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四行“拼”一张理财牌照，成都银行不想只做代销“搬运工”

在监管趋严、中小银行自营理财面临压降的背景下，财富管理行业的资源正加速向头部持牌机构集中。行业洗牌过程中，四川四家地方法人银行却选择了一条抱团突围的路径。2026年8月11日，由四川农商联合银行牵头，联合四川银行、成都银行（601838）和成都农商行设立的理财公司专项工作组正式成立。

这既意味着自2023年12月浙银理财获批以来、持续近三年的全国银行理财公司牌照“断供”局面有望打破，也标志着国内首家由多家银行联合设立的理财公司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

四川四行为何偏要“拼团”

放在更大的行业背景下看，这一动作更像是中小银行在自营理财压降压力下的一次集体选择。

长期以来，对缺乏独立理财子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而言，头顶始终悬着两把剑：一是部分省份要求中小银行在2026年底前清理存量自营理财业务的窗口指导；二是自营规模收缩带来的中间业务收入流失。

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54家未设理财子公司的中小银行自营理财存续规模已收缩至1.05万亿元，较2025年末净减少约562亿元，降幅5.09%。其中，46家机构规模处于下行轨道，占比约85%。2026年上半年，已有超过30家城农商行停发理财新品，四川银行与成都农商行也在其中。即便是四家银行中实力较强的成都银行，其发起设立但未合并的理财产品规模也同比下降12.00%至531亿元。随着清理时限临近，地方自营理财的腾挪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压力之下，四川银行业出现了一次少见的联合动作。此次参与筹建的四家机构，包括背靠全省农商行系统2.6万亿元资产的四川农商联合银行、资产超7100亿元的四川银行、万亿级上市城商行成都银行以及万亿级农商行成都农商行。目前工作组已启动场地、制度建设和申报材料等实质性准备工作。从地方金融发展的角度看，这既是在监管窗口期下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也是争取重新掌握财富管理发行端话语权的关键尝试。

成都银行：代销狂奔，中收腰斩

四家银行中，成都银行是唯一的A股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达1.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9%。个人代销理财余额316亿元，同比增长134.1%，较年初净增181亿元。单看代销数据，增长确实明显。不过，如果放在中间业务收入中观察，成都银行的财富管理收入结构仍然偏弱。2025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36亿元，同比增长2.7%；归母净利润132.8亿元，同比增长3.3%。但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仅5亿元，同比下滑29.6%，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只有2.1%。而2024年这一收入为7.1亿元。

中收下滑的直接原因，来自自营理财规模压降和理财管理费收入下降。受监管压降中小银行理财规模影响，成都银行发起设立但未纳入合并报表的理财产品期末净资产规模从2024年末的603.4亿元收缩至531亿元，下降12%；同期理财及资产管理业务手续费收入从4.1亿元降至2亿元，下降约50.41%。相比之下，虽然零售代销规模明显增长，但承载代销佣金的代理及委托业务手续费收入只有7810.3万元，尚不足以弥补自营理财收缩带来的收入缺口。

换言之，成都银行的收入结构中，利息净收入达到200亿元，占营收比重84.8%，投资收益34.8亿元，整体仍然偏重资产和利差。尽管该行拥有超过1125万个人客户，其中手机银行签约客户521.8万户，月活峰值164.4万户，但在财富管理发行端的话语权并不强，更多是作为代销渠道获取一定比例的销售费用。要改变这一局面，进入理财发行与资管业务上游，是更现实的路径。与其单独在牌照审批中等待，不如通过联合参股的方式，将存量自营理财逐步平移至持牌平台，借此激活已有的客户基础。

千亿盘子面前，谁说了算？

从区域视角观察，四川此次联合动作并非没有参照。相邻的重庆已经给出了一个可比较的样本。2020年6月成立的渝农商理财，是西部地区目前唯一的持牌理财子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

截至2025年末，渝农商理财总资产31.6亿元，净资产30.8亿元，全年净利润3亿元。其理财产品余额达到1727.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49.4亿元，增幅25.4%，管理规模稳居全国农商行系第一。渠道方面，渝农商理财已累计落地行外代销机构139家，与超过123家银行建立代销合作网络。

产品方面，其普惠型理财产品规模超过690亿元，占比约40%；“安颐”系列类养老理财产品累计募集规模达51.2亿元。这些业务带来的中收和客户触达，正是四川本地由于缺少持牌理财子公司而难以充分获得的轻资本业务机会。

如果四川四家银行的联合理财子公司能够获批并顺利落地，预计将显著改变西部地方理财市场格局。从存量数据看，成都银行2025年末未并表自营理财规模为531亿元，四川银行同期自营理财规模为185亿元，成都农商行2024年末表外理财产品余额约700.2亿元，三家账面存量合计1416.2亿元。不过，四川银行与成都农商行已在2026年上半年停发自营理财新品，存量资产在等待牌照批复期间会随着产品到期而自然收缩，未来真正展业时可平移的初始规模需要打一定折扣。好在，如果叠加牵头方四川农商联合银行系统内的“金信富”系列理财资产，借助全省农商行系统2.6万亿元总资产、1.3万亿贷款、2.2万亿存款和近5000家网点的下沉渠道，新联合体展业初期的合并管理规模有望站上1500亿元量级。这一预期若兑现，管理体量将接近西部目前唯一的持牌理财子公司渝农商理财截至2025年末的1727.6亿元，在填补四川本土持牌空白的同时，也有助于缓解成渝地区持牌资管能力的失衡。

联合发起理财子公司，显然不是简单的规模相加，最终能否落地，还要看监管对制度创新和风险隔离的审查。按照《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注册资本门槛虽然只有10亿元，但实际准入审批历来严格行业实践上，虽然现行《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并未对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做出刚性的成文限制，但在监管的实质准入审查中，出于责任穿透与风险隔离的硬红线考量，往往更倾向于由一家综合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进行绝对控股或全资控股，以确保责任主体单一且清晰。目前32家持牌理财子公司基本是单家银行全资控股或中外合资模式，四川四行这种多家异质银行联合发起，在法人治理上尚无先例。四家银行性质和机制不同，股权比例、表决权、重大投资和风险处置如何形成清晰安排，避免多头决策与权责不清，是工作组需要回答的首要合规问题。

治理之外，更隐蔽的挑战来自牵头方的特殊定位。四川农商联合银行2024年1月挂牌，属于省级管理型主体，母公司口径资产1046.3亿元，年营收34.5亿元，净利润18.3亿元，本身不直接面向公众吸存放贷，治理重点在于保持县级法人不变。由这样一家管理型机构作为理财公司的主要发起人，它如何与全省数十家县级农商行法人、以及成都银行等股东厘清业务边界，如何在资本计提、系统接入和风险隔离上满足要求，同时不牺牲业务效率，都需要更精细的制度设计。

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发起行之间的业务导向和客群差异。成都银行长期深耕成都极核，重点服务城市主流客群和高净值客户；农商行系统的客群则下沉到县域和“三农”领域。两者在风险偏好、资产配置需求上并不相同。未来理财子公司发行的产品，究竟更偏向成都银行的城市客群，还是更适配农商行系统的普惠需求？在多头治理与异质合流的背景下，少数股东诉求与牵头方战略定位如何协调，同样比纸面规模更具现实挑战。

工作组的成立只是第一步。在自营理财清理时限逐步临近的背景下，这场区域金融突围最终能否走通，制度设计的细节可能比资产规模本身更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