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双忠三贤：河南省邓州历史上六个人，撑起半部中国史

#邓州#​​​​​

穰东镇张寨村口有一通石碑，不高，三米，宽不过六十五公分。上面刻着“医圣张仲景故里”几个字。路过的人不一定都会停下来看，但停下来看的人，大多会站一会儿。

一千八百多年前，张仲景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他年轻时候读《史记·扁鹊列传》，读出了心思，拜同郡的张伯祖为师，没几年功夫，学得比老师还精深。汉灵帝建宁年间，他被举了孝廉，后来做到长沙太守。按说官不小了，可他每到初一十五就打开衙门，让老百姓进来看病——这就是“坐堂行医”的来历。再后来，他干脆弃了官，专心研究医学。他写的《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都具备的医学经典。今天学中医的人，没人绕得开这本书。日本、朝鲜、东南亚的医生也在读。

一个邓州人，用一本书影响了全世界——这话听着像个口号，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离穰东不远的张村镇有个冠军村。村名从西汉霍去病封冠军侯那会儿就传下来了。东汉的时候，这个村子又出了两个人——贾复和杜茂。贾复在“云台二十八将”里排第三，杜茂排第二十一。贾复本是读书人，后来拉起队伍跟了刘秀。两个人死后都葬回了冠军村。一个村子，西汉一个侯，东汉两个将，搁哪个地方都不多见。可邓州人好像不太拿这个说事，村里人该种地种地，该过日子过日子。那些坟冢就在田边地头，风吹日晒的。这种淡然，反倒让人觉得厚重。

到了南北朝，邓州又出了个人物——宗懔。他不像别人那样建功立业，而是写了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这本书专门记录老百姓一年到头怎么过节、怎么祭祀、怎么婚嫁。正月吃什么，端午怎么过，除夕有什么讲究，全记下来了。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人觉得这些事不值得写，可宗懔不这么想。他觉得老百姓的日子就是历史。

一个邓州人，用一支笔把中国人的日子留了下来。

唐代的邓州彭桥镇寺北张，出了个人叫张巡。安史之乱的时候，他带着几千人守睢阳，对面是十三万叛军。城里没粮了，罗雀掘鼠，煮树皮和纸来吃。城始终没破。睢阳守住了，江南就保住了，唐王朝才有了翻盘的机会。张巡战死后，唐肃宗追封他为邓国公。

邓州人敬他，在城里建了座双忠祠，把他和明代的铁铉放在一起供奉。铁铉也是邓州人，靖难之役的时候死守济南，城也没破。两个人隔了六百多年，做的却是同一件事——守住一座城，护住一城人。双忠祠的门联写得好：“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

一个地方能出两个这样的人，不是偶然。

到了明代，邓州又出了位重臣，叫李贤。他是邓州长乐林人，宣德八年考中进士，从吏部侍郎一路做到内阁首辅。《明史》说他“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意思是自打“三杨”之后，没有哪个大臣像他这样受皇帝信任。可他不是靠溜须拍马，是凭本事说话。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大败，英宗被俘，他死里逃生回到京城。痛定思痛，他上奏《正本十策》，从勤政、节俭到整军、结民心，条条切中时弊。

一个人能在打了败仗之后不慌不乱，还想着怎么把局面扳回来，这比打胜仗还难。

到了清代，邓州又出了父子两代名人——彭而述和彭始抟。彭而述是明崇祯十三年的进士，入清后官至云南左布政使。他的第五个儿子彭始抟更不得了，康熙二十七年中进士，后来做了雍正帝的老师。据说雍正小时候背书不熟练，被彭始抟罚过跪。严师出高徒，这话搁在帝王家也一样。父子两代，一个封疆大吏，一个帝王之师，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少有的。可邓州人说起他们来，语气平淡得像在说隔壁邻居家的事。

最后要说的这位，其实不是邓州人，但他跟邓州的关系太深了——范仲淹。

庆历五年，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失败了，被贬到邓州做知州。那一年他五十六岁。换个人可能垂头丧气，可范仲淹没有。他发现邓州学风不兴，就在城东南的百花洲旁边建了座书院，取名花洲书院。第二年，他的朋友滕子京重修了岳阳楼，寄来一封信和一幅《洞庭晚秋图》，请他写篇文章。范仲淹一辈子没去过岳阳，可就在花洲书院的春风堂里，对着那幅画，写下了不到四百字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让多少人记了一千年。

范仲淹之后，花洲书院一直办到清末。这所书院后来出了不少人——北宋邓州文科状元贾黯、理学创始人张载、当代作家姚雪垠和二月河，都跟这所书院有关。

贾黯就是邓州本地人。庆历六年他中了状元，回到邓州，专程到花洲书院拜见范仲淹。他问范仲淹：晚辈中了科第，不明事理，请老前辈教教怎么做人、怎么为官。范仲淹想了想，说了两个字——“不欺”。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的良心。贾黯把这两个字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官至御史中丞，以直言敢谏闻名。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敢说话，他说：“我得范公‘不欺’二字，终身受用不尽。”

这两个字，比什么大道理都实在。

我有时候想，邓州这个地方，历史上既不是都城，也不是什么经济中心，为什么能出这么多人物？后来慢慢琢磨明白了——这地方的人有一种朴素的价值观：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张仲景弃官行医，对得起病人的良心；张巡死守睢阳，对得起一城百姓的良心；铁铉死守济南，对得起自己那份忠义；李贤写《正本十策》，对得起国家的良心；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对得起朋友的托付，也对得起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信念；贾黯把“不欺”二字记了一辈子，对得起老师的教诲。这些人做的事不一样，但底子是一样的——心里有别人，有百姓，有良心。

邓州人管城里那条路叫三贤路。韩愈、寇准、范仲淹，三个人，三种身份，三种人生，都跟邓州有过交集。韩愈祖籍邓州，寇准和范仲淹都曾谪守邓州。明代邓州人建了三贤祠，把他们供在一起。一个地方的人，愿意把路过的人、贬来的人、祖籍在这儿的人，一并供奉起来，这份心胸，比什么都说明问题。

这些东西，不是靠说教传下来的。是靠一代一代人做出来的。穰东镇张寨村那通碑还在，张村镇冠军村那些坟冢还在，彭桥镇寺北张的庄稼一年年地种、一年年地收，双忠祠那副对联还在，花洲书院里偶尔还能听到读书声，三贤路上车来人往。没人天天把那些名字挂在嘴边。但那些名字、那些事，就像地下的根，看不见，却让整片土地有了不一样的质地。

这大概就是邓州最让人踏实的地方——它不需要靠吹嘘来证明自己。那些实实在在的人，那些实实在在的事，就在那儿，不走，也不散。