翻江倒海。

我想起小时候，他抱着我回家的那个下午，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那时候多年轻啊，虽然穷，但浑身都是力气，扛着水泥袋能一口气爬上六楼。

可现在，他躺在这里，瘦弱得像一片枯叶，随时都可能被风吹走。

凌晨两点，他醒了，说要喝水。我倒了一杯温水，扶着他坐起来，慢慢喂他喝下去。

“远帆，你恨你妈吗？”他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

“说不恨是假的。”我老实回答，“她抛下我走了，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怎么可能不恨？”

“其实她后来回来找过你。”周建民说。

我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在地上。

“什么时候？”

“你上初三那年。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你在我这里，跑来想把你接走。她说她现在嫁了个有钱人，在南方做生意，可以供你上好学校，让你过好日子。”

我震惊地看着他：“我怎么不知道？”

“我没让她见你。”周建民的声音很平静，“我告诉她，你现在过得很好，学习成绩也好，不需要她操心了。她要是真为你好，就别再来打扰你。”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她不是真心想接你走。她只是想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觉得自己尽到了当妈的责任。但她要真在乎你，当年就不会扔下你不管。”

我沉默了，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

“远帆，你别怪舅自作主张。舅当时想的是，你已经适应了这边的生活，突然换个环境，对你不好。而且她那边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万一她对你不好的，到时候你连个退路都没有。”

“舅，我不怪你。”我说，“你做的都是为我好。”

周建民笑了笑，笑容里有欣慰，也有苦涩。

“你妈后来还打过几次电话，我都接了。她问你的情况，我就告诉她。她知道你考上了大学，工作了，结婚了，挺高兴的。但她从来没说过要来看你，我也就没提让你联系她的事。”

“她……现在在哪？”我问。

“我也不知道。最后一通电话是五年前打的，后来就没了联系。可能是换了号码，也可能是不想再打扰你了。”

我低下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于那个生我的女人，我的感情很复杂。恨是真的恨，但有时候也会想起她煮的那碗面，想起她摸我头时的温柔。但那些记忆太模糊了，就像隔着一层雾，看不真切。

真正清晰的是周建民的脸，是他粗糙的手掌，是他笨拙的针线活，是他省下来的每一个鸡蛋，是他为我撑起的那片天。

“舅，你休息吧，别说话了。”我帮他躺好，盖好被子。

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我在病房里待到天亮，期间护士进来换了一次药，量了一次体温。周建民的体温有点高，护士说是正常的，癌症病人经常会有低烧。

第二天，我去找了主治医生，详细了解了病情。医生的说法跟方敏差不多，已经到了末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了，只能尽量减轻痛苦，延长生命。

“大概还有多长时间？”我问。

“三个月左右，具体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医生说。

三个月，九十个日出日落。

我回到病房，周建民正在跟方敏说话，看到我进来，他笑着说：“远帆，你回去吧，别耽误工作。我这有你表姐照顾就行了。”

“我不走。”我说，“我请假了，在这陪你。”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他急了，“工作要紧，你刚离婚，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别因为我耽误了正事。”

“舅，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但你只有一个。”我说得很坚定。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是转过头去，用手擦了擦眼角。

我知道，他哭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住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每天都去医院陪他。早上给他洗脸擦身，中午喂他吃饭，晚上陪他聊天。

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瘦得皮包骨头，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有了。但他总是强撑着精神，跟我说话，问我工作的事，问我未来的打算。

有一天下午，他突然精神好了一些，非要让我扶他出去走走。我推着轮椅，带他到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

秋天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很舒服。他看着院子里的一棵银杏树，叶子金黄金黄的，随风飘落。

“远帆，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咱们家门口也有棵银杏树吗？”他问。

“记得。”我说，“每年秋天，你都带我去捡银杏果，炒熟了给我吃。”

“那时候你馋得很，每次都能吃一大把。”他笑了，笑容里有怀念，“有一次你吃太多，闹肚子，大半夜的我背着你跑去诊所，把人家医生从被窝里叫起来。”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舅，你后悔吗？”我突然问。

