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2006年，安徽亳州郊区有两户人家为宅基地的事争吵起来，其中一户请来62岁的石俊英帮忙骂街，她站在对方门口大声喊了两天，对方实在受不了就让出地，还付了6000块钱，这件事传开以后，有人发现原来骂人也能赚钱。
石俊英尝到甜头后，第二年就拉起队伍，到了2008年，团队固定有15个人，平均年龄65岁，最小的39岁，他们接单、排班、围堵、收钱，一套流程比快递还熟，每人每天拿100到200块，管吃管住，事成之后还能提成，工具只有几样：喇叭、小板凳、水壶，有时还包车跨区跑活儿，专挑学校、工地、商铺这些地方下手，因为人多怕闹不敢硬扛。
有一起房产纠纷，雇主花了十三万雇人来堵住那户人家的门，老人团天天蹲在门口喊叫，骂得对方精神崩溃，最后只好低价卖掉房子，还有开发商付了十二万，请他们长期在楼盘外面骂那些维权的业主，施工因此停了半年，民办学校发不出教师工资，校方也找他们来镇场子，结果师生上课全乱套，一个月后学校关门大吉，这些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真金白银雇来的软暴力。
转折点在2008年7月23日出现，一家洗浴中心的老板劝孩子不要乱跑，石俊英带人冲进去砸东西、骂人，警察来了他们就停手，警车一走马上接着骂，这次警方没有按老办法调解，而是找出过去两年的二十多起报警记录、银行转账和雇主口供，把这些线索连起来做成证据链。
2009年4月24日，谯城法院作出判决，石俊英和另一名骨干成员分别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其余人员获刑一年至两年半不等，四名雇主则被判一年缓刑，法官明确指出，未直接动手不等于无罪，反复实施堵门、辱骂及毁坏财物等行为，导致公共秩序混乱，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年龄大小不能成为免责理由，组织化并以此牟利的辱骂行为即属犯罪。
这件事持续了两年，确实让人想不通，老百姓认为老人骂几句不算大事，顶多就是素质问题，派出所也经常当成邻里纠纷来调解，很少往刑事案件上考虑，更麻烦的是基层人员对老年人习惯性放宽处理，结果被对方当作漏洞来利用，普通小商户根本承受不了这种不死人却让人活不下去的骚扰，报警需要时间，取证也很困难，等到法院判决下来，生意早就黄了十回。
现在看来，类似的手法还在不断翻新花样，2023年上海有养老社区打广告说“代骂服务，帮子女催赡养费”，到了2025年杭州又出现老人团体，打着“维权”旗号包围企业总部，要求“养老补偿”，这些行为虽然还没形成固定团伙，但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利用非暴力方式施加压力，钻法律认定模糊的空子。
我琢磨，问题不在老人会不会骂人，而在社会能不能及时看出那些骂声背后的组织和目的，一句脏话可能只是发泄情绪，但一群人按天领钱、定点蹲守、还配合录音录像——这就不再是吵架了，这是一种生意。
当时判案时，有人私下议论说老太太都六十多岁还得坐牢，但法官处理得很干脆，法律不是为谁开的后门，它只看行为有没有越界，你收费干活，目标清楚，持续施压，那就得承担责任。
石俊英团队解散之后，亳州就没有再出现那种大规模的骂人团体了，但是私下里可能还有人用更隐蔽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谁也不能完全确定，毕竟只要有人愿意出钱，总会有能说会道的人愿意接这种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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