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警惕个别美企为私利扰动全球AI合作

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在全球技术竞争加剧、产业变革提速的背景下，世界对中美两国协调AI合作与全球治理充满期待。然而，近期个别美国AI企业的种种行为正在给相关对话带来不确定性。

7月中旬，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Kimi K3。该模型采用混合专家架构，总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支持原生视觉能力和百万级上下文，并公开完整模型权重。该模型已在编程、智能体、推理和长文本任务上进入全球前沿模型行列。

技术突破本应成为观察中美AI产业新趋势的窗口。随之而来的美国舆论和政策反应，却带偏了正常的技术讨论。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公开指控月之暗面通过“蒸馏”Anthropic公司模型开发Kimi K3，还声称月之暗面可能违规获得受出口管制的先进芯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表示，或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限制清单。Anthropic公共政策负责人也立即跟进，将有关争议提升到美国国家安全层面。

美方至今没有公开足以独立验证上述指控的技术材料。美科技界多名人员指出，Fable模型于7月1日才恢复公开使用，Kimi K3在约两周后发布，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大规模数据提取、训练、测试和模型部署，技术上并不现实。更不用说Anthropic的核心指控是中国“蒸馏”了一个它还没有公开发布的模型。这种匪夷所思的论调令人困惑。个别美国公司在这轮争议中扮演的负面角色，值得引起关注。

虚构威胁编织危险循环

今年2月，Anthropic发布报告指控DeepSeek、月之暗面和MiniMax通过“蒸馏”提取其模型能力。该公司一方面承认“蒸馏”本身是AI企业普遍使用的合法技术，但同时在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将中国企业的相关行为定义为“工业级攻击”。此后，这套企业叙事逐渐进入美国政府的外交、安全和出口管制议程。Kimi K3发布后，美国官员使用的“秘密工业级蒸馏”“窃取美国技术”等表达，与Anthropic此前构建的话语框架高度重合。

企业维护知识产权无可厚非，但应经过证据审查、司法程序和专业技术评估。当一家市场竞争主体能够借助政府力量，将自身提出的技术指控直接转化为制裁威胁、出口限制和市场准入壁垒，问题便超出了普通商业纠纷的范围。这种机制容易形成一种危险循环，企业先把竞争对手描述为安全威胁，政府再依据企业提供的材料采取限制措施，限制措施随后又被企业用来证明原有安全判断。

中国开源与开放权重模型正在改变全球AI产业的成本结构。与依赖封闭接口、按调用量收费的商业模式相比，开放权重模型允许企业、科研机构和个人在本地部署、修改和审计模型，也有利于发展面向特定行业、语言和文化环境的应用。这种模式正在削弱少数闭源企业依靠模型访问权形成的高溢价和平台控制力。

在这一背景下，Anthropic拒绝参加美国科技产业围绕开放权重模型形成的联合行动，具有特殊含义。7月24日，英伟达、微软、Meta、IBM、Palantir、Mozilla等企业和机构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避免对开放权重模型实施过早和笼统的限制。OpenAI和谷歌随后也加入支持行列，Anthropic最终成为美国主要前沿模型企业中最显眼的未签署者。

面对质疑，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表示，该公司从未主张全面禁止开放权重模型，并承认不具备高风险能力的开放模型具有公共产品价值。然而，他同时要求美国进一步限制先进芯片和制造设备流向中国，打击所谓中国企业的工业级“蒸馏”，并对达到一定能力水平的模型实施强制安全测试。

从商业结构看，这些明显具有狡辩特征的政策主张与Anthropic的封闭模型经营模式高度同向。算力限制可以提高中国企业训练模型的成本，“蒸馏”规则可以压缩后发企业学习既有模型的空间，强制测试则可能形成只有大型企业能够承担的合规门槛。Anthropic在口头上否认推动开放模型禁令，实际政策建议依然可能限制中国开源模型的国际扩散，并巩固少数美国闭源企业对前沿模型市场的控制。

过度安全化带来反噬

过度安全化也已经对Anthropic自身产生反噬。2026年6月12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和模型越狱风险为由，禁止外国公民访问Anthropic最新的Fable 5和Mythos 5模型，限制范围甚至包括Anthropic内部的外籍员工。由于无法即时核验全球用户国籍，公司被迫关闭这两个模型的全部客户访问权限。相关限制直到6月底才被解除。

这一案例说明，一旦企业积极推动政府以国家安全方式管理模型、算力和市场准入，同一套逻辑也可能被用于限制企业自身。Anthropic原本希望通过安全规则建立更高的行业门槛，其最先进模型却一度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并因此面向全球关闭。安全概念缺乏清晰边界时，监管措施容易从保护技术优势转向冻结技术扩散，最终损害企业、科研人员和普通用户的共同利益。

Anthropic当前政策取向还带有鲜明的创始人个人印记。作为创始人型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的世界观能够较为直接地转化为公司战略和公共政策立场。他在2025年巴黎AI峰会后提出，应确保所谓“民主社会”在AI领域保持领先，防止“威权国家”取得全球军事优势。2026年，Anthropic又在政策报告中将中美AI竞争描述为民主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竞争，应使用AI帮助美国及其盟友“击败威权对手”。其个人表达有时已经超出一般商业风险研判的尺度，容易放大恐惧，压缩理性讨论空间，也可能推动美国政策界形成对中国AI发展的整体性敌意。与其他类似企业的CEO相比，阿莫代伊显然更加倾向于用泛安全化方式，扼杀来自中国的竞争与挑战，为此不惜影响中美整体战略关系的稳定。

排除干扰才能理性交流

中美两国正在探索围绕AI安全、模型治理和风险控制开展沟通。双方需要讨论模型失控、网络攻击、生物安全、深度伪造和自主武器等真实问题，也需要为正常的技术竞争、商业合作和学术交流留下空间。若政府间对话受到少数企业利益和企业领导人个人认知的持续干扰，任何技术争议都可能迅速升级为制裁问题，任何产业突破都可能被解释为安全威胁。

对此，中美两国政府应共同关注来自硅谷科技公司的新型风险变量。双方可以推动建立企业政策游说披露机制，要求参与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AI企业说明自身商业利益；建立第三方技术验证机制，对模型“蒸馏”、知识产权和安全能力指控进行独立评估；设定清晰证据门槛，防止未经核实的企业材料直接触发制裁和出口限制；在政府对话框架下引入开放模型、闭源模型、算力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多元代表，避免少数企业垄断议程设置权。

AI竞争最终要依靠技术能力、产业效率、产品质量和治理水平。个别企业无力在正常竞争中维持垄断优势时，更不应借助政治游说和认知塑造封堵竞争对手。中美政府有责任进行有效的协同治理，防止企业的一己之私扰动AI合作，更应避免其破坏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