“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把我带回家。如果不是我，你可能早就攒够钱，娶个媳妇，有自己的孩子，过上安稳的日子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远帆，你知道舅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最后悔的是没早点去接你。”他说，“我早就知道你爸对你不好，但我一直没管，想着那是人家的家务事，我一个当舅舅的不好插手。要是我早点去把你接过来，你就能少挨几年打。”

“舅……”

“远帆，你记住，舅从来没有后悔过带你回家。你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他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你给舅长了多少脸啊，考大学，找好工作，在城里安家，村里那些人谁不羡慕我？他们都笑话我是混混，可我养出了一个大学生，他们养出了什么？”

我握住他的手，哭得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他的情况突然恶化了。他开始剧烈地疼痛，止痛药都没用，医生给他打了杜冷丁才稍微缓解。他昏昏沉沉地睡着，偶尔清醒过来，就会叫我一声，确认我在不在。

我在病床边守了一夜，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天快亮的时候，他醒了，精神出奇的好。他知道那是回光返照，但他一点都不害怕。

“远帆，帮舅办件事。”他说。

“你说。”

“床底下有个铁盒子，你帮我拿过来。”

我从床底下找出那个铁盒子，是一个旧饼干盒，锈迹斑斑的。他让我打开，里面是一叠钱，还有一些票据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他和我，我大概十岁的样子，穿着他给我买的新衣服，咧着嘴笑。他站在我身边，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也在笑。背景是我们那间破瓦房，墙皮都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

“这钱你拿着，不多，就两万块，是舅这些年攒的。本来想等你生孩子的时候给你的，现在看来等不到了。”

“舅，我不要，你自己留着。”

“拿着！”他的语气不容拒绝，“舅这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这点钱你拿着，算是舅的一点心意。”

我接过铁盒子，眼泪滴在照片上，模糊了我们两个人的笑脸。

“还有一件事。”他说，“等我走了，把我的骨灰撒在咱们村后面的那条河里就行。别买墓地，浪费钱。”

“舅……”

“别哭，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好哭的。”他伸出手，帮我擦掉眼泪，“远帆，你答应舅一件事。”

“你说。”

“好好活着，找个好姑娘，生个孩子，过好自己的日子。别让舅在地下还惦记你。”

我用力点头：“我答应你。”

他笑了，笑得很安心。

那天下午，他陷入了昏迷。医生说他随时都可能走，让我们做好准备。

我守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一遍一遍地叫他：“舅，舅……”

晚上七点四十三分，他停止了呼吸。

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医生和护士冲进来抢救，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站在病房外面，透过玻璃窗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脑子里一片空白。

周建民走了。

那个在我八岁时抱起我的人，那个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我吃饱的人，那个用一辈子守护我的人，走了。

葬礼很简单，按照他的遗愿，没有大操大办。来送他的人不多，都是村里的邻居和他以前修车铺的同事。

他们都说，建民这个人，虽然一辈子没出息，但养了个好外甥，值了。

我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村后的那条河里。河水静静地流淌，带走了他的骨灰，也带走了一辈子的回忆。

我在河边站了很久，直到天黑才离开。

回到城里，我辞了职，换了份新工作。我搬了家，离开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出租屋，重新开始了生活。

但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他。梦到他抱着我回家的那个下午，梦到他给我缝补衣服的那个夜晚，梦到他送我上大学时站在站台上的身影。

每次醒来，枕头都是湿的。

半年后，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她叫许琳，是一家幼儿园的老师。她很善良，也很理解我对舅舅的感情。

第一次带她去见周建民的坟前，她跪下来磕了三个头，说：“舅舅，谢谢你养大了远帆，以后我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我在旁边听着，眼泪又忍不住了。

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名周念恩，纪念那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

儿子满月那天，我抱着他站在河边，对着河水流淌的方向说：“舅，你有外孙了，他叫念恩，念念不忘的念，知恩图报的恩。”

河水哗哗地响，像是在回应我。

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暖暖的，像是他的手轻轻拍在我的肩膀上。

我抬起头，看向远方，天空很蓝，云朵很白，一切都在向前流动，就像这条河，就像这人